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代文言文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或者某种学问的标准不应该是有用和无用这样简单地加以论断，有用和无用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以我们目前不需要，不喜欢它，而说它无用。

其次，当前我们的白话文都是演变自文言文，其历史也不过一百年而已。我们岂能忘本？第三，我们虽然不用文言文，但是，目前生活中常用的很多词语都保留了文言文，如果不加以学习是难以理解的。

比如，见谅二字，有多少人知道见的意思呢？见的意思是指我，受事方。也就是谅我，即原谅我。

再次，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古代诗文还是有很多能感染我们的。比如劝学，六国论，兰亭集序，不胜枚举。

最后，文言文对于陶冶情操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当前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文言文的。

希望你也能多看看古代诗文，毕竟中国号称博大精深。但是现状可悲呀。

中国文化之本不可丢。

2 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性

最直接的重要性就是：你考试要考，不学考试不及格你就会倒霉。（这个是说笑的）

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载体，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拓宽视野，培养自己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是有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又是融会贯通的，很多现在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在古代典籍中都能找到，如果对文言文一窍不通，那根本无法深入研究。而且文言文并不是学文科的人才需要学。比如说你要做个物理学家，古文献中有很多物理知识，以散文或笔记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了，你需要参考这些文献，但是并不会有人帮你翻译好现成的现代汉语，那你只能自己捧着古书看古文了。又比如说你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古代有很多管理哲学可以借鉴，又需要你从古籍中去学习，看不懂文言文不是很惨？

再从个人修养上来说，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深化自己的思想，对个人气质、生活态度都有影响。

所以咯，有兴趣就好好学，没兴趣的至少也打个基础吧。总有一天是用得到的。

3 学好古文最重要的是什么

怎样学习文言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推荐的两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教学占了整个教学内容的40%，而且相对集中在高一年级。

其中，高中《语文〈试验本〉》高一年级两个学期各6个单元，文言文分别占3个单元；《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高一年级则全年集中文言文教学，上下册各4个单元。在文言文教学总量扩大、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学好文言文，本文想结合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谈一些想法。

新修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文言文教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重点掌握常见的150个文言实词，18个文言虚词和重要的文言句式在课文中的用法。

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文言文阅读的要求和方法，二是文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和掌握。下面试作分别说明。

首先，文言文阅读的要求和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诵读、理解、背诵 。诵读、理解、背诵，诵读是核心、是关键、是文言文学习的立足点。

所谓诵读，朱自清先生曾说：“诵读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培养学生的了解和写作能力，教学的时候先由老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着读，有时还得背诵，除背诵以外都可以看着书。”由此可以看出，在诵读教学中，除掉老师的范读外，学生所要作的就是“跟着读”、“练着读”、“背诵”和“看着书（读）”，换句话说，诵读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探究的学习过程。

这当中，读是关键。读，首先要听老师范读。

从老师的范读中应该领悟些什么，请看梁实秋先生回忆他的老师徐锦澄先生讲课：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感情，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于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章的腔调、板眼、感情、气势、抑扬顿挫以及所蕴藏着的意义，都要通过朗诵表达出来。而学生在听老师的范读中，也正要获得对文章的这方面的最初的也是最直观的印象和认识，从而激发起自己诵读的欲望，以达到进一步“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目的。

腔调、板眼、感情、气势、抑扬顿挫以及文字所蕴藏着的意义等等，不是一下子就读得出来的，它是学生在不断地听范读、跟着读、练着读的诵读过程中逐步体会、领悟、感知得来的。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读音正确。

这是由于文言文中多生僻字，又间有通假字、多音字和破读所决定的。一般来说，课文注释中对这一些都注明了读音，要依据注音，认真读准。

这里要着重提一提“破读”的问题。所谓“破读”，就是改变字（词）的读音以区别不同的意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

如“衣”用作名词时读yī，用作动词（穿衣）时读yì；“食”在表示吃时读shí， 在表示给人吃时读sì。不过现在有的破读音已经进入现代汉语中，一般字典也已有注明，如美好的“好”（形容词）读hǎo，爱好的“好”（动词）读hào，难易的“难”（形容词）读nán，灾难的“难”读nàn等等。

而有些破读现在已不加特别区分，如叶公好龙的“叶”，旧读shè，现在可以读为yè了。掌握破读，对辨析词性词义，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要注意停顿。包括句中停顿和句间停顿。

