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是黄帝故里的依据：

战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大抵征战所至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卷一）

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卷四）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

汉，焦延寿《焦氏易林》：“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

东汉，班固《白虎通·号篇》：“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曰：“洧水又东迳新郑县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四》：“新郑县，紧，东北至州（禹州）九十里。本有熊氏之墟。又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都。”（注：新郑县在禹州东北九十里）

唐，李泰《括地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周本纪》：‘有熊九驷’正义引。”（卷三）

唐，僧一行《大衍历》：“三台分系九州，轩辕星对中台，二星下为有熊墟，县正有熊氏故都。”

后晋，刘昫《旧唐书·天文志》：“新郑为轩辕、祝融之墟，其中东鄙则入寿星。”

宋，罗泌《国名记》：“有熊帝之开国，今郑之新郑。”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轩辕黄帝，姓公孙，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农及黄帝，袭帝位，居有熊之封焉……始学于大颠，长于姬水。帝年十五，心虑无所不通，乃受国于有熊，袭封君之地。在郑州新郑县。”

宋，刘恕《通鉴外纪·卷一》：“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原注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孕轩辕二十四月而生。《晋语》曰：‘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此《史记·五帝本纪》文无有熊国君四字，名下有曰字。《集解》引徐广曰：‘号有熊。’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曰：‘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都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明，天顺五年李贤《大明一统志·沿革》：“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在州城东北九十里，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郐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第5页）

注：州城即禹州城，时新郑属禹州。

明正德十二年《重修太清观志》：“河南路新郑，古有熊氏之国也。县治西南迤廿里许有观，名太清，开基于汉永平之末，号天寿宫，毁于唐广德间。”（此碑现存新郑市博物馆）

明，嘉靖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沿革》：“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郐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卷二十）

明，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奉敕撰《历代通鉴纂要》：“黄帝轩辕氏，姓公孙，改姓姬，名轩辕，有熊（今新郑县）国君少典之子，以土德王。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轩辕修德治兵，擒杀蚩尤于涿鹿（今涿州），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正德二年本，卷一）

清，顺治十六年《新郑县志·新郑县土俗民情图说明》：“新郑史称东里，古轩辕有熊氏之国也，东马陵、南陉山、西大隗、北豹山。溱洧襟带于前，梅泰环拱于后，风藏气聚，世多君子，……。”（卷一，图说十八）

清，康熙三十二年《新郑县志·封建》：“有熊氏，皇甫谧曰：‘有熊国，今河南新郑是也。’”（第55页）

清，康熙三十四年管竭忠《开封府志·建置沿革》：“新郑县，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郐国。春秋，郑武公从平王东迁国焉，名曰新郑。”（卷之二，第7页）

清雍正三年，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年6月出版）：“新郑，汉旧县，春秋时郑国，至韩哀侯灭郑，自平阳徙都之，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本郐国之地。”

清雍正三年，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三百七十一卷，开封府部：“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鄫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秦属颍川郡，汉始置新郑县，属河南郡，东汉因之，晋省，南北朝刘宋复置，属荥阳郡，后魏省，隋开皇十六年复置，属豫州荥阳郡，唐属郑州荥阳郡，宋属郑州，金元俱属钧州，明初属钧州，后改属开封府。”

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沿革》：“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郐国。”

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光绪二十八年田文镜补刻本《续河南通志·舆地志》：“新郑，有熊氏之墟”。又《沿革下》：“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郐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卷之四，第15页）

清，王漠《汉唐地理书钞》：“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

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新郑，古有熊氏之墟，郑桓公子武公国，韩自平阳迁徙都之。”（卷之二十）

1929年版，刘景向《河南新志·沿革表》：“新郑县，古有熊国。周初为郐，春秋为郑国，战国韩亦都之，秦置新郑县，又置苑陵县。”（卷之一，第63页）

1930年，蒙文通《古史甄微》：“《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此明黄帝以下，自另一族，黄帝号有熊氏。皇甫谧言：‘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盖起于河、洛之间，是西北民族也。”

