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成都的旧书市场　九眼桥书市，曾经名气很大，规模也大，现已搬到了老马路，规模与好书都少了很多很多，原来的地方盖起了高楼。

　　青华路成都文物古玩市场，现存的旧书店中算是较有意思的地方了。一楼有两家，其中一家少数民族的史料较多，经常会有惊喜，在那里找到的藏族原始宗教资料和嘉绒藏族研究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还发现过一本北大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的论语批注，可当笑话看。另一家是淘书斋的分店。五楼有个书市，书类较杂，真正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才是淘，但这里只在周三周日营业。

　　梨花街，现存的旧书店中规模比较大的地方。淘书斋的总店就是四楼，好书多，品相亦不错。不过，总的来说，淘书斋并非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很难有“淘”的快感，老板太精明，定价太“适当”了。

　　武成大街，有家全蜀艺文史书局，书多，品相也还可以，但定价太贵，服务不具亲和力，去过一次没有再去的欲望。寻书的人还是可以一看。

　　送仙桥艺术城，二楼有几家，最近没去看，不知还在否。

　　双林路，猛追湾邮局附近有一家，品相较差，但路过那里时总是鬼使神差地进去看一看，尽管很少买书。

　　春熙路，曾有家成都古籍书店，早已消失不见。当时在麦当劳旁边看到书店的牌子，让我心中一暖。似乎在这里买了些巴蜀郡县志、巴蜀禅灯录、清代版刻一隅、清代野史等。倒不是说这个书店只有这等书，只是买这等书才能跟这等书店相配。现在春熙路能令我感到温暖的地方只有一条小巷中的一家碟店了。

　　祠堂街，人民公园对面曾有好几家，是我在成都最早去的旧书店之一，现在一家也没有了。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伯尔等不少人的东西都是在那里发现的，当时对如此好的书却卖的如此便宜，大感惊讶，于是对旧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仁厚街，曾有家有点古意的小书店，在那里买过一套影印康熙字典，不知怎么老板一高兴送了本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结果后来我对纳博科夫的喜欢远远超过了那本康熙字典。现在大门紧闭，只剩写有店名的牌匾孤独的在那里。

　　建设路附近有几家，不知搬迁还是死掉了，总之是找不到了。

　　另外还有五块石，去过，书的品相实在不敢令人恭维，且极多盗版书。郭安桥，据说有些规模，未去，不去也罢，或者不在了，或者即使还在也是令人失望。

      最有智慧的古书排名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

      《菜根谭》、《幽梦影》、《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 国外的如英国培根《人生论》，

      NO10 锏 锏，(铁)鞭类，长而无刃，有四棱，长为四尺(宋制四尺为一米二)， 后来才有了杨家枪和杨家将的故事NO3 矛 有古书上也说矛=枪， 但从一些小说和文

中国最神秘的一部古书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内容包括一些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和一些远古神话和传说

      十三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中国十大旷世古书

      按古籍影响 周易、论语、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本草纲目、伤寒论、四库全书、六艺十三经、孙子兵法 以下是按古籍年代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唐成都府BIAN家刻本《陀罗尼经咒》宋杭州猫儿桥刻本《文选五臣注》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元大德三年《稼轩长短句》按古籍类别: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 总之门类繁多，不可细数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中国古书:《三字经》、《黄帝内经》、《山海经》、《资治通鉴》、《道德经》、《奇门遁甲》、《孙子兵法》《易经》、《增广贤文》、《论语》、《史记》、《汉书

中国人十大必读古书

      1、中国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诗经》 孔子 2、兵家韬略之首 《孙子兵法》 孔武 3、垂范千古的儒家经典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 4、中国道家学说的开山之作 《老子》 老子5、最爱中国人推崇的英雄传奇 《水浒》 施耐庵 6、包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的杰作 《三国演义》 罗贯中 7、东方世界的《堂吉诃德》 《西游记》 吴承恩 8、成就人生事业的大学问 《菜根谭》 洪应明9、不会做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 孙洙，徐兰英 10、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 明代拟话本有的据古书记载敷演成篇，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咏菊花事，出自《

中国十大经典古籍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 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积蓄的大国，从民间传说到市井小事，再到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的各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各有千秋，令人叹为观止。而就在前不久，经过二十五年打磨沉淀的《儒藏》这一巨著，终于迎来了它的最后一批成果的发布。也正因《儒藏》被称作“中华儒学第一藏”，加之对于儒学稍有兴趣，故而对于这部巨著我也算得是略知一二。

一直以来，儒家文化都是不少文科学子们研究探讨的话题，而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虽是儒、释、道三家齐名，但身为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大国，儒家文化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像孔子、孟子、荀子等著名的儒家代表人们所留下来的名句，有的至今也在影响着我们的观点与为人处世。但也正是《春秋》、《礼》等著作让这些理论上的教诲更加广为流传，才让如今不少人小看了儒家文化，要知道不仅是那些道德礼仪，儒家对于医学、地理、军事等各方各面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造诣。

《儒藏》这一巨著，则正是将儒家所有的精髓文化融为一体，带给世人的宝藏，将供后世更多的莘莘学子加以深刻的研读，关于《儒藏》一书究竟有多少震撼之处，这里可以摘录中国青年网发布的一段话——