能正确划分句中停顿和句间停顿，表明了对语句层次和大意的正确理解，这要在对词句含义理解的训练中，通过诵读来实现。 此外，还要注意读出语气、读出语势，等等。

实际上，诵读就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至可以背诵的学习过程。 我们不赞成在文言文的学习中，搞繁琐的语法分析，机械的诵记名词术语，也不主张呆板的所谓字字落实、句句落实。

我们主张学习文言文，要在诵读中感知，在诵读中领悟，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的素材，最后达到将文言变成自己语言习惯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诵读、识记、理解是同步进行的。

我们所说的对文言文的理解，主要是指对文章内容上的整体的领会、把握。这种领会和把握应当：①着眼于全篇的内容；②着眼于文意的沟通；③着眼于文章的篇章。

至于背诵，这也是由于文言文学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字词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熟读成诵才能做到。

而且，语言文字的学习，概念和规则并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了规则就能说话、写作、阅读；语言学习是先实践、运用，然后理解。因而语文学习需要背诵，而文言文的学习则更强调背诵了。

能够“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靠背诵量的不断积累。因此，新修订的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都对背诵作了量的规定。

其中，小学背诵古诗词80首，初中背诵文言文20篇、古诗词50首，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样一些篇目全部诵读至背诵，烂熟于心，达到上述文言文阅读。

4 文言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中国在1918年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5 文言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言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加工。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中国在1918年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6 学习古诗未过时的理由

评古诗是否过时首先要认清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古诗出现的社会基础是我国处于奴隶和封建社会时期，经济不发达，文化普及率低。在古代，古诗可以说是文人雅士的时尚。当今时代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信息的迅速传播更有利于社会发展。通俗的文化更符合时代要求。从这一点考虑，古诗不符合现代对文化的要求，也就是过时了。

但是，在文学领域，古诗却拥有永久的魅力，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珍贵的艺术品。不了解古诗的人不会完全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它是中华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说它过时了就是从根源上否定了中国文化。因此在文学领域，古诗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忽视。

并非时下流行的就都是进步的。文明也有衰退的时候。时下的通俗文化是否是进步的还值得怀疑。当人们文化水平都提高了，大家也就不屑于说那些没营养的话了。

7 文言文、诗、诗歌是怎么区分的

(1)文言文很精彩。

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 （2）文言文是知识。

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级文字（学）的基础。

（3）文言文也是技巧。汉语的表述、描绘、组合、转变、喻式、铺比、推演……在思想的表达上充分承载了汉文明的风格。

掌握文言文物理结构，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比较精深，对新汉语的构造将有“法”可依。 （4）“文言文”是“白话文”的相对。

这个词的结构是这样的：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字”，“言”是语言。

“文言”则指“文字化了的语言”。它说明两层意思：其一，指明文言文本是一种语言；其二，这个语言后来被文字化了。

“被文字化了”的语言也有两重含义：其一，可以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的文化，比如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二，语言功能退出生活，以文字的形式成为历史。 “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被文字化了的语言的一种文体。

后面那个“文”指文体。 （5）那么文言文除了在考古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吗？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生活的应用价值？我想是有的。

在传统形式的生活淡化出现代社会时，只不过人们忽略了一些边缘地区的社会生活，才造成现代应用对文言文的怀疑或者忽略。比如在宗教建设中，某些碑刻仍然会用文言文撰写，仍然采用书法书写，使用工具镌刻。

篆书的应用也大多如此。 （6）“文言文”这个名词也可以涵载语言与文字之间在文化历史上的相互关系。

某种形式上，一旦某种语言——包括方言——被“文”化，“文字”化，也就是书面化，其语言魅力顿减，而文字功能倍增。因为语言通常是口头相传，与生活密切相关，语言尚未进入文化状态，它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保留，没有文字的扩展性能。

（7）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种错觉：古时人说话也是这么说的么？我想这可以用现在时态下书面语与口头语在表述上的不同来“感受”，它们之间在结构上规则上并无大的区别。也可以推测，古人说话只不过比文言文更随意，更白化通俗而已，“三言两拍”也可以做参考了。

