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当激扬的时代。

经济极其发达，甚至还出现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

当时中国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个。帝都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而同时期的西欧城市（包括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规模在中国都只能算是小型的县城。二者完全没有类比的可能性

具体事项可以参考如下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

　　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

　　语。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

　　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

　　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

　　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

　　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

　　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

　　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

　　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

　　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

　　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

　　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

　　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

　　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

　　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

　　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

　　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

　　美。”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

　　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一千多年前的中

　　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公元1788年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

　　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

　　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

　　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

　　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

　　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

　　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

　　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一千年

　　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一千年前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

　　也”，一千年后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 ：“没有一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

　　的老师告诉学生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一千年后的中国

　　的教师却告诉学生们：“没有一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的学生沐浴着民主的

　　熏陶，一千年后的中国的学生灌输着奴化的教育。

　　　　一千年前的中国有人敢对最高统治者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

　　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一千年后的中国却没有人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

　　下，祖宗之天下，精英、百姓、三军之天下，非一党之天下” ，一千年后的中国没有人敢

　　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党之私有也”……

　　　　一千年前全世界都是封建的愚昧的只有中国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一千年后全世界都是民

　　主的自由的只有中国是专制的落后的。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无耻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落

　　后，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的无知嘲笑一千年前的中国封建……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

　　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教、基督

　　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

　　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

　　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

　　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

　　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一千年

　　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一千年后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一千年后的中国早

　　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还无愧的叫着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

　　代。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

　　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

　　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后

　　的中国人怎么能知道？……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

　　　　注： 一千年前的中国代指宋朝时的中国

部分参考书目：

　　　　《光明之城》（意）德安科纳

　　　　《马可 波罗游记 》（意）马可 波罗

　　　　《白银资本》（德）德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理阿诺斯

　　　　《鸟瞰中国千年史》孙隆基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教授主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马正林

　　　　（宋朝古籍史料不列……）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问题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罗马时期，奴隶制度曾经达到高度发展。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而在西欧占有统治地位。从历史分期来说，我国史学界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古代史的结束。而从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来说，则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西欧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萌芽的。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封建因素产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还在罗马时期，封建因素已经存在，这就是隶农制。隶农原指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移民。后来由于奴隶制的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大土地所有者于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小农，奴隶或入境的日耳曼人。这些租种土地的人统称为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在共和国末期已经出现，而在以后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延缓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隶农租种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如交纳一部分收成，在耕种和收获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等等。完成这些义务，隶农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产上原有的水源、树林、草地，还可以在交税的条件下使用磨坊和压榨机。

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块出租其土地的同时，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归其自用；他们在利用其奴隶各自耕种小块份地的同时，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隶耕种自用地。这部分奴隶与前一种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由主人统一使用，没有自己的经济；而租种土地的奴隶则有自己的小茅屋，虽然他们也像租地小农一样交租，提供劳役，不过他们的身分仍然是奴隶。这些租种土地的小农和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补充劳动人手。

这种现象，表明罗马大地产的经营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它已经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隶制大农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错而成的一种结构。两部分土地既交错又相邻近，便于佃户履行劳役。这种经济结构我国或称之为庄园，或称之为别庄，它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有作坊生产日常用品，经济基本可以自给。

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土地经营情况多种多样，并非千篇一律。劳动者的身分也有各种差别。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小普林尼，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他的一处地产上已经没有奴隶，与它相毗邻的另一处地产上也没有。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也还有独立的小农。这种小农靠家庭成员和少数奴隶种地，不过根据估计，隶农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小农不堪豪强压迫勒索，已经出现被迫将土地交给有势力的人，再向他领种土地的情况。这时奴隶和隶农起义，奴隶逃亡频频发生奴隶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长期处在民族社会阶段。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并不像罗马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那样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而是分别居住，各有家室；他们耕种土地，只须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和牛等实物，此外并无负担。日耳曼人经常作战，军事首领拥有很多亲兵，结成依从关系。亲兵分成若干等级，效忠首领，平时拥护他的地位，战时保护他的身体；首领供养亲兵，并将掳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灭亡西罗马帝国时，他们的民族正趋于解体。

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权，克洛维由一个部落首领顿时成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日耳曼人为数不多，在高卢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小，其社会发展阶段又低于罗马，过去并没有一套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制度，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特别是在教会事务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高卢——罗马人。而高卢的土地，则大量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无以国王占地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亲兵制，也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过去，日耳曼部落首领酬赏亲兵的是掠获的战利品。现在国王占有广大地产就以土地赏赐亲兵、部下。虽然长时期内连年征伐，内乱频仍。出征掠夺仍不失为一个额外财源，但地土毕竟已成为重要财富。亲兵们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得到土地上的劳动者，并沿用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封建制度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奴隶劳动这时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奴隶并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净尽。而且由于日耳曼人连年征战，掠人为奴，加上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人卖身为奴，有人因此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奴隶反而有所增加。但这只能看成暂时现象，奴隶制度毕竟已经过时，而且这时候的奴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高峰时期的奴隶处境有所不同。这时农业奴隶大多分有土地，有独立的的经济和家室。向主人交租并服劳役，只是他们的负担比较重。后来，由于破产农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贵族、教会“献地”，由于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封建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奴隶逐渐消失，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区别不断缩小，汇合到农奴的行列中去。

为了减轻难度，减少理论概念，九年制义务教材没有也不必讲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而只是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剥削农奴为生。”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知道封建主和农奴这两个名词概念就可以了。教师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自由农民。虽然他们地位并不稳定，常因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但是并非全部自由农民一概沦为农奴。他们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种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课文提到“主要”二字，是为了更符合事实。

关于封建等级制度

配合封建制度，课文附有一幅《西欧封建等级》图解，以增加形象性，补充文字之不足。图解主要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与日耳曼人的亲兵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作几点补充：