1931年，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熊，黄帝之都，即今河南新郑县。《通典》：‘新郑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故黄帝曰有熊氏。”（第319页）

1947年，方毅、傅运森等《辞源》（正续编合订本）：“有熊，古地名，即今河南新郑县。《通典》：‘新郑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地。’故黄帝亦曰有熊氏。”（第723页）

1955年版，历史学家陈稚常著、顾颉刚校订《中华上古史演义》：“那时神农氏一位有名的首领，姓姜，在曲阜（现在山东曲阜县）地方建都，后人称他为炎帝。还有一位有熊氏（现在河南省新郑县）首领姓姬，后人称他为黄帝。这两位是那时杰出的强大首领，据说还是一祖传下的同族兄弟，他们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第45页）

1980年，《辞源》（修订本）：“有熊，古国名。相传黄帝轩辕氏本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故号有熊。故地在今河南新郑县。参阅《史记·五帝纪·集解》引徐广、谯周、皇甫谧说。”（第二册，第1477页）

1982年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新郑县为有熊氏居地。

1982年，杨国勇《黄炎华夏考》：“关于黄帝所都，……《世本·帝系》：‘黄帝’。宋衷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水经注·洧水》：‘皇甫士安《帝王世纪》：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通鉴外纪》卷一上注又引皇甫谧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从这些说法里可知，有熊和轩辕丘均在新郑县境。”（1982年，《山西大学学报》，第四期）

1983年版，《辞海》：“有熊，古国名，相传黄帝轩辕氏本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故号有熊，故地在今河南省新郑县。”（第1477页）

1983年，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为少典氏之子，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一带地），盖为夏族集团内之一个氏族领袖。彼鉴于黎族之入侵，为夏族生死存亡之所关，乃毅然奋起号召夏族各氏族团结为御外之战争。传说上说其征师诸侯，大概所指就是此一事实。”其“注八：《史记·卷十五·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1983年，教之忠《禹县名胜古迹·禹县历史系列表》：“据传黄帝建都于‘有熊’。有熊是现在的新郑县境，禹县的北部紧临新郑，当属黄帝之故墟。”《庄子·再宥篇》说，黄帝十九年问道于广成子。这件事发生在今浅井公社，马沟村北的嵖峒山上，后又在此山南侧建有道观一座，名叫大仙观，又因为建于逍遥河之滨，也叫逍遥观。”

1985年版，日本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黄帝者，少典之子，……。《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姓公孙，名曰轩辕。《考证》：‘《大戴礼·帝系编》：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第1页）

1986年版，罗竹风《汉语大词典》：“有熊，①黄帝的国号。《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汉班固《白虎通·号》：‘黄帝有天下，号有熊。有熊者，独宏大道德也。’清张逸少《北征凯旋》诗：‘战伐夷头曼，威名俪有熊。’②古地名。传说黄帝所建之都。故址在今河南省新郑县。《通典·州郡七》：‘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 （第六卷1162页）

1987年版，台湾史学家柏杨《中国人史纲》：“纪元前二十七世纪时，仅黄河中游跟汾水下游一带，就有一万个以上的大小部落。其中以三个部落最为强大，一个是正在没落中的神农部落，根据地在陈丘（河南淮阳），酋长姜榆罔，是五氏之一的神农氏的后裔。一个是强悍善战的九黎部落，根据地在涿鹿（山西解县），酋长蚩尤；他有九个儿子，都是万夫莫当的勇士，附近部落都臣服在他的控制之下。另一个是文化水准似乎较高的新兴起的有熊部落（这个部落显然的用熊作为图腾，再不然他们一定养有熊罴），根据地在有熊（河南新郑），酋长姬轩辕；他有很大的智慧和很大的能力，集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魔法家于一身。”（第62—63页）

