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诵读参考文献文献综述
1 文言文有哪些朗读方式论文
文言文到底怎样教 宝坻五中 吴淑静 杨占平 许俊霞 内容提要为改变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老”、“慢”、“差”、“费”的教学现状,优化文言教学过程,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实效两方面,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以促进文言文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 激发兴趣 精讲精练 灵活方法 提高实效 积累迁移 “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被选为教材的文言文更是优中选优。但是,无须讳言,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处于老(教学方法)、慢(进度慢)、费(费时多)、差(效果差)的状态。
绝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畏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来自“教”的因素:许多老师仍采取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方式,让学生记笔记,然后从中抽题训练;或者偏重知识教学,把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当作重点,其他都交给学生自己解决;或者一味侧重背诵,让学生背课文、背注解、背练习题答案。
这样的课堂,没有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不能够让学生体验到古文的精髓,谈不到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我们从事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必须大手笔地、适宜学情地改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让新课改的春风也度“玉门关”。
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的活力。 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教法不可能和现代文教法等同,但它并不是外语,和现代文有非常强的传承关系,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可借鉴现代文教学如讲究合作、探究、开放的学习方式、个性化教学等成功经验,形成有文言特点的、灵活而实用的教学体系。下面结合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古文教学谈谈文言文教学的具体做法: 一、激发兴趣。
有了兴趣才产生主动学习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是教好文言的前提。讲课时务必脑子里时刻牵着这根弦。
(一)、教师富有 。还清晰地记得刚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杨乃林老师讲宋词的那节课,他从温庭筠的《花间词》讲到词风一变的李煜,讲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讲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讲到清朝的纳兰性德,讲到 。
让我们震惊的是杨老师不看教案,而能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边背一边快速写在黑板上,加上他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和评论感悟,彻底把我们折服,宋词真是太美了!我们急忙记笔记,杨老师笑着说:“不用记,不用记,以后咱们还会讲的。”但我们哪肯罢休,生怕落掉一句一字,同桌商量好你记第一句,我记第二句,他记第三句。
真是语言美、艺术美的享受,如坐春风,让我从此迷上古典文学。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溢美。
仔细想一想,您是否也享有过这样的课,让您曾经有过很大的思想触动?创造出这样的课,老师肯定投入了他的 。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每篇都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同作者一起或喜或悲,或忧或憎。
应该说,要想在课堂上充满 ,教师就应熟悉历史,读懂古人,才能以情 。试想,不懂曹操,怎能理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怀激越?不懂苏轼,怎能领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不懂辛弃疾,怎能理解“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与激愤?教师的 有助于学生产生浓郁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学生必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使自己的价格和精神得到塑造和升华。
(二)、精心设计导语。让每一节古文课的导语符合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调动兴趣的原则,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试举几例:以重温旧知识切入,《核舟记》导语可为:“我们学过一篇描写古代艺人技艺高超的作品,还记得吗?还能背出一些语句吗?”同学们是可以回答出的,接着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核舟记》是描写雕刻家高超技艺的文章,请留心写法上的异同”;《湖心亭看雪》导语为:“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区,我们学过很多描写它的诗文。想想可以记起哪些?”同学们可以说出几句,像“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等,教师接着说:“我们欣赏的都是西湖春夏的美景,那冬天的西湖什么样哪?一起看看张岱的《湖心亭赏雪》”中的描写;以名人名言、诗文名句导入,《大道之行也》导语为:“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就出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里,你知道是哪句吗?”学生们已预习课文,大多数可以猜出应为“天下为公”。
《三峡》导语为:“我们先一起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谁能说说“千里江陵”指的什么,“万重山”指的是哪里?”这样引到美不胜收的三峡;以古今对比导入,《捕蛇者说》导语为:“我们的和人民正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百年来农民种地缴税制被废止了,而且还给予一定补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作为对比的《捕蛇者说》深刻地揭示了苛刻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
2 文言文袁宏道《论文(上)》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3 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要不要在参考文献中注明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不用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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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孙樵的《孙可之文集》,宋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集》,唐代杜甫的《杜少陵集》
2。应该是后来加的。《古》这篇长诗中,关于焦仲卿妻嫁给焦之后,到被休回家,其间究竟有多少年,虽未准确明言,也有三处可知一二:
一是“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句,焦仲卿说“共事二三年”,即谓时间不长,只有两三年时光;
二是焦妻自称“新妇”,新嫁之女,或出嫁时间只有两三年未生育者,才叫新妇,时间长了,如何还叫“新妇”?!
三是焦妻被休回家后不久,“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这个县太爷的三公子,“年始十八九”,如果焦妻年龄较大,县太爷的十八九的三公子如何看得上她呢?!
古代女子十五六岁出阁是很正常的,焦妻嫁给焦仲卿时,应该在15~16岁,这样共同生活2~3年,被休回娘家,也就17~19岁,也还算适当的年龄。
至于“十七遣汝嫁”,应该是虚岁,中国的年龄按农历计算,通常会比实际年龄大一岁,甚至大两岁。这样算来,小姑在短短两三年,便从“始扶床”长到“如我长”,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下认为,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本文2023-08-07 05:39:2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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