至于现在我们阅读文言文，当然不代表在重复古人的说话，而是在朗诵或者默读一种文体。 （8）阅读文言文，感受的是一种极为明晰的思路，就好像偶尔阅读西方哲人著作，很有那种应有的肃穆。

〈古文翻译口诀〉 古文翻译，自有顺序，首览全篇，掌握大意； 先明主题，搜集信息，由段到句，从句到词， 全都理解，连贯一起，对待难句，则需心细， 照顾前文，联系后句，仔细斟酌，揣摩语气， 力求做到，合情合理，词句之间，联系紧密。 若有省略，补出本意，加上括号，表示增益。

人名地名，不必翻译，人身称谓，依照贯例， “吾”“余”为我，“尔”“汝”为你。 省略倒装，都有规律。

实词虚词，随文释义，敏化语感，因句而异。 译完之后，还须仔细，逐句对照，体会语气， 句子流畅，再行搁笔。

诗是一种文学体裁，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现象来高度集中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

它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敬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

这样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

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 诗学关于诗，就像美学关于美一样，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如果你问一位诗学家“什么是诗”，就像你问一位美学家“什么是美”一样，是难以得到你满意的回答的。诗之所以难于定义，大概因为“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而且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当诗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时，“什么是诗”就显得更为纷纭复杂了。海德格尔就不满于“把诗归入文学”，对“诗必在文学之中谋得其存在形式”不以为然。

这不免是偏颇之论。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当然应该属于文学，文学包括诗、散文和小说等，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不过，这里所谓的诗，只是狭义的诗。

还有一种广义的诗。广义的诗就不再属于文学，不再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了。

当我们把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混乱，诗的定义就开始明晰了。 广义的诗 广义的诗，是一切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通称，是自然美、艺术美和人生美的代名词，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的灵魂逃逸现实后的栖息方式。

作为艺术的通称，我们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诗：音乐是在。

8 现代科技发达要不要学文言文

当然要学了文言文是知识

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绪论》中指出：汉语的古代书面语大致有两个系统：文言和白话。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文言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言文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是文言，使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书面语言上取得了统一。作为历朝历代通用的书面语形式，文言记载了中华古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文言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得以传承下来，文言文功不可没。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来，经过炎黄子孙一代代的创造和积累，中国文化虽历尽沧桑，却绵延不绝，其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列举了中国在一百多个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并认为有许多古老的发明都源自中国。除科技之外，在哲学、政治、法律、宗教、历史、教育、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历法、地学、军事，……等各个领域，我们的祖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得到完整而有序的保存，靠的就是文言。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列有一万多种、十万多卷，这还不算《四库全书未收书目》和《丛书总录》中所著录的。在这座由文言的“砖石”砌成的文化宝库里，浓缩着中华文明的景观，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反映着历朝历代的生活，透视着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

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是由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发展变化而来的。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犹如一条墨写的黄河，蜿蜒至今，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既有差异性，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中有一些行业需要文言文，如：考古。

9 文言文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背翻译吗

文言文要翻译要忠于原文，沟通古今。 忠于原文，就是原文中每一个字都要落实。“留” “增”“换”“删”“补”“调”

1 “留”，就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不译。在文言文中凡是国名、地名，人名、官名、帝号、年号、器物名、度量衡等，因为一般都无法与现代汉语对译。“由，诲女知之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2“增”就是单音节词翻译时变成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见二虫斗草间”“温故而知新”

3 “换”，用现代汉语词语替换古义词。有的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意义已经变化了，有的词义广大，有的词义缩小，有的词义转移，有的词感 彩变化，有的名称说法改变。因此，要根据原文的语境确定词义，且不可以今义当古义。下面几例翻译均是不妥的。

下面几例翻译均是不妥的。 1“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

3、先帝不以臣卑鄙。

译成：先帝（刘备）不认为我卑鄙 。

例3的“卑鄙”属于感 彩变化。在古代这个词是中性词，指地位低下，见识浅陋。现在是贬义词，指人的行为或品质恶劣。

4“删”，就是删略。在文言文中有些 没有实在的意义的词，如语气 助词、表示停顿、凑足音节的作用的词，或者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它们，虽然在原文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翻译时，因为没有相当的词可以用来表示它，应该删除不译。比如表示判断的“者”和“也”或“……者也”“者……也……”，在翻译时应该从译句中去掉，并在适当的地方加上判断词“是”。发语词、凑足音节的助词、结构倒装的标志、句中停顿的词、个别连词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补”，就是根据现代语言习惯或表达需要作必要的添补。