1990年版，陕西柏明、李颖科《黄帝传》：“有熊，在河南新郑县。《帝王世纪》主此说：‘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县是也。’”（第117页）

1991年版，王万邦《姓氏词典》：“有熊，以地名为姓氏。黄帝开国于有熊，因氏，据《姓源韵谱》。有熊，相传为黄帝之都，即今河南新郑。黄帝号有熊氏，有熊氏系黄帝少典之族，据《古史考》。”（第458页）

1991年，金岳《北方五帝文化考》：“黄帝初封有熊，因称有熊氏，相传地在河南新郑，然而有熊氏当因熊尔（耳）山得名，熊耳山在河南洛水中游。《尚书·禹贡》：道洛至熊耳……，如是，有熊氏故地包括熊耳山北，这里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有熊氏乃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氏族。”（见《辽海文物学刊》）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贵民《轩辕文化在中州的史迹》：“所谓黄帝‘受国于有熊’，有熊之墟历来都说是新郑，在文献上，颛顼之墟在今濮阳，祝融八姓在郑、韩、虢、郐一带，楚国始祖高阳氏是黄帝的一支，也从这一带向南方发展。这些黄帝族的分支，都活动在有熊氏之墟及其附近地方。”

1991年阎海清《取名查典》：“熊，据传说，一支熊氏是黄帝之后，其原因是黄帝建都于熊（今河南省新郑县），在熊一带居民有一支以熊为氏。”

1992年版，著名史学家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今新郑县西北有个轩辕丘，此皆黄帝居此之证。……《水经注》：‘黄水出太山南黄泉，东南流，经华城西至郑城东北与黄沟合，注洧水。’钱穆说：‘疑黄帝之名与黄水、黄沟有关。太山即自然山，在新郑县西，黄水所源，疑自然乃有熊字讹。然则古代黄帝部落之居地，应在河南新郑断无疑矣。’”（第517页）

1993年版，罗竹风《汉语大词典》：“黄帝，古帝名，传说中各族的共同祖先。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第十二卷）

1994年，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论轩辕黄帝的出生及其历史内涵》：“黄帝之宫本在昆仑，但他在新郑县具茨山下凡投胎，所以新郑又成为他的故乡，后来又成为都城。唐代李泰《括地志》曰：‘黄帝征战蚩尤，初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宋代罗谧《路史》：‘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新郑为黄帝的地上之都，亦天地之中心所在。新郑为黄帝故里，不仅许多古代文献中有记载，而且在口头文学中也代代相传。如湖北神农架的山歌《黑暗传》史诗即唱道：“（轩辕黄帝）新郑县里长成人。”（1994年，总卷（3）《中国文化研究》）

1994年，谢均祥《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常先、常仪是常姓的始祖之一，他们是黄帝的臣子，而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居轩辕之丘，国于有熊，其地在今河南新郑县。因黄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所以常姓的先人得姓必与河南有关，常先、常仪的居地也应在今河南新郑一带。”

1995年，张宝树等《说古到今话姓名》：“相传黄帝建都于熊（今河南新郑县），又称有熊氏，后代称为有熊氏。”

1996年，王大良《赵钱孙李》：“熊姓的来源与黄帝有关。相传黄帝在世的时候，曾在古有熊（今河南新郑一带）建立国家，史称他有熊氏，他的后代中，便有人以这一地名为姓氏，姓熊。夏朝初年，著名武士后羿的手下，有位名人熊髡，其先就出自黄帝之后。”

1996年，谢钧祥《中国百家大姓源流》：“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说：‘少典之子，姓公孙。’长居姬水，故改姓姬，居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

1996年，王大良《姓氏探源与取名艺术》：“熊姓，相传黄帝在世的时候，曾在有熊（今河南新郑一带）建立国家，史称他有熊氏。他的后代中以这一地名为姓氏，姓熊。”

