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5月18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09年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研究馆员陈源蒸、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主任顾�、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朱海闵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年会是图书馆编目事业的重要会议,已连续举办多年,在达成资源共享,创造规范、有序、便利的数据上传渠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图书馆编目人员沟通交流的主要平台。

本届年会为其两天,有来自全国40多家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参会。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在致辞中谈到:“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三大业务之一,国家图书馆对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全国联合编目中心自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编目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利用。”

全国联编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各个分中心以及成员馆的配合。为此,联编中心分别设立了7个奖项,肯定了各分中心、成员馆的工作,表彰他们为全国编目事业作出的贡献。此次年会上,四川省图书馆编目中心主任李璞获得了中心特别奖,这是联编中心唯一一个颁给个人的奖项,以感谢她为图书馆编目事业的付出与牺牲,李璞的敬业精神是所有编目人员的榜样。

夯实基础

推进创新

作为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主任,顾�老师对联编中心2005年～2009年的工作进行了汇报。他提到:全国联编中心十分重视全国中文书目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联编中心加大数据上传力度,严格控制数据质量,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以及周到的服务。除了加强数据建设以外,联合编目中心还注重编目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培训、业务论坛等诸多方式为编目人员提供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的平台。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多年来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自愿参加”的原则,逐步树立了现代、开发、合作的理念,通过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携手合作、群策群力,实现了全国书目数据资源共建共享,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以说2005年～2009年是中心平稳发展、积极创新、践行公益性服务理念的几年。

夯实基础业务,进一步巩固联合编目的共建共享。据联编中心主任顾�介绍,截至2009年4月,联编中心的直接数据用户已累计达1132家,成员馆693家,包括两个海外用户。联编中心已成为一支相对稳定的书目数据共建共享队伍,在数据的共建共享以及质量控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近几年来,在分中心、成员馆的共同努力下,书目数据的时效性有了较大的提高,数据的下载量以及上传量逐年增加。自2005年推出规范数据免费下载、上传数据质量控制草案和编目员论坛三项举措后,着重加强了对数据质量的监督和提高。每年发放数据质量调查表,采取交叉评分的办法,对各上传馆的数据质量进行评测,并在年会上进行总结,对好的成员馆给予嘉奖,获得了良好的激励效果。

践行公益性服务理念,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为了充分履行公益性服务的职能,联编中心在服务政策、服务对象以及文献类型上都作了充分的转变。联编中心从2007年起全面下调了中文普通图书书目数据的价格,以支持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数据建设工作,并对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图书馆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其使用联合编目数据。

在服务对象方面,联编中心以立足大陆地区,逐步向海外拓展数据用户为目标。近几年来,联编中心先后与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OCLC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借由文化部外联局在各国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之际,为各中心提供长期优质的书目数据服务,提高了文化中心工作的效率,也拓展了中心的服务对象,促进了中文书目数据走向世界。

为了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打造成全球最完整最优质的中文文献书目数据集散地,联编中心在考托图书、期刊、古籍等文献类型的基础上,逐步开展特色文献资源的数据收集,包括少儿出版物,学位论文等,并在近几年新增了民国书目,及音像电子资源数据库和少年儿童出版物数据库的网上下载功能。

顾�主任坦言:在过去的几年,联编中心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还有一些领域需要开拓,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使联合编目工作向多元化、标准化、规范化迈进。

携手合作

群策群力

在本届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献计献策为联编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会议期间,代表们分别对中心发布的新修订章程、数据质量控制问题以及联编新系统的意见与建议进行了分组讨论。其中对于章程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分中心、成员馆之间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分中心应该具有一定服务用户的意识与条件,应由分中心来发展成员馆,形成中心拥有分中心,分中心拥有成员馆的管理模式。对于联编中心实行的最新系统,与会代表认为,主要是速度不够稳定,希望新系统能够以更快、更稳定的速度服务各个成员馆。另外,代表建议新系统能够设置一些提示信息,例如能够显示上传数据已成功,是否是重复数据等,让上传数据的成员馆能够及时掌握自己的上传状态。

真正实现一家编目

全社会共享

在本届会议上,联编中心特别邀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研究馆员陈源蒸参加,陈源蒸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自动编目引发的图书馆与出版社之间的新的合作关系”的演讲。

陈源蒸教授认为,从目前编目事业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图书馆还是供应商,都不可能做到一家编目、全社会共享。为了整合资源,实现编目统一,陈源蒸教授提出了自动编目的概念。以前是书到了图书馆之后才进行编目,现在是供应商提供编目。而自动编目则是由出版社编目,供各方使用,即把编目工作从下游移至上游。那么我们是否具备一定条件实现自动编目陈教授提出,首先,书目记录所含元数据就在图书电子文本之中,书目记录的数据源主要是扉页、版本、记录页等,从电子文本中对元数据进行标识处理要比从印刷版上描述方便得多。实际操作的结果说明,80%以上的编目处理可以以模版方式进行,这在图书出版后的编目中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数字复合出版技术提供了在排版过程中实现自动编目的功能。数字复合出版技术是以XML语言为工具,能将文本中的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离,使自动编目成为可能。第三,在排版过程中还能实现自动标引。和自动编目一样,只有在出版环节才能对该书的电子文本进行自动标引处理,图书馆方面则需要重新扫描才可以操作,失去了自动处理的意义。第四,编目中存在的诸多难题伴随着自动编目可迎刃而解。最明显的是关于作者数据库的规范的建立。在出版图书之时,要求其提供作者的相关资料。描述性编目只能是书上有什么,著录什么,而标识性编目则可以要求作者补充数据。

毋庸置疑,自动编目的实现会打破书目工作的原有格局。从长远来看,编目工作移至出版部门是编目事业发展的一种创新或者说是一种趋势,它能够解决图书馆编目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出版社是否愿意付出编目所需的代价是一个重要因素。要实现自动编目,出版社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出版社是营利机构,这样的付出能否换来相应的回报是他们考虑的最主要因素。相对应的,如果实现了自动编目,那么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恐怕也面临着下岗的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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