一是省略的添补。文言文常有省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连词、量词的现象，翻译时要按现代汉语习惯加以增补。二是内容的添补。 在翻译时，有时为了文句符合现代汉语习惯，语意更顺畅，必须增添一些内容，才算恰当，

“调”，就是调整语序、句序。翻译时应按现代汉语习惯，对主谓倒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等语序调整。

古代主要是蔗糖，但基本上也算白砂糖了。

白砂糖

白砂糖、绵白糖都称白糖，蔗糖含量一般在95%上。白砂糖颗粒均匀整齐、糖质坚硬、松散干燥、无杂质，是食糖中含蔗糖最多、纯度最高的品种，也是较易贮存的一种食糖。

据近代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远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懂得从自然界中的物质，例如蜂蜜、鲜果等之中获取甜味食物了，但这些甜味食物还只能算自然物质而不能算人类的加工制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糖业发展基本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业制糖和机械化制糖等三个大致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总的趋势，而我国则是这个总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殷商末年，我们的先民们就知道用谷物来制造甜味食品了。在西周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的诗句，诗的意思是在西周远祖的古公亶父时代，周人西迁到了周原（今陕西岐山），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野菜也象饴一样的甜蜜。据此我们可知，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饴这种东西了。所谓饴，就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一般叫麦芽糖，也称饴糖。史实证明，早在蔗糖问世之前，作为甜类食品，饴糖的食用已经很普遍了。饴糖的制造是以谷物的淀粉掺和麦芽再经过醣化熬煮而形成的粘稠状制品，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从西周至唐代之间的史籍中都有许多食用和制作的记载，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饧哺》中记叙最为详尽，乃至直到今天，一些家庭式作坊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并供应市场。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饴糖更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古代的印度，这在其古籍《吠陀经》中可以知道；另一处就是古代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年爱国诗人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句，意为在烹煮鳖鱼和煎炸羊羔这些美味食品的时候，还要淋上一些“柘浆”调味。所谓柘浆，也就是指甘蔗榨出来的甜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不但已经有了甘蔗的种植，而且人们已经能够懂得榨出其中的甜汁来作烹调食物时的调味品；又由于《招魂》一诗通篇描写的是民间常见的招徕亡魂的风俗礼仪，与之同时描写的还有稻、麦、鸡、牛等民间常用的食物，这足以说明蔗类制品的榨取与食用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西汉时代，蔗类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歆《西京杂记》曾述及“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 ，所谓石蜜，即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态制品，这与战国后期的液态“柘浆”，应该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高帝即是指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可知汉初的蔗糖制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则就不会作为贡品上献于皇帝。当然，汉代之际柘浆依然存在，不过功能又有了进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浆析朝酲”之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贵人们早上犹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见，至迟在西汉中期，人们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往往用来作解酒之用。

同样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名作《子虚赋》，其中在描述楚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而“诸蔗”就是甘蔗。这可以说明，大致在司马相如在世时的西汉中期这两百余年之中，对于蔗汁的食用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比较常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制取与食用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不但在司马相如的文赋中屡有出现，同时也见于同时代的其它人，例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南方有��之林……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多则伤人。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一词，后来逐渐写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类植物的产地，甚至还指出了“多则伤人”这样科学论断，这与当代医学之中认为糖类制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笔者据此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则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简牍中有“糖一笥”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物能放置于竹笥之中，当是固态的制成品而无疑。这不但与战国时期液态的“柘浆”，在技术上可说是大大地进了一步，而且与汉初越国王献与高皇帝的贡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到了东汉的张衡著《七辨》，其中有“沙饴石蜜”的称谓。所谓“沙饴”，即是指结晶状糖类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呈粘稠状，而要想得到结晶状糖类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种取代物的。应该说，最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食用到具有砂糖雏形的蔗糖制品了。西汉末年刘向作《杖铭》说：“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在铭中，刘向将甘蔗的特性用作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二、 三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简况