1998年，曹桂岑《中国古代早期城址初探》：“黄帝的都城名，据《竹书纪年》说，黄帝‘居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丘’，《史记·五帝本纪》：‘邑于涿鹿之阿’。关于有熊、轩辕丘、涿鹿的地望，一些文献也有记述，《广舆记》说：‘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因名’。《帝王世纪》：‘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新郑）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已明确指出，‘有熊’、‘轩辕丘’在新郑。”又“黄帝最早建都于熊（即居轩辕丘）可谓是天下第一都，其都在新郑又无异议，对五帝时代的研究意义重大。”

1998年8月，台湾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张光远《从考古展现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晚期，在黄帝都邑有熊（新郑）附近的黄河中游地区，有洛阳的王湾二期文化，所见彩陶为大口曲腹小底的碗钵与盆，又有罐、瓮等；……。”（见1998年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十六卷第五期）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世本·卷一 帝系篇》：‘少典生轩辕，是为黄帝。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都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焦氏易林·卷一》：‘〔萃〕黄帝所生，宓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宓羲都于陈。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帝王世纪·自皇古至五帝第一》：‘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又营曲阜。黄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原注：涿鹿，今幽州界；有熊，今郑州界新郑县。少昊都穷桑。颛顼都高阳。原注：高阳，在周为卫地。……或谓之卫丘，今濮阳县。帝喾都亳，一曰都高辛。原注：今偃师也。（《初学记》卷二四引）’”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帝王世纪》：‘〔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路史·后纪》五注引《世纪》）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续汉书·郡国志》一注引皇甫谧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通鉴外纪》卷一上注引皇甫谧云）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水经注》卷二二引）’”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金楼子·卷一 兴王篇》：‘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感女登，生炎帝，人身牛首。有圣德，以火承木，都陈，迁鲁。嘉禾生，醴泉出，在位百二十年。黄帝有熊氏，号轩辕，亦曰帝鸿。少典之子，姬姓也。又姓公孙。少典娶有蟜女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龙颜，有圣德。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屈轶草生庭，佞人入，则指之。又有景星麟凤之瑞。乃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置左右大监以治人。得宝鼎，兴封禅。帝坐于元扈之上，太一来下，有大蝼如羊，帝曰：土气胜，故以土德王。在位一百年。有四妃，生二十五子。’”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云笈七签·卷一百 轩辕本纪》：‘轩辕黄帝，姓公孙。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帝年十五，心虑无所不通，乃受国于有熊，袭封君之地。在郑州新郑县。’”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通志·卷一 三皇纪第一·黄帝》：‘黄帝轩辕氏，亦曰地皇，亦曰有熊氏，亦曰帝鸿氏，亦曰归藏氏。或言有土德之瑞，故曰黄帝；有轩冕之服，故曰轩辕；作都于有熊，故曰有熊。’”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路史·卷二十四 国名纪·黄帝后姬姓国》：‘少典 有熊 帝之开国，今郑之新郑。《舆地广记》云：古有熊国，黄帝所都。’”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括地志·卷六》：‘郑州 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周本纪》正义）’”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元和郡县志·卷九》：‘新郑县 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又为祝融之墟。’”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太平环寰记·卷九》：‘河南道九·郑州·新郑县 昔黄帝都于有熊即此，其地又为祝融之墟。’”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舆地广记·卷九》：‘京西北路 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所都也。亦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200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王贵民、杨志清主编《炎黄汇典·史籍卷》：“《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新郑县·襄城县 新郑县，周封黄帝后于此。首山，在襄城县南五里。《史记》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国，皆黄帝所尝游，首山其一也。具茨山，在新郑县西南四十里，又名大隗山。《水经注》云：黄帝登此山，升于洪堤，受《神芝图》于黄盖童子。今其山有轩辕避暑洞。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

