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丰古书翻新店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贞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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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以今人习惯而论，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赵序”、“钱序”等等，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再如《汉书》一百卷，其最末的《叙传》，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末卷《叙录》，即其自序，也在全书之末。直到齐梁之间，刘勰著《文心雕龙》，仍遵循古例，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正是刘勰的自序。

　在简册时代，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就是说，那时的书籍，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篇

　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而这种装订，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从阅读角度说，就已显得不便，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如杨雄的《法言》，其“序

　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见[ 宋]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司马光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

　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

　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 山海经笺疏> 序》，其中说：郭景纯

　(按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

　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评其优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

　至于跋，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而总谓之题跋。”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跋的内容亦较灵活，或抒情，或考订，或议论，长短不拘。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公交线路：松江15 → 地铁9号线 → 地铁8号线，全程约439公里

1、从华政第一食堂步行约10公里,到达华东政法大学站

2、乘坐松江15,经过6站, 到达松江客运中心站（也可乘坐松江24路）

3、步行约240米,到达松江大学城站

4、乘坐地铁9号线,经过17站, 到达陆家浜路站

5、乘坐地铁8号线,经过3站, 到达人民广场站

6、步行约730米,到达上海古籍书店

上海古籍书店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401百度地图

TOP1: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 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馆舍总面积6,3100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550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拥有阅览座位9682个，其中包括6个多媒体阅览室。TOP2:浙江大学图书馆全馆拥有馆舍5座，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总阅览座位5282个。 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 ，藏书几乎覆盖所有学科领域，尤以机械工程及仪表、电力、电子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医学、农业、生物科学、地方文献、敦煌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收藏较具特色。TOP3:山东大学图书馆目前馆藏文献307万多册，其中，外文书刊37万余册，中外文期刊15000种。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古籍善本占有重要地位，现有古籍22万余册，其中珍善本数万册，金石拓片尤为丰富，特别是本馆收藏的书目文献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易学文献、线装古籍、明清版本的州府地方颇具特色。 TOP4:北京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此外，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TOP5:武汉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底，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704万册，其中印刷型文献571万余册，电子书刊132万余册，线装古籍20万册，有300多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类报刊累计达到21478种。学科覆盖面广，遍及文、理、工、农、医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我校重点学科文献的收藏最为完整。TOP6:郑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资料 531万册。中外文报刊 18516 种，其中纸质报刊3516种，全文电子期刊 15000 种，另有 音像资料11119件。TOP7:西南大学图书馆馆舍面积约67万余平方米（含规划中的中心图书馆），拥有藏书438万余册，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其中尤以古籍善本、抗战文献资料及教育学、心理学、农业经济管理等藏书为特色，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为海内外珍本。TOP8：吉林大学图书馆现有各类纸质书刊69246万册（截止2006年7月底）。在纸质图书中，有4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6000余部为古籍善本。地方志与谱牒、古文字文献的收藏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成为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收藏。TOP9：南京大学图书馆至 2007 年底，总藏书量达到 49170 万册（含院系资料室）。馆藏古籍线装书近 40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有3000余种、 3 万余册。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古代地方志共收藏有 4000 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本馆收藏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语种的期刊，尤以物理、生物、地学、数学为特色。1949年以前的中文社会科学书刊与自然科学收藏也比较丰富。 TOP10：中山大学图书馆至2007年12月，中山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总量达51975万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40万册；中文纸本期刊4396种；外文纸本期刊2142种；年新书刊资料增长量为15余万件。中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外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中文电子图书9098万册；外文电子图书311万多册；光盘及网络数据库300多种；多媒体光盘资源35000余片。

《山海经》是一本著名的传世古籍，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

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也这样认为。但是，现在从更多的资料得出这种看法不大正确。书中分明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

对此，隋朝时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由后人掺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因此可以推为此书作者可能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就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入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不能上正式场合。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本书把《山海经》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的开头。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又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最古老小说。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

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思想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古代封建迷信的书。

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不仅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让人难以知晓。

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来写成书的。

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海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

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经常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好像是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确实存在着令人解不开的谜，它的性质、作者、创作年代以及创作意图都需要人们继续探索。

一．周朝 (公元前1066 —前256）

英文名：The Zhou Dynasty

1、周朝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2、西周朝的兴起

西周（公元前1066 — 公元前771年）从周武王灭商朝建国，到周幽王亡国，共历三百多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很深远的影响。

先周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周人的始祖传说是「帝喾（音「库」kuˋ」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弃」在「帝舜」时担任农师，号称「后稷」，教民耕稼有功，分封于邰。商朝初年，他的后代「公刘」率族人迁到磁。到古公「亶父」时，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自称为「周」。「古公」的幼子「季历」继位后，修行道义，发展生产，驱逐夷狄，力量更为强大，与商发生矛盾。商王「文丁」派人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昌号称」西伯」，仁慈爱民，礼贤下士，天下士人都来投奔。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西伯昌囚禁于羑里七年。周人以珍宝和美女将西伯赎出，此后，在吕尚的辅佐下，西伯昌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殷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进而征讨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所谓的受命之主，而自称王，即周文王，并将都城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九年，周文王逝世。其子姬发继位， 称周武王。他继续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等人为主要助手，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作灭商的准备。两年后，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周文王受命第十一年十二月，武王兵出潼关，联合各方国诸侯，挥师东向，于次年二月甲子日在牧野打败商朝的军队，杀死殷纣王，史称「武王灭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周朝经历了三十七代天子，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六年，才被秦国灭掉。公元前770年， 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为东周。