《三国志·吴志》中记载：吴主孙亮曾使黄门（宦者）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食用。所谓甘蔗饧，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甘蔗饧”则已经已经是真正意义上蔗糖了，它的形态是一种特意为之的粘稠状，其软柔的特性更能适应人们的食用，其意义就象今天的人吃软糖远多于吃硬糖一样，这与战国时代相比确实进了一大步。此外，这则记载还明白地告诉了后人“甘蔗饧”的产地是交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由于甘蔗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饧”来自于交州，这是合乎甘蔗生长特点的。

晋代嵇含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其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榨）取其汁曝晒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这则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甘蔗的产地和蔗糖的生产方法。与之同时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际尚存）有这样的记载：“笮（榨）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这与《南方草木状》和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词，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广大地区，最早出现在《魏书·李寿传》中：“封（李寿）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今考当时的建宁国，即为今天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生产过程，则是借助于太阳的曝晒。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许受到了食盐生产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浆在太阳曝晒的光合与蒸发作用下，形成了固态的结晶体，这与后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产原理上还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东晋卢谌著《祭法》一书，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记载 ，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这一名词，它与西汉时代的“诸柘”一样，都是由嚼食甘蔗时的嘴部动作“咀咋”一词变化而来的。与卢谌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从尾吃到头，每逢有人因惊讶而相问时，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 。顾恺之的吃法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非议，但却使我们知道东晋时期人们对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当普遍。

另一位东晋大学者陶弘景著《名医别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也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公元六世纪的古代中国，已经能够制作“沙糖”了。所谓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砾状的结晶糖，这与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格局。由于甘蔗的大量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爆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遗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中国晋、唐僧人法显、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产方式相对先进，它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有更快的生产周期。唐太宗不惜远离数万里之遥而派人前往，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更具实际意义。

当摩揭它的制糖法取来之后，扬州生长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属于扬州管辖范围下的岭南东西两道，即今天的广东与广西。由于岭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质量远比西域摩揭它国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蔗糖在味与色的方面都远胜于摩揭它国产品。

“沙糖”一词，从上文可知，出自于唐初，由于其呈河砂状，故名。今天一般写作“砂糖”。又由于其色泽为白色霜状物，因而当时又称为“霜糖”。我们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与赤砂糖之分，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白砂糖远比赤砂糖复杂，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当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纯及脱色工艺，其生产流程应该与今天的现代法生产流程相去不远，在没有一定的化学工业知识为前提基础下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的生产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国内的制糖工匠发明了“滴漏法”为蔗糖脱色。其法是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一个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从上淋入黄泥浆，以现代技术观点而言是把黄泥浆作为吸附式脱色剂来制取白糖。这种办法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古代的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于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而进行生产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蔗糖生产，源于战国而定型于唐初，这是史有明文的记载，应该成为基本的定论。

三、宋代以后人们对于蔗糖的食用及生产

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至此中国方有沙糖。”此后一些述及中国蔗糖历史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砂糖始于唐初。但此论其实并不确切，早在汉代以前，“沙糖”一词就已出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曾以“沙糖”调制“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又有“取（蔗）汁为沙糖甚益人”之语，可见远在唐初之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结晶状砂糖，只不过唐太宗派人从西域摩揭它国学习相对较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使中国的砂糖生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跃进罢了。

可以认为，中国蔗糖的生产，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是在唐、宋两朝之际，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据宋代洪迈所作《容斋随笔》载，宋代蔗糖的产区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属广东）、广汉、遂宁（均属今四川）等五个地区，其中就质量而言以遂宁所产的为最好。远在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邹的和尚来到遂宁（今属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当地的居民黄氏制造霜糖。到了北宋时期，繖山一带民众广植甘蔗，致使这一带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占十分之四，而以制糖为业的占十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遂宁的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居民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所产的蔗糖当时称为糖霜，可知当为白色结晶状。

在遂宁当时所种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个品种，其名称分别是杜蔗、西蔗、艻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称为“昆仑蔗”，主要用于生吃；艻蔗又称为“获蔗”，可以用来制作沙糖；西蔗能够制作糖霜，但由于颜色并不纯白而略带浅色，因而在当地价格并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来制作糖霜，颜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价格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最损耗地力，因而凡头年种过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种五谷，用以休息地力，否则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产方面，据记载已经有了专业化较强的生产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镰；堆垛甘蔗的有专用的蔗凳；榨甘蔗汁的有蔗碾、榨斗和榨床；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创应奉司，专门管理各地上贡朝廷的贡品，其中遂宁就以糖霜为主，每年要进贡数千斤。宣和末年应奉司停办，当时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见到遂宁所产的糖霜产品。