2004年，马世之《郑州市域夏商周诸侯国国都探索》：“有熊，夏商姬姓国。《路史·国名纪一》将有熊列为‘黄帝后姬姓国’。早在远古时期，‘有熊’便是中原地区一个著名的方国。相传少典与黄帝都做过有熊的国君。史称黄帝号‘有熊’，司马贞《史记索隐》云：‘〔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裴骃《史记集解》引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有熊国在今河南省新郑双洎河滨。皇甫谧《帝王世纪》载：‘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说：‘或言〔新郑〕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王嘉《拾遗记》谓：‘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轩辕丘为古熊国的国都，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境。原新郑县城北关有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轩辕故里碑’。又清道光二年（1822年）碑记：‘新郑为轩辕黄帝故都，文明肇启有自来矣。’黄帝之世，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新郑市境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甚多，主要有唐户、大朱庄、南李庄、王垌、洪府、高坡岩、岳庄、古城村、人和西南场等，均属有熊的物质文化遗存。

夏商时期，黄帝后裔在有熊氏之墟立国，仍称‘有熊’。《史记·周本纪》载：‘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提到的‘有莘’、‘骊戎’指为方国，与之并列的‘有熊’亦应为方国。有熊国约于商末周初被灭，其地归入郐之版图。有熊虽系区区小国，却因黄帝之故而久负盛名。”（见郑州古都学会《古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

因内容太多，只粘贴了一部分

在古代中原与中国、中州是同意语。如《礼记·王制》就记载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太平御览》卷一五六）身处南方之地的楚君就曾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史记·楚世家》）由于中原适中的地理位置，让人意识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信条。古人划分天下曾将中国分为九州，何谓九州？古籍所记，各不一致。《禹贡》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九州是：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吕氏春秋》九州为：豫、冀、兖、青、徐、扬、荆、雍、幽。考之旧说，《禹贡》九州说乃是根据黄帝割地布九州之说。（见孔疏）《汉书·地理志》亦明白记载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关于豫州的方位，《禹贡》云：“荆、河惟豫州。”荆即荆山，北至黄河。《吕氏春秋》云：“河、汉之间为豫州。”河指黄河；汉指汉水。高诱注：‘河在北，汉在南，故曰‘之间'。” 《尔雅》：“河南曰豫州。”由此可见，豫处河、汉之间，乃中原之地，九州之腹心。

中原以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自古视为帝王州。早在五帝之时都是活动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如黄帝都有熊在新郑，颛顼都帝丘在濮阳，尧都平阳在临汾，舜都蒲坂在运城地区，为缔造中华文明建立了丰功伟绩。逮至夏商周三代，如夏都阳城、阳翟、斟鄩、原、老丘，商都亳、隞、相等，均在河南境内。周王朝建都在丰、镐，地望在广义的大中原内，但周灭商后，武王便提出要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是说河洛地近中岳，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于斯。不仅三代之君都中原，而且自西汉至北宋正统王朝建都也全在中原，所以说中原地区一直为帝王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天室就是中岳嵩山。为什么要在中岳附近营建帝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文意很清楚，营洛邑迁九鼎，主要是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远近皆宜。《尚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周洛，四方民大和会。”孔注说：“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周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悦而集会。”《康诰》还说：“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孔注说：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悦并见，即事于周。”《疏》里也说：“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东周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会言政治也。”、因此说河洛地区不仅是“四方入贡送里均”，而且也是四方之民的政治中心。

中原除了位置居中之外，还有它优越的地理形势。清人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顾租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47 ，河南 2 ）又说：“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是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是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也。”（同上注）读此，可以知道作为中原地区的河南的地理重要性了。

中原居九州之腹心，中天而立。地势西高东低，关山险厄，势利形便。东据芒砀之险峻，西依连绵之秦岭，南亘蜿蜒之大别，北依太行之巍峨，巍巍嵩岳，屹踞中立，奔腾澎湃的黄河浩浩荡荡横贯期间。名山大川，交相辉映；平原沃野，人民殷富。《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山川水土是定都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不考虑农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看中中原，逐鹿中原，建都定鼎于中原，决定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中原得天独厚的中天而立的优越的地理形势。