浩如烟海的儒学文献，如何合理集纳呈现？《儒藏》创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订正了原版本的错误，在图书分类、经典导览、学术叙事、内容点评等方面，皆有创新。

由此可见，在整理那些历史遗留的珍迹时，编撰《儒藏》的专家学者们并没有全部一味地录刻冗长繁琐的古籍内容，而是在这之上添加了与现代学者对于历史犀利而独到的见解，能对读者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在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古今结合”，是一部呕心沥血、值得我们瞻仰的巨著，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

自秦代兴建成都大城2000多年以来，成都城市或毁而重建，或扩而新建，城址从未迁徙，“成都”这一名称也从未改变，在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成都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始原，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早在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已出现被后世称为“宝墩文化”的一系列古蜀先民的聚落中心。这些聚落中心均已夯筑了城墙，建筑了祭祀和集会的场所。

根据“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历史遗存，基本可以推定，至迟在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今天成都一带已经成为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所在；而根据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葬群的发现则进一步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今成都市区中心可能已经出现比较规范的古典城市，极有可能就是古籍所说的古蜀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的国都。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其地设置蜀郡，在蜀王旧都一带置成都县，为蜀郡治所。公元前311年，蜀郡守张若在蜀国都城成都的基础上，修筑成都大城和少城，城市规制仿照秦都咸阳，这一重大事件被后世公认为成都建城的标志。

此后，蜀郡守李冰在蜀人治水事业的基础上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把成都平原造就成为富饶的“天府之国”，为成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成都迅速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扩展资料：

两汉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到西汉末年已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手工商业都会。成都不仅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口岸。从两汉至三国蜀汉，成都精美的蜀锦一直受到官方和民间高度赞赏和欢迎。

这一时期，成都因出现一座专门织造蜀锦的官营作坊“锦官城”而获得“锦官城”和“锦城”两个别称。唐代，以成都为中心的“剑南西川道”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

中唐以下，成都又成为唐王朝的“南京”。五代前、后蜀和两宋，成都的繁荣再一次达于鼎盛，后蜀主孟昶曾下令在成都城上遍植芙蓉，成都故此得到“蓉城”的别称。

宋代，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一名即由此而得，成都为益州路治所在。元代，建置四川等行中书省，简称四川省，以成都为治所，这是成都为省治之始。

明代，在四川建置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为布政使司治所。明末清初，成都地区先后发生张献忠大西军、明军及清军之间的多次战争，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整个城池成为一片废墟，四川省的治所也一度被迫从成都移往川北的阆中。

从康熙到乾隆，清政府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鼓励垦荒占田，使川西平原和成都城市经济再度繁荣。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重新屹立于原来的旧城址之上。

清代，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改为四川省，成都为四川省治。民国初年，成都仍为四川省治所在地。1922年，成都、华阳两县合并为市，成立市政公所，县治保留。

1928年，成都市政府建立，成都市为省辖市、省会。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始为川西行政公署驻地。1952年，行署撤销，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市为四川省省会至今。

成都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认识成都 > 成都概况 > 历史文化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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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历史沿革 作为成都名片的“成都第一商业老街”——春熙路，早年只是一条窄街小巷。那时的商业中心分两处：一处是东大街，另一处便是劝业场，即现在的商业场。1924年，为让两个商业中心贯通起来，时任四川督理的军阀杨森着手拓建春熙路。为给这条路取个好名，杨森专门请来饱读诗书的双流县前清举人江子鱼老先生，援引老子《道德经》里“熙来攘往，如春登台”之语，名为“春熙路”，自此扬名天下。

春熙路建成后，聚集了银楼金店、钟表眼镜、绸缎布匹、百货图书、银行报馆、像馆药店等30余个行业约200余家商户，成为成都当时一个新兴的商业中心。只可惜40年代末，兵荒马乱，经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春熙路商业一片萧条，濒临灭绝。

建国后的春熙路逐渐恢复了商机。春熙路的“老字号”更是名声在外。成都市第一家专营“文房四宝”的“胡开文文具店”、久负盛名的古籍书店，

珍藏不少历朝历代的文史资料和古旧典籍；“龙抄手”、“钟水饺”、“赖汤圆”等成都名小吃也是市民津津乐道的；“漱泉茶楼”、“饮涛茶楼”每天座无虚席。1992年开市的夜市深受市民和各地游客的青睐。

地理范围 现在的春熙路商圈，系指东大街以北，南新街、中新街、北新街以东，总府路以南，红星路以西的区域，面积约300亩。云集了太平洋百货、王府井百货、百盛、伊藤洋华堂等大中型商家，奠定了春熙路在成都的商业中心地位。

发展前景 春熙路改造2、3期将完成步行街向周边的延伸。向北跨过总府路，直至华兴街，形成商圈的餐饮娱乐区；向西将贯通荔枝巷、青年路，与成都市中心另一个核心商圈盐市口商圈连为一体；向南覆盖东大街与青石桥区域形成专业市场贸易区；向东直接与大慈寺相连。改造后的春熙路，将初步建成一个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步行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