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哪些种类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
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最初西汉劳动人民发明了麻料纸的新技术,到了东汉在蔡伦的推广下又出现了以树皮、旧麻布、旧鱼网为原料的“蔡侯纸”。再之后,皮、竹、草等均用以造纸。由于造纸原料的不同,大致将古籍用纸分为三类加以介绍。
一、麻料纸
发给陌生人的,才是最真实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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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料纸的原料有苎麻、大麻、亚麻等,统称麻纸。用于写书印书,始于西汉,盛于隋唐,衰于宋元,绝于明清。麻纸面无光,纤维束较多,易着墨,纸质韧性强,抗老化亦强。
古籍中麻纸主要有以下几种:
白麻纸:萌牙于西汉,是我国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初期纸质白度差,表面不平滑,结构不紧,还不能用来写字。至东汉时用于书写,隋唐时期成为上层社会的重要文化用纸。
黄麻纸:白麻纸入潢即成为黄麻纸,可以驱虫。是我国最早的染色纸,始于晋,唐代广为使用。
藏经纸:唐宋元时期用黄蘖染色而成,为写刻佛经所专用,故称藏经纸。其中用料麻、皮、竹均有。藏经纸分厚薄两种,薄着也较一般纸厚,没有光腊,厚而不硬。作为装裱珍贵善本书签之用。
硬黄纸:始于唐代,是采用黄蘖染色,两面加腊砑光而成,是专门用来摹写佛经的名纸。宋时演变成一面加腊砑光的金粟山藏经纸。
二、皮料纸
皮料纸的原料主要是落叶乔木中的楮树皮、桑树皮、青檀皮等。皮料始于东汉,逐渐取代麻纸成为纸中之首。主要产自浙江、安徽、河北等地,其品种较多,一般称纸质较细、制作精良者为绵纸或宣纸。而纸质稍粗,纤维束较多者为皮纸。
白棉纸:以树皮为主要原料,纸质绵软耐折,拉力强,纸破丝连,如同棉丝,故名绵纸。明以前主要产自江浙地区,清以后渐变为仿宣纸一类产品,通称宣纸。可用作裱书、搓纸捻、溜口纸条等。
黄绵纸:黄绵纸是由白棉纸染色而成,贵在防蛀。
高丽纸:又名鸡林纸,以桑皮为主料的阔帘白皮纸。产地朝鲜,宋代传入我国,清代我国生产仿制品,多用做书皮纸。高丽纸纸色洁白,有厚薄。厚者韧而坚固,两面光泽如一。也可分层揭开,帘纹间距竖宽横密。薄者较少,隔纸见物,帘纹同厚者,纸面可见明显的交结紧密而发亮的纤维束,酷似蚕茧所造。
皮纸:以树皮为主料,有黄白二种。多纤维束,拉力极强。厚者坚固耐折,薄者隔纸见物而有韧性,近似以桑皮为主料的高丽纸,但帘纹不显。
日本皮纸:以树皮为原料按厚薄分为两种。厚者韧性强,纸质坚固,纸色白都有,又称东洋绵纸。薄者俗称日本美浓纸,纸色洁白,细薄均匀,帘纹较宽,纸面光滑,绵软而有韧性,在日本广为应用。
草茎纸:以皮料为主、草茎为辅的一种混料纸,始于元代。纸色淡黄,薄如蝉翼,绵软有韧性,多纤维束。夹有如同发丝的草茎并呈黑褐色,隐帘纹较宽,古书中颇为少见。
毛头纸:以草为主辅以树皮的一种混料纸。产于河北省迁安县,又名迁安纸。其色多为灰白,质地厚薄不均。夹有草棍,发涩,背粗糙呈疙瘩状。有棉性,隐帘纹。
开化纸:又名桃花纸,因产于浙江省开化县而得名。其纸虽薄而韧性极强,虽有帘纹而不明显。开化纸始于明代,大量应用于清初至乾隆年间,列为名贵纸品,专供清内府、武英殿及扬州书局印书。
开化榜纸:产于开化县,用料同于开化纸。其特征也与开化纸相似,但比开化纸厚,纸色洁白发暗,隐帘纹。
混料开化纸:以草为主辅以树皮的混料纸。多见于雍正年间到清后期的殿版书。纸色微黄,隐帘纹而质粗、有韧性,厚薄均匀,面平滑,背稍涩。含较多纤维束而带**斑点,这是因为纸浆有稻草的原故,虽产于开化,但其质不及开化纸和开化榜纸。
宣纸:宣纸源于唐代的宣州贡纸。主要产地是安徽泾县,其料是青檀皮,实为绵纸或皮纸。宣纸品种很多,用于印书的主要有绵连、罗纹、单宣等。
单宣:又称料半,厚于绵连有帘纹,其质次于绵连。
绵连:由皮料连四发展而成,质地细薄,色白如玉,匀净细腻,纸质柔软耐折,有帘纹。可做补书、护叶、镶书和衬纸、染书皮等用。
罗纹纸:纸色洁白,其质地、厚薄同于绵连,但横纹深而清晰,宛如丝织罗绸一样,故名罗纹纸。可以作为护叶,或者染色后裱书皮用。
三、竹料纸
竹纸始于宋代,南方的毛竹、苦竹、淡竹、麻竹、篁竹是其主要原料。竹纸成本低,一经出现即取代皮纸而据首位。竹纸纸薄适中,其色有黄白两种,以淡**居多。面平滑,背稍涩,夹有沙粒和草棍,韧性差而脆,帘纹宽窄都有,随年代变化为二指至一指左右。竹纸种类较多,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连史纸:是明清著名一时的精良竹纸,以嫩竹为料,又称竹料连四纸。产于福建、江西两省,色洁白,面光滑,背稍涩,没有草棍、毛屑粘附,帘纹约一指。多见于清乾隆以后的书籍,为现代古籍修复的必备纸。
毛边纸:明代产于福建、江西两省,以嫩竹为料染**而成,不防蛀。纸质较细,色淡黄,厚薄适中而脆。面光滑,背稍涩,吸水性较好,隐帘纹,毛氏汲古阁本多用此纸。一般旧书裱书皮、衬纸、补书等都用此纸。
