民国十大汉汗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民国十大汉汗,第1张

十大汉奸为:

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

民国十大汉奸虽然出身不同,性格迥异,先后投敌卖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或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膨胀,或出于个人私利得不到满足,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然而,他们最终都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汉书

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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