宋代遂宁所产的糖霜，在当时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可以从宋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苏东坡有一次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有遂宁僧名圆宝者为寺中住持，于是东坡作诗赠之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盖因东坡知圆宝为遂宁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遂宁的特产糖霜，由于可见当时遂宁糖霜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一首极具风趣的糖霜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因品尝到遂宁糖霜，感觉到其味极其鲜美而特地给好友梓州雍熙长老寄去一包并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诗：“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在这里，黄庭坚采用了极具夸张的修饰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写，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应星作《开工开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详尽地记叙了种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某些地方的叙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谱》更为详尽。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法，与现代制糖业所采用的多重压榨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所叙的石灰法，其生产原理在现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迟在唐宋之际，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鸟仓龙治所作《冲绳一千年史》载，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制糖技术。而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中国的福州、泉州一带制糖业十分发达，远销至海外。又隔了大约二、三百年，大约在明代中期，从中国移居海外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然后再传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各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则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印度经阿拉伯人所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 。

西方各国对于糖的研究，据记载始于十六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弗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并受到重视；直到1786年，马格拉弗的学生F·阿哈尔德由于其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获得成功，才促使他利用其老师的科研究成果而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单糖成为现实。从化学结构而言，这种单糖与蔗糖是相一致的，是以人们认为，阿哈尔德从甜菜中提取到了蔗糖。1799年，阿哈尔德正式发表论文，宣告了这一消息。到了1802年，阿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恩建成了第一座甜菜糖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采用脱色吸附剂用于甜菜糖的精制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国外才开始用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工艺制造糖类制品，与中国唐代初年就能生产纯白的蔗糖相比，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设中华精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以土糖为原料生产精炼糖，每天能处理土糖4000担。第三年，该公司又在广东汕头的角石镇开设精糖分厂，以适应内地的需求。除此之外，由英国商人管理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炼糖公司，其后美、日等国商人相继来中国建厂制糖，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这些糖厂不久都相继倒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的东北开始有人种植制糖用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能日加工甜菜350吨，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年，另一座同等规模的呼兰糖厂建成。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以认为不论是甜菜制糖厂，还是甘蔗制糖厂；不论是外资兴办，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国内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方式仍是遍布城乡。

从30年代开始直到建国之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企图通过创办糖业，充实自己实力，对兴办机械化制糖业不遗余力。仅以广东一省而言，就能日产蔗糖7000吨，但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糖厂都最后走向破产的归宿

　古人的天文知识不仅丰富，而且也很普及。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以下介绍七政五纬、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天文基本概念。

　 一、七政、五纬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称七政，也叫七曜。其中金木水火土合起来又称五纬。

　金星古称明星，又名太白，这是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的“子兴视夜，明星有灿”（《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常称为岁星，简称岁

　水星又叫辰星。

　火星古名荧惑。

　土星又叫镇星或填星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在西方则为飞马坐的αβ两星。如《左传庄公十九年》“水昏而正栽”。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火也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恒星中的大火，特指心宿二，在西方则天蝎座的α星，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

二、二十八宿、四象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因为恒星相互间的位置相对稳定不变，可以用它们来做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古人选取黄道赤道附近的十十八星宿作为坐标。下面先介绍一下黄道、赤道。

　黄道是古人假想的太阳周年运行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为研究天文而假想的，通常是以地球为中心，无限长为半径的球体）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尽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的视运动轨迹就是黄道。

　赤道不是指地球的赤道，而是指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星宿不是一颗星，而是邻近若干得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几颗恒星联系起来，东西南北各有七宿，每七宿，想象成一种动物，称为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扣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亢音kang4，氐音di1，箕音ji1，昴音mao3，觜音zi1，参shen1，轸zhen3)。苍龙、玄武、白虎和朱雀称为四象。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动物。

　古人以二十八宿来观测日月和五个行星的运行。了解了这一点，古书上的一些内容就不难懂了。《尚书》“月离于毕”指的是月亮附于毕宿（离通丽，附着的意思）；《论衡》“荧惑守心”指的是火星位于心宿；《诗经》“太白食昴”指金星遮蔽了昴宿。

