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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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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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刻本经历差不多二百年之久，饱经风霜，纸张包浆氧化明显，材质天然，表面肌理错落有致；主体内容保存完整丰富，字迹规整有力，层次清晰分明，实属难得。该刻本隶属文光堂和宝华楼刻印，在当时是赠与各地州府、大臣，相当珍贵。由于刻本数量有限，现如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产物。

那么距今于此整套的康熙字典早已不翼而飞，而更多的则是后来皇帝为了宣扬文化而特别印制的也个别有皇室手抄的，目前距有关人士报道一套40本全套的翻印康熙字典升值已经极高，而真正的已经非常稀有。

2015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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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收藏价值，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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