关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少学者曾作过不同的探讨。本文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抒己见。

（一）创造性。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就发挥出了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依据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易经》记载有这样一段话：“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在中原地区灵宝黄帝铸鼎原，发现了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建筑面积达 500 多平方米具有宫室性质的大房子，四周有回廊，的确是上栋下宇。其他同时期的房子，都是木骨泥墙墙倒屋不塌的地面建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夯筑技术、出现了原始水泥和人造轻骨料等建筑材料。仰韶时期的房屋建筑为中国五千年民族建筑风格打下了基础。大概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或者还要更早时期，人类祖先已在中原繁衍生息了，那时的人们没有固定住处，冬居穴窟、夏栖橧巢，群居生活，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跟野兽格斗。不知经过多少万年，他们终于把坚硬的石头琢磨成粗犷的石器。如石斧、石矛、石刀之类的工具，用来狩猎、宰割肉食，甚至征战。早期人们不知用火，茹毛饮血，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不媒不娉。神农之世，教民耕而陶，始有农业，人们能够蒸煮熟食。相传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集解》曰“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引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在中原地区的确考古发现了粟类和稻谷。原始人赤身裸体，夏披树叶，冬穿兽皮，到黄帝、尧、舜时期人们学会纺织有了衣服穿，与他们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了麻织品和丝织品的衣服原料，这与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可能要有一定关系。中国天文历法发现很早，《史记·历书》中说：“盖黄帝考定星历。”《索引》引《世本》及《律历志》均说：黄帝的天文官容成子著《调历》。《路史·疏仡记·黄帝》中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谀区占星，计苞受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桡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乐，大卷著之椌楬……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巫彭、桐君处方。”这段话说天文、历法、数律、甲子、音乐以及作书、作史、医药等都是在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特别是“容成作盖天”一句，正与濮阳仰韶文化 45 号墓“盖天说”形状相符合。《韩非·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都提到“仓颉作书”，作书即造字。《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仓颉，黄帝臣。”《世本》还说：“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卦通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上述诸多发明创造，后代文人都把它归到黄帝身上，黄帝是中原地区的盟主，黄帝族团一直是中原的领袖，他开创了中原文化创新的先河。除此之外，在考古发现中证实，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发现了象形文字或符号文字，到了商代的甲骨文形成为比较成熟的中国文字。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中，到了商周时发展为高度的青铜文明。铁器的出现，最早也是在中原地区。铜与铁的出现都是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以上只是简单举一些例子，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创新特点。人类需要创新，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这里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维新，都是告诫人们不要保守，要创新，要进步。中原人民一向重视创新，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

（二）延续性。中原文化如果从河南裴李岗文化算起，已绵延 8000 年之久。它从一开始就踏着强健的步伐走来，中间虽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但始终没有中断。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以至三代的夏、商、周文化，以及秦汉及其以后，各朝代文化始终延续发展。即使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王朝、蒙古族的大元帝国在中原建立政权，不仅没有使中原文化中断，反而使他们自身受到汉化。在优胜劣汰的自然原则支配下，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自觉接受中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只有中原文化始终自成体系，向来不曾被异化、被中断。这一点，在中国所有地域文化中恐怕是最为突出的。再以龙山文化为例，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大体相同的考古学文化有：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等。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从发掘资料的实际情况看，它的水平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最后有的彻底中断，有的走向低谷。如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它的继承者是岳石文化，其文化水平明显地衰退；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灿烂的一支文化，但是它的归宿不知所终，成为学术界不能理解的谜团。石家河文化最后融入中原龙山文化之内。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尧舜联邦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以上这些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中原文化它呈现出来的极强的生命延续性特点。