周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谋士，如将「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封邦建国的目的，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统治人民。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成王」。成王年少，天下初定，「周公旦」恐怕诸侯不服，以王叔摄政。「管叔」、「蔡叔」不服，与殷纣之子「武庚」，带领淮夷，发动叛乱。周公毅然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收伏了殷的余民。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成王曾亲自讨伐东夷，使东部得以安定。成王死后，继位的康王继承先王的事业，勤于政事，平易近民，刑罚几十年不用，社会更加安定。

武、成、康三代，政治清明，是周的黄金时代。但到第四代天子「周昭王」时，就出现了危机。当时，王道微缺，「周昭王」贵为天子，南巡汉水时，却被船夫用特制的胶船暗算，葬身于鱼腹之中。「周穆王」继位后，为了恢复周王朝的威望，新设太仆一职，作为太御众仆之长，以加强王朝的中枢管理。他制定刑律，减轻刑罚，以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施善政于天下。他西征犬戎，南摄夷人，对边远民族的侵扰进行积极的防御，制止了掠夺。穆王又曾东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诸部的反叛，南讨「楚国」，大会诸侯于「涂山」。

「周穆王」以后，周朝逐渐衰微，「周共王」、「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四代，由于周围戎狭的不断侵扰，王朝陷 入长期的战争之中，国力消耗很大，不得不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国内矛盾日益尖锐。有的贵族也开始破产，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愤懑。

长期的矛盾逐渐积累，使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继位的「周厉王」，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就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将「厉王」流放到「彘（音「至」zhi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纪年。「周厉王」死后， 他的儿子「宣王」整顿朝政，曾经使周王朝有所复兴。但到第十二代天子周幽王时，王朝的危机更为严 重。关中地区发生地震、山崩和河水枯竭等严重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仅不抚恤灾民，反而更加奢侈腐化，贪得无厌。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幽王举烽火欺骗诸侯前来勤王。最严重的问题是，幽王决定废去王后申氏，杀掉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的父亲申侯于是联合西方部族犬戎，举兵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幽王，据走褒姒。幽王的儿子「宜臼」即位时，关中遭受兵火洗劫，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周平王」宜臼只得将都城迁到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3、主要诸侯国

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其中姬姓子孙的封国最多，有53个，这就是中国封诸侯建同姓的“封建”的由来。

分封的列国诸侯中著名的有：

鲁国---姬姓，侯爵。系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公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功，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以辅周室。

齐国---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封地，今山东青州府。

燕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封国地为今幽州蓟县。

魏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毕公高。封国地为今河南开封府高密县。

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鲜。封国地为今河南信阳县。

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封国地为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

曹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振铎。封国地为今济阳定陶县。

成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封国地为今山东兖州府汶上县。

霍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处。封国地为今山西平阳府。

卫国---姬姓，侯爵。系王同母少弟，为康叔。封国地为今北京冀州。

滕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绣。封国地为今山东章丘县。

晋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姬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封国地为今山西平阳府绛县东翼城。

吴国---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姬泰伯之后。封国地为今吴郡。

虞国---姬姓，公爵。系周太王次子姬仲雍之后。曰姬章已，为吴君，别封其为虞。封国地为今河东太阳县。

虢国---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之弟。封国地为今陕县东南之虢城。

楚国---芈姓，子爵。系玄帝姬颛顼后裔。封国地为今丹阳南郡枝江。

许国---姜姓，男爵。系伯夷之后，曰文叔。封国地为今许州。

秦国---嬴姓，伯爵。系玄帝姬颛顼后裔。封国地为今陕西西安。

莒国---嬴姓，子爵。系少昊之后。封国地为今莒县。

纪国---姜姓，侯爵。系太公次子。封国地为今东莞县。

邾国---曹姓，子爵。系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封国地为今山东邹县。

宋国---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长庶子，曰微子启。封国地为今睢阳县。

杞国---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后。封国地为今开封府雍丘县。

陈国---妫姓，侯爵。系帝舜之后。封国地为今陈县。

蓟国---姬姓，侯爵。系帝尧之后裔。封国地为今北京顺天府。

4、西周王系

西周朝：（公元前1106年—公元前770年）

周文王 ： 在位51年，文王姬昌，父名季。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泅，后被释放。他礼贤下士，有姜子牙等名辰辅佐，为以后灭商打下基础。据传文王死时97岁。

周武王 ：在位5年，武王姬发，父姬昌。即位后大举伐商，并于牧野，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商亡。武王建都于镐京。史称西周。武王死时54岁。