关于封建等级，从地位高下来说，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以下大、中、小封建主依次降等。地位越低，人数越多，因此封建等级制度被喻为封建金字塔。但是从分封关系来说，并不限于国王只封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只封中等封建主，以此类推。封君分给封臣的土地，有多有少，依从于封君的封臣，可大可小。特别是骑士，骑士制度是随着采邑制的推行而发展起来的。原来法兰克军队由自由农民组成，随着自由农民的不断破产，兵源减少，于是改用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以充实国家的战斗力量。骑士土地较少，自备盔甲、武器、战马。他们作为以战斗为业的队伍，对各级封建主来说，都很需要。因此国王有自己直属的骑士，其他封建主也一样。遇到战争，骑士有义务随封君作战。后来由于火炮的应用、雇佣兵的服役，骑士的作用减少，骑士阶层趋于贫困没落。《堂吉诃德》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关于封建金字塔下面的劳动者，原来高中课本提到被压在塔下面的是农奴，而本书图解中注的是农民和城镇平民。这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剥削关系。农奴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是基本的被剥削群众。但是大小封建主的剥削对象，并不限于农奴。独立的小农和其他身分的农业劳动者，都处在封建主的统治下，其所受的剥削与农奴相比，在程度上会有差别，但受剥削则是其基本的方面。因此，这里的农民总的指农村广大的劳动者，含义比较广泛。至于城镇平民，也同样受封建主的压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城市最初是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重新兴起的，封建主以种种手段加以勒索，城市越富，勒索越重，城镇居民都受其害，普通平民尤其不堪负担。因此图解将城镇居民也列在金字塔下面。

关于封建等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按照惯例，封君必须保护封臣，裁决封臣之间的纠纷。封臣的最高义务是效忠封君，并在封君被俘需赎金，或有其他需要时，献上一定的助金。这种关系发展的结果，会形成“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现象。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存在于今天法国的一些地区，但还不能说极其普遍。法国由于封建主的强大，查理大帝死后，王权日渐衰落。后来历代国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而在英国，情况有所不同。诺曼征服以后，威廉一世即申明国王是一切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法律规定，依附农民的份地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王。威廉并要求大小封建主，包括封臣的封臣，一律宣誓效忠于他，并服军役。这与法兰克国家只要求直属封臣效忠的情况不同。因此威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关于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国王

教材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力求作较全面的介绍。由于篇幅所限，西欧封建社会早期重点讲的，只有查理大帝。查理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他的文治武功对欧洲有很大影响。

查理大半生都从事戎马生涯。当王子时，他就受到军事训练，随父出征。即位之后，他为了扩大其统治，夺取土地和劳动人手，进行了50多次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进军罗马，把意大利中部献给教皇，并侵入西班牙，夺得厄布罗河以北土地。历时最久且最残酷的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自772 到804年，前后30余载，进军达18次。萨克森人当时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们顽强抵抗。查理采取残杀和强制推行基督教的手段，有时就以不皈依基督教为借口，一天杀数百人。战争结果使国家版图大为扩大，并赢得周边各族的畏服，至阿拉伯哈里发也和他有使节往来，拜占廷皇帝对查理称帝虽怀嫉视，但后来也与他建立联系。

查理在位时是西欧封建化剧烈进行的时期。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大量赐予亲兵和臣属，采邑制也随着战争的需要加紧推行，而许多农民因不堪负担无休止的战争，纷纷“委身”于教会或贵族。土地加速集中，封建世纪在西欧确立，并推广到欧洲中部广大地区。

内政方面，查理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行政、司法、经济管理。他将帝国划分为许多伯爵辖区，任命伯爵治理，经常派遣由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巡按使团巡回视察各地执行合理化建议情况，受理并裁决重大司法案件，从而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他还对各地的习惯法作了补充修改，要求法官具备法律知识，制定了一些陪审。查理对皇室庄园的生产管理细心过问，详加指示，对于基督教会大力护持；对于教育颇为重视，除开设宫廷学校外，他还命令教会和修道院传授文化，令人抄录古籍。他本人则从不列颠学者阿尔昆那里学习修辞辩论术和天文学，努力练习写字。西方学者把他提倡文化教育的成绩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显然是溢美之词。而且查理的一系列措施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并以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他对反对自己的阴谋者的严厉镇压，对萨克森的残杀，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不失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建立的许多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模式。

查理晚年，北欧人对西欧的侵袭刚刚开始，查理着手巩固边防，加以防范。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教材古代部分没有正式讲英国的君主，因此这里仅简略介绍阿尔弗雷德，略作弥补。

英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几位名王，但因篇幅所限，未能涉及。阿尔弗雷的时代晚于查理，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查理相媲美。但他的武功不在于侵略扩张，而在于成功地防御了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的侵略。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不断遭到北欧人的侵袭，这些入侵者原来只是抢劫而去，而到865年，丹麦人大举入侵，而且志在久驻，几年内席卷了泰晤士河以北之地，进而南侵。阿尔弗雷德恰巧在此时登位，重任在肩，努力从事，经过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收复泰晤士河以北部分失地，军威大震。他还下令建造大量战舰，巩固海防，为保卫国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政方面，他在几种原有法律的基础上，经过选择，编成一套法典，由教会和国家共同执行。他鉴于当时连年战争，破坏严重，文化衰落，大力提倡学习。他以身作则，聘请英吉利和欧洲大陆学者前来传授学问。他亲自将教皇格雷戈里的《教士守则》和罗马时期的某些哲学、历史作品从拉丁文译成古英语。一般认为史学名著、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也是他翻译的，从而促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纂。

因此，阿尔弗雷德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国王。

西欧基督教会的势力为什么会膨胀起来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诗歌概念起源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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