（三）兼容性。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都有吸收外来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中原文化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善于自我继承并不断吸纳其外来文化，从不拒绝外来文化，并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与本身固有传统融合起来，使之更加辉煌灿烂。如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在黄河流域实际上是多种文化并存，通过战争、通婚、联盟，使各族团之间不断融合。如在中原地区是以黄帝族团为主体的早期华夏族，当时有万诸侯，图腾信仰也是不同，最后黄帝的龙图腾形成了主体。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说：“这个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传说中龙的出现就是兼容的典型例证。黄帝族团虽然以龙图腾为主，但是在族团内仍容有许多其他图腾信仰。如电、星、风、云、雕、鶡、鹰、鸢、大鸿、熊、罴、貅、虎、狼、豹、豸、犬、马等 21 个图腾族。（见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黄帝战胜蚩尤后，并没有驱逐或杀绝，而是采取了兼容的态度，他把蚩尤族的领袖吸收到政权的领导层内，如《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管天时）。”蚩尤是黄帝的敌人，能够任为六相之首，发挥他的长处，的确难能可贵。黄帝族的兼容性为华夏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历经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族形成，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于汉代之后形成了汉族，它继承了兼容的优秀传统，使汉族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强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如仰韶文化的分布纵横数千里，西达甘青，东到鲁西，北至内蒙古，南到江汉地区，都有仰韶文化的出现，但是海岱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发展到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兼容了其他地区文化的精华，使它增加了活力，最后发展为独树一帜的河南龙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进入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吸收外域文化的能力更强，使中原文化光芒四射，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干扰。正如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章》）中原文化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以其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胸襟、不断从周边地区文化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中原文化又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中原文化虽属地域文化，但它不同于一般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主流地位。

（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在五帝时代邦国林立，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文明。如江汉地区文明、太湖地区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区文明以及中原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章中，把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他提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五条标准，与中原文化都能够对应，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标准，汇总起来有：文字、会对自然物进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和国家、礼仪建筑、宫殿庙宇、巨型建筑、青铜等。这些标准或称之为要素，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文化相对应，基本上都很吻合。即使退一步说，把中华文明源头认定在尧舜时代，与它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近来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要点，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河南郑州市辖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遗址、新寨古城遗址。这就是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学术界也把中华文明的源头锁定在中原大地。

国家文明多在国都中体现的比较突出。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但是中华文明不仅它的源头出现在中原地区，而且从它几千年发展史来看，其核心地区也在中原文化圈内。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从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汉以后，其邦国、王国、帝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如《史记·封禅书》 : 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义》引《世本》和《帝王世纪》，不仅具体的介绍了夏禹、商汤、盘庚之居在河洛间，而且指明“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间。《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在关中，丕山在荥阳，崇山即中岳嵩山。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其国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阳、开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国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国家的国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史前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对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著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酋邦联盟到世袭王朝，即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对社会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进一步发展；第二，建筑技术的新成就，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第三，制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轮；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第四，青铜技术大有提高，并发明了镶嵌工艺；第五，发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艺飞速发展；第七，文字的发展和乐器的新发明；第八，出现了丝织品；第九，发明了水井；第十，发明了酿酒技术。（见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反映，其实与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维理念，一向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文字萌芽于五帝时代，到商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书一脉相承，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规范。天象历法出现在五帝时代，到夏商周大有发展，进入秦汉以后更加成熟，以张衡为代表的科学家首先在东汉国都营建了灵台，这是有遗迹作证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中国最早的铸铜技术和冶铁术的发明，对社会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汉代的球墨铸铁技术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汉代的叠铸技术、造纸技术、水利机械、制造技术，以及后代活字印刷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原。东汉在国都兴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最多时能达到三万多人，历经曹魏、西晋给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先秦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学派，影响后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杂诸家，他们活动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鲁，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问礼，向李耳求教，周游列国十四年，足迹遍布中原。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东周王朝为柱下史，在灵宝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经典。墨家的鼻祖墨翟，毛泽东称他为平民圣人，他的老家在鲁山。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释源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关于典章制度，在早期实际上就是礼乐制度，或称礼仪制度，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美国有一位学者说：“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认识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礼制。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在国家出现后的 ，它是宗法等级秩序、政治体系和全面的伦理道德规范。礼制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则，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周礼》、《仪礼》、《礼记》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其实这“三礼”便是当时的典章制度。早在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记》记载的很清楚，如说：‘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国，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夏商周直至秦汉以后的典章制度，即礼制不断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