　二十八宿不仅用于观测日月五星，有的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古人认为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另外，古人还按以上述二十八宿为主体，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28个不等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28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了。

三、三垣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了二十八宿以外，还有所谓三垣。既然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它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北斗七星在古代天文也占有重要地位。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斗，天下皆春；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叁垣

　◇紫微垣：一名紫宫垣或简称紫垣，（紫微宫，紫宫）。位北斗东北，有星十五，东西列，以北极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八星，由南起曰：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少丞。西蕃七星，由南起曰：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左右枢之间如开闭之象者曰闾阖门，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晋书天文志：『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一曰旗星，为蕃卫备蕃臣也。』宋史天文志：『紫微垣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

　◇天市垣：位於房心东北，有星二十二，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十一星，由南起曰：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蕃十一星，由南起曰：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史记天官书：『房心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正义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观象玩占：『天市垣，一曰天府，一曰长城，一曰天旗庭。』中。史记天官书：『房心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正义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观象玩占：『天市垣，一曰天府，一曰长城,一曰天旗庭。』

　◇太微垣：位北斗之南，轸翼之北，有星十,以五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四星由南起曰：上相，次相，次将，上将，西蕃四星由南起曰：上将,次将，次相，上相，南蕃二星东曰左执法，西曰右执法，其间曰端门，右执法门西为右掖门,左执法东间为左掖门。史记天官书：『南宫，朱鸟，权衡，衡,太虚，叁光之庭。』宋均云：『太微,天帝南宫也。』广雅：『太微房谓之明堂。』晋书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座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

　四、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每次中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由于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止界限不能宿与宿之间的界限一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列表如下：

　十二次二十八宿

　01．星纪斗牛女

　02．玄枵女虚危

　03．诹訾危室壁奎

　04．降娄奎娄胃

　05．大梁胃昴毕

　06．实沈毕觜参井

　07．鹑首井鬼柳

　08．鹑火柳星张

　09．鹑尾张翼轸

　10．寿星轸角亢氐

　11．大火氐房心尾

　12．析木尾箕斗

　枵音xiao1，诹訾音zou1zi1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称为黄道带，也自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起止界限与中国的十二次略有差异，大致对照如下：

　十二次黄道十二宫

　01．星纪摩羯宫

　02．玄枵宝瓶宫

　03．诹訾双鱼宫

　04．降娄白羊宫

　05．大梁金牛宫

　06．实沈双子宫

　07．鹑首巨蟹宫

　08．鹑火狮子宫

　09．鹑尾室女宫

　10．寿星天秤宫

　11．大火天蝎宫

　12．析木人马宫

　古人创立十二次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用来指示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木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拒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在“岁在玄枵”等。

　十二次的名称，多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是次名，同时又是心宿的星名。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又和南方朱雀有关，朱雀七宿也正属于这天宿内。

五、分野

　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图，使它们相互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这种看法，即是“分野”的概念。

　1．星宿与国的对应

　宿国

　角亢郑

　氐房心宋

　尾箕燕

　斗牛越

　女吴

　虚危齐

　室壁卫

　奎娄鲁

　胃昴毕魏

　觜参赵

　井鬼秦

　柳星张周

　翼轸楚

　2．星宿与州的对应

　宿州

　角亢氐兖州

　房心豫州

　尾箕幽州

　斗江湖

　牛女扬州

　虚危青州

　室壁并州

　奎娄胃徐州

　昴毕冀州

　觜参益州

　井鬼雍州

　柳星张三河

　翼轸荆州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下图所示:

　十二次国

　星纪吴越

　玄枵齐

　诹訾卫

　降娄鲁

　大梁赵

　实沈晋

　鹑首秦

　鹑火周

　鹑尾楚

　寿星郑

　大火宋

　析木燕

　古人的建立分野的目的在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论衡》中谈到荧惑守心时就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视当君。”对野有了了解，就可以知道古代作家在写到某地区时会连写到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如庚信《衷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指的就是所描绘的地方的星宿分野。

　古代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联系到一起的。如日食是上帝对当政者的警告，彗星的出现象征关兵灾。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而荧惑运行到某一星配，这个地区就会有灾祸等。古人还认为，一些天象的变化还是水旱、饥馑、疾疫、盗贼等自然、社会现象的预兆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