周成王 ：在位30年，成王姬诵，武王子，即位时12岁。由周公旦摄政。之中，平定武更（纣王子）叛乱，并大封诸侯。成王造东都洛邑。成王死时42岁。

周康王 ：在位25年，康王姬钊，成王子。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周王，史称“成康盛世”。康王时，周朝较强盛。

周昭王 ：在位19年，昭王姬瑕，康王子。“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周国力开始下降，昭王南巡死于楚。

周穆王 ：在位55年，穆王姬满，昭王子。穆王时作《吕刑》，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法典。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周共王 ：在位23年，共王姬伊扈，穆王子。

周懿王 ：在位8年，懿王姬囏，共王子。懿王时，周室衰弱，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

周孝王 ：在位6年，孝王姬辟方，穆王的儿子，共王的弟弟。

周夷王 ：在位8年，夷王姬燮，周懿王的儿子。夷王时，周天子与诸侯的矛盾尖锐化，夷王曾烹杀齐哀公。

周厉王 ：在位37年，厉王姬胡，夷王的儿子。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后被国人放逐。

周召共和 ：执政14年，周，召共和是指周定公与召穆公共同执政。此二人均为宗周的大贵族。

周宣王 ：在位46年 宣王姬静，厉王的儿子。即位后针对周王室的内忧外患，进行改革。取得成功，史称“宣王中兴”。

周幽王 ：在位11年，（前781-前771）。

5、东周朝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第二年（前770年），周幽王太子宣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59年（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25王，历时515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之段历史时期，史称之为“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时期”。

1、东周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 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 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 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 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 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 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 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 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 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 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2、东周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6、东周王系

东周朝：（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

周平王：（姬臼），在位51年，（公元前770—公元前719年）。

周桓王：（姬林），在位23年，（公元前719—公元前696年）。

周庄王：（姬佗），在位15年，（公元前696—公元前681年）。

周厘王：（姬胡齐），在位5年，（公元前681—公元前676年）。

周惠王：（姬阆），在位25年，（公元前676—公元前651年）。

周襄王：（姬郑），在位33年，（公元前651—公元前618年）。

周顷王：（姬壬臣），在位6年，（公元前618—公元前612年）。

周匡王：（姬班），在位6年，（公元前612—公元前606年）。

周定王：（姬瑜），在位21年，（公元前606—公元前585年）。

周简王：（姬夷），在位14年，（公元前585—公元前571年）。

周灵王：（姬泄心），在位27年，（公元前571—公元前544年）。

周景王：（姬贵），在位25年，（公元前544—公元前520年）。

周悼王：（姬猛），在位1年，（公元前520—公元前519年）。

周敬王：（姬匄），在位44年，（公元前519—公元前475年）。

周元王：（姬仁），在位7年，（公元前475—公元前468年）。

周贞定王：（姬介），在位28年，（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年）。

周哀王：（姬去疾），在位1年，（公元前441—公元前441年）。

周思王：（姬叔），在位1年，（公元前441—公元前440年）。

周考王：（姬嵬），在位15年，（公元前440—公元前425年）。

周威烈王：（姬午），在位24年，（公元前425—公元前401年）。

周安王：（姬骄），在位26年，（公元前401—公元前375年）。

周烈王：（姬喜），在位7年，（公元前375—公元前368年）。

周显王：（姬扁），在位48年，（公元前368—公元前320年）。

周慎靓王：（姬定），在位6年，（公元前320—公元前314年）。

周赧王：（姬延），在位59年，（公元前314—公元前256年）。

功臣名将：

姜尚，周公旦，召公奭

王后：褒姒（周幽王妃）

7、政治制度

周灭商后，国王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封建制，又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无孔不入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西周的官制，更为繁杂。周王左右的辅佐为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事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和方国、部族）和卿事寮。王朝官员为：总揽朝政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历法记事的太史、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人工、掌占卜的人卜，合称六卿，六卿的僚属，总称为卿事寮。王朝还有掌土地和农人的司徒、掌百工职事的司空、掌军赋军政的司马、掌版籍爵禄的司士、掌刑罚的司寇，合称五官。为王室服务的内廷事务官，有三公之佐的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有道、辅、弼、承四辅，有膳夫、缀衣、小臣、寺人、内竖、阍者、门尹、司王宥、火师、水师、大酋、太仆、御、右、萃车、趣马、师氏、虎资、舆人、医、艺人、隶人、太子宫尹等。在王畿外服的封国，称为四方，包括侯、甸、男等诸侯。王朝有时派使臣到诸侯国任监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仿照王室设置百官有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主要有三事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分掌政务、司法和民事。周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世袭，而且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就是各级将领。周朝的地方制度，有国、都、邑、野、鄙。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此外的地方称为野或鄙。

8、经济技术

西周时，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西周实施了比较完善的土地耕种制度即“井田制”，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这样，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基础。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西周时，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独裁，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限制私人从商。商贸的品种有作物、牛马、用具、珍异和兵器等，甚至掠卖奴婢。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铜币。

9、科学文化

中华科学、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最早提出「天文」的定义。《周易》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他表达的确实是周代型成的天命思想。《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等等，西周萌生的阴阳思想，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易》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周易》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代的另一种完善的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地图包括南越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