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时间单位浅说

现时每昼夜为二十四小时，在古时则为十二个时辰。当年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人们将中西时点，分别称为“大时”和“小时”。随着钟表的普及，人们将“大时”忘淡，而“小时”沿用至今。

古时的时（大时）不以一二三四来算，而用子丑寅卯作标，又分别用鼠牛虎兔等动物作代，以为易记。具体划分如下：子（鼠）时是十一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丑（牛）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寅（虎）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卯（兔）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辰（龙）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巳（蛇）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午（马）时是十一点到一点，以十二点为正点；未（羊）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申（猴）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酉（鸡）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戌（狗）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亥（猪）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

古人说时间，白天与黑夜各不相同，白天说“钟”，黑夜说“更”或“鼓”。又有“晨钟暮鼓”之说，古时城镇多设钟鼓楼，晨起（辰时，今之七点）撞钟报时，所以白天说“几点钟”；暮起（酉时，今之十九点）鼓报时，故夜晚又说是几鼓天。夜晚说时间又有用“更”的，这是由于巡夜人，边巡行边打击梆子，以点数报时。全夜分五个更，第三更是子时，所以又有“三更半夜”之说。

时以下的计量单位为“刻”，一个时辰分作八刻，每刻等于现时的十五分钟。旧小说有“午时三刻开斩”之说，意即，在午时三刻钟（差十五分钟到正午）时开刀问斩，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此罪大恶极之犯，应该“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阴阳家说的阳气最盛，与现代天文学的说法不同，并非是正午最盛，而是在午时三刻。古代行斩刑是分时辰开斩的，亦即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三刻开刀，不让其做鬼。皇城的午门阳气也最盛，不计时间，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门斩首者，也无鬼做。

刻以下为“字”，关于“字”，广东广西的粤语地区和福建广东的闽南语地区至今仍然使用，如“下午三点十个字”，其意即“十五点五十分”。据语言学家分析，粤语中所保留的“古汉语”特别多，究其原因，盖因古中原汉人流落岭南，与中原人久离，其语言没有与留在中原的人“与时俱进”。“字”以下的分法不详，据《隋书

律历志》载，秒为古时间单位，秒以下为“忽”；如何换算，书上没说清楚，只说：“‘秒’如芒这样细；‘忽’如最细的蜘蛛丝”。

古时计时工具有两种，一是“日晷”，二是“漏”。日晷是以太阳影子移动，对应于晷面上的刻度来计时。日晷不用说了，大家应该在北京故宫里和观象台上见过。诗词中所常用的漏壶，即刻漏制记时法，最早出现于西汉，将一昼夜平分为一百个等分，也称百刻记时制。昼夜的比例是40：60，冬夏相反。漏是以滴水为计时，是由四只盛水的铜壶从上而下互相迭放的组合。上三只底下有小孔，最下一只竖放一个箭形浮标，随滴水而水面升高，壶身上有刻度，以为计时。原一昼夜分100刻，因不能与十二个时辰整除，又先后改为96，108，120刻，到清代正式定为96刻；就这样，一个时辰等于八刻。一刻又分成三份，一昼夜共有二十四份，与二十四个节气相对。注意，这分不是现时的分钟，而是“字”，在两刻之间，用两个奇怪符号来刻，所以叫做“字”。字以下又用细如麦芒的线条来划分，叫做“秒”；秒字由“禾”与“少”合成，禾指麦禾，少指细小的芒。秒以下无法划，只能说“细如蜘蛛丝”来说明，叫做“忽”；如“忽然”一词，忽指极短时间，然指变，合用意即，在极短时间内有了转变。

“更”是一种在晚上以击点报时的名称。从酉时（今之晚上七点）起，巡夜人打击手持的梆子或鼓，此称为“打更”。七点至九点一击，为一更；九点至十一点两击，为二更；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三击，为三更；一点至三点四击，为四更；三点至五点五击，为五更；此时天亮了，不再打更。夜半或半夜之说一般是泛指，如《夜半歌声》，没有实指某点时唱，而是一段时间唱。若要实指，就得在半夜之前后加字，那就有实指了，如三更半夜，实指了三更。又如过了半夜，实指“过了”，这时就有说法了；夜的一半在何时点，在正三更处，即子时四刻，现之零点正。另外，在古军队营寨里也有打更的，不过击打的，不是木制的梆子，而是金质的，叫做“金柝”。

附历代记时制：

殷武丁时12段记时：白天：夙、旦、明（大采）、占、食日（大食）、日中、昃、小食、小采（上半段）；

夜间：小采（下半段）、会、（木+凡）、夕。

殷禀辛至文丁时16段记时：白天：夙、旦、朝（大采）、食日（大食）、日中、昃、郭兮（郭）、小食、萌小采、莫

夜间：会、昏、（木+凡）、夕、寤。

秦16段记时：平旦、日出、食时、莫食、东中、日中、西中、日昳、哺时、下市、黄昏、人定、夜半、鸡鸣

秦12段记时：即十二地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热爱阅读

热爱古书

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3

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古籍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原刻本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第一是原刻本已没有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第三是影刻本，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这样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原刻本的形状；第四是写刻本，即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还有一个说法，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对戏曲亦颇爱好，家蓄戏班，“曲皆手自校定”，曾聘著名曲师顿仁，研讨音律。此书亦以搜采广博见称，所汇多明代掌故，分经、史、杂记、子、释道、文、诗、词曲、续史等十七类，共三十八卷。其谈曲论剧之语，主要载于卷二十七《词曲》之部，共三十条。分别叙述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和兴衰，品评作家作品的高低得失，提出了“填词须用本色语”，“不可刻画太过”的著名本色理论。批评“《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而推崇南戏《拜月亭记》的本色语言。又主张作剧须恪守音律，“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这些戏曲主张对万历年间出现的吴江派具有重要影响，他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三剧的评价，也引起了广泛争论。

全书分经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杂记一卷，释道二卷，诗文四卷，书画三卷求志、崇训、尊生、娱老、考文、词曲、续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类。有考证和评论，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书中涉及到明代苏松地区政治、经济、赋役、徭役、黄册、防倭、饮食、养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长等等方面，是记述苏、松等处地方综合性笔记资料。其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四友斋丛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采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时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958年中华书局据此标点重印出版，其卷三十七《词曲之部》，于民国元年(1912)被收入邓实编辑之《古学汇刊》，与徐复柞《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各段，合题《何元朗、徐阳初论曲》。1959年，又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题为《曲论》。 衡山（人名）精于书画，特别擅长鉴别画作真伪。吴中地区收藏书画的人，只要有人带着书画请求他鉴定的，即便是赝品，他也一定说这是真迹，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凡是买名人字画的人家境一定是富裕的，这个人因为贫困才卖掉这些字画，有的人就等着这（卖画得来的钱）维持生计，如果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没法生活下去，全家都会受到挨饿受困。（如果）我因为想要得到一时的名利，却让别人全家挨饿受困，我于心何忍呢。”而且有人以他的名义做的画却拿过来请求他题字的，他也很随和的给他题字落款，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