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你可听说过？

中庸的说法最早也是来自孔子，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

古籍《中庸》：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

中庸之道虽诸多好处，但男儿生于世间，敢爱敢恨，应当得罪之人，是断不可与之客气的。若处处容让与人，反而失之偏颇，违了中庸本意。

还有一本书叫

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

你可去找找，讲的是如何处事的。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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