参考资料：

一 先秦两汉书目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

论语新解 钱穆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

孟子正义 焦循

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 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

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

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

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后汉书 范晔

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

史记索引 司马贞

史记正义 张守节

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

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后汉书补注 惠栋

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

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

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

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

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

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古诗源（有关部分） 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

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65年重印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诗歌选（有关部分） 林庚、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目

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孔少府集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操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曹子建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曹集铨评 丁晏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建安七子集校注 吴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曹研究资料滙编 河北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王粲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

诸葛亮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

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陆士衡诗注 郝立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陆机集 中华书局1982年版

靖节先生集 陶澍 集注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排印本

陶渊明集 王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陶渊明研究资料滙编 中华书局1962年

陶渊明诗文滙评 中华书局1961年

陶渊明 中华书局1965年

谢康乐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

谢宣城集校注 曹融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谢宣城诗注 郝立权

庾子山集注 倪璠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庾信诗赋选 谭正璧、纪馥华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1979版

汉魏六朝小说选 徐震堮

汉魏六朝文絜笺注 许櫣评选 黎经诰笺注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北大出版社

水经注疏 杨守敬 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修订重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谟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旧小说（甲集） 吴曾祺 辑 商务印书馆1914初版1957年重印

古小说钩沉 鲁迅 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973年版

太平广记（有关部分） 李昉 中华书局1961、1982年印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严可均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古诗源 （有关部分） 沈德潜

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古谣谚（有关部分） 杜文澜

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徐陵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

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

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

八代诗史 葛晓音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 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玄学 汤用彤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 北大出版社1990年版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搜神记 干宝

搜神后记 陶潜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张溥

汉魏丛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北史

南史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 唐长孺 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

诗品注 陈延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王子安集注 蒋清翊 光绪间刻本

王元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杨烱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卢照邻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骆临海集笺注 陈熙晋笺注 中华书局1961年版

陈子昂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

陈子昂研究 韩理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曲江集 张九龄 四部备要本

孟浩然集 四部备要本

孟浩然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重印

王维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重印

李太白全集 王琦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

李白集校注 瞿蜕园 朱金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杜诗详注 仇兆鳌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注杜诗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再版

杜臆 王嗣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

读杜心解 浦起龙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杜诗镜铨 杨伦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排印本

读杜诗说 施鸿保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1964年印

杜甫研究 萧涤非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61年印

杜甫评传 陈贻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8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杜甫卷 中华书局1964年版1982重印

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刘开扬 中华书局1982年版

岑参集校注 陈铁民 侯忠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元次山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钱考功集 四部丛刊本

韦苏州集 四部丛刊本

刘随州集 四部丛刊本

李君虞集 席氏本

卢纶诗集校注 刘初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华阳集 席氏本

孟东野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孟东野诗集 华忱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张籍诗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张籍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长江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王建诗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钱仲联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柳宗元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柳宗元 中华书局1964年版

刘禹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白居易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香山诗集 汪立名编注 四部备要本

白居易诗评述滙编 陈友琴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元氏长庆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李贺诗集 叶葱奇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0年重印

樊川诗集注 冯集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

玉溪生诗笺注 冯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本

樊南文集详注 冯浩 四部备要本

樊南文集补编 钱振伦 钱振常注 四部备要本

温飞卿诗集笺注 曾益 顾予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

孙可之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蜀刻本

罗昭谏集 四库全书著录

皮子文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新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聂夷中诗 杜荀鹤诗 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排印本

韦庄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韦庄词校注 夏承焘 刘金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花间集评注 李冰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全唐诗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全唐文

说郛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

本事诗 孟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唐语林 王谠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云溪友议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