建阳扣:又称麻纱纸,宋代产于福建建阳县而得名,也由于建阳麻纱书坊印书皆用此纸,故称麻纱纸。建阳扣是一种用山椒染过的防蛀竹纸,其纸色黄褐,厚薄得中,面平滑,背稍粗,夹有较多的草棍和毛屑,呈黄褐色或黑色。纸薄有光,抖之有响声。
毛太纸:产地纸色与毛边纸同,但较毛边薄,色也较暗。面不光滑,但较柔和,为现代古籍修复的必备纸。毛氏汲古阁亦多用此纸。
太史连纸:始于清代,康乾年间用来印刷殿版书的一种精致竹纸,乾隆以后用这种纸印书基本少见。色淡黄,质细薄面平滑,背稍涩,没有草棍、毛屑粘附,隐帘纹,抖之有响声。
万年红:明清时期广东刊行的线装书在其扉页和封底均衬有这种纸,成为广东刊本的特征。色桔红可防虫,又称防蠹纸。采用毛边或连史纸涂上砒霜等染制而成。
粉连纸:清代产于福建的竹料纸。年代晚于连史纸,质差、厚而粗糙,色发暗性脆,有帘纹。一般普通旧书的镶衬多用于粉连纸。
机制有光纸:清光绪年间生产的一种机制纸,其用料是进口纸浆。清末民初满文印本多用此纸。该纸酸性大,仅二百年间就已经发脆变黄,触之即碎,不可用作古籍修复用纸。
造纸术曾作为“使者”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制纸的日益普及,使得传统造纸工艺正在淡出历史舞台。其技术、技艺亟待传承与保护。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
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背面略为粗糙;黄麻纸微呈**,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早在唐代,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故后世又称“草诏”
为“草麻”,宋、元(包括辽、金)刻本,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
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据说,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吴、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南宋陈《负暄野录》认为越地的竹纸“甲于他处”,并且说:“今吴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盘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这是说,吴人将越地的竹纸再行加工,制成了一种与蜀产竹纸质地相仿的竹纸。
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也称棉纸,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质地平滑、细白,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纸印刷,是现存宋刻的珍品。
明清以来,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故称宣纸。这种纸洁白,质地绵细腻,且有韧性,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故印书、绘画广为采用。后来的“棉连纸”、“料半纸”、“玉版纸”,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
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见《常昭合志稿》)。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正面光洁,质地较脆,清乾隆以后的印本,多用毛边纸。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明清
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又称桃花纸,质地细白,有较强的韧性,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多用这种纸印刷。
再如太史连纸,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质地则很相近,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
古代造纸,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技术不平衡,纸的质量亦各异,但大体掌握了麻纸、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
本文2023-08-07 05:52:0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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