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 “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 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 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日期：11/03/22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跟着我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萧绎。

此人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梁元帝萧绎!说起萧绎，他不仅出身皇室，而且来自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萧绎与父亲梁武帝萧衍、大哥萧统、三哥萧纲并称“四萧”，与三国时期的“三曹”并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书记载，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五岁时就能背诵《曲礼》。长大成人后，萧绎“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当时人称萧绎有“三绝”， 即“善五言诗，工书、善画”。萧绎“诗笔之丽，罕与为匹”， 促进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和发展。

萧绎的书法水平很高，绘画水平更是历朝帝王中无人可出其右，他所画的《职贡图》，记录前来梁朝朝贡各国的使者的形象，惟妙惟肖。此外萧绎还是一位学者，著有《金楼子》一书。通过萧绎的著作来看，他还在音乐、医学、围棋、姓氏学、玄学、周易、相马、天文历算等诸多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

那么萧绎是如何从才子沦为罪人的呢这事还得从他做皇帝说起，萧绎本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按常理而言，皇位根本轮不到他。但在548年，侯景叛乱起兵，将建康城包围。掌握重兵的萧绎没有积极救援，反而先消除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异己，之后才讨伐侯景。

侯景之乱被平定后，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都已经死去，萧绎趁机继承皇位，后世称之为梁元帝。梁元帝即位后，没有还都建康，而是以江陵为都城。萧绎在争夺皇位过程中，曾起兵杀死自己的侄子萧誉(萧统之子)，引起另一位侄子萧詧的不满。

萧詧势单力孤，自知无法打败萧绎，于是向西魏求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大将于谨、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率五万大军南下。在萧詧的引导下，西魏军队将江陵团团包围。梁元帝急忙征召四方军队入援，但没有一人前来，萧绎自知难逃一死，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萧绎是位才子，酷爱书籍，因此一直有收藏图书的习惯，特别是他成为皇帝后，更是搜罗各个时代的古籍善本，此时他已经收藏有14万卷书籍。也许出于绝望，梁元帝下令将14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全部焚毁，史称“江陵焚书”。 看着熊熊火焰，梁元帝叹息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城破后，西魏大将于谨问梁元帝为何焚书，萧绎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最后萧绎备受屈辱，最终被人用土囊活活闷死。而“江陵焚书”是 中国文化的一场巨大灾难，萧绎沦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罪人!

1 王冕传文言文及解释

作品原文 王冕者，诸暨人（1），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2），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

或牵牛来责蹊田（3），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

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4），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5）。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6），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

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7）。久之，思母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

乡里小儿竞庶道讪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8），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9），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

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10），冕倚楼长嘨，使者闻之惭。

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

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

北游燕都（11），馆秘书卿泰不花家（12）。泰不花荐以馆职（13），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14），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15），唯两 、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

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

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

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

芋一区，薤、韭各百本（16）。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

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

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17）。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18），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19），读者毛发为耸。

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

善画梅，不减杨补之（20）。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21）。

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未几，汝颍兵起（22），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23），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24）：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25），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26），哗笑溢市中。

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覂驾（27），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1] 作品注释 （1）诸暨：今浙江诸暨市。

（2）陇：同“垄“，田垄。（3）蹊：踩踏。

（4）策：书册。长明灯：佛前昼夜长明的灯。

（5）恬：安然。（6）安阳韩性：字明善，绍兴（今属浙江）人，其先居安阳（今属河南）。

元代学者。曾被举为教官，不赴。

卒后谥庄节先生。著有《礼记说》等书。

（7）越城：指今绍兴市。（8）李孝光：字季和，浙江乐清人。

至正年间（1341—1370）任秘书监著作郎。府史：府衙小吏。

（9）案：指文书档案。（10）武：半步叫武。

（11）燕都：即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市。（12）泰不华：字兼善，世居白野山。

1341年（至正元年）为绍兴路总管。召入史馆，参与编修辽、宋、金三朝史书，书成以后，授秘书卿。

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方国珍起兵，被杀。

秘书卿为秘书监长官。（13）馆职：这里指在史馆供职。

（14）南辕：车辕向南，即南归。（15）武林：杭州的别称。

滦阳：今河北迁安西北。（16）薤（xiè）：百合科植物，鳞茎可作蔬菜。

（17）伊、吕：伊尹、吕尚。伊尹为商汤贤相；吕尚，扶助武王来殷建立周朝。

（18）操觚：执简，这里谓拿起纸来。觚。

古人书写时所用的木简。（19）鹏骞海怒：喻极有气势。

鹏骞，大鹏高飞。（20）杨补之：指宋代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善画梅。

（21）缯（zēng）：丝织物。（22）汝颍兵起：指元末红巾军起义。

（23）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

（24）史官：作者自谓。（25）簁（shī）：筛。

（26）袂（mèi）：衣袖。轩翥（zhù）：飞举的样子。

（27）覂（fěng）驾：翻覆车驾。犹言不受驾驭。

[1] 作品译文 王冕，诸暨人，七八岁时，其父要他在陇上放牛，他却偷偷地溜进学舍听学生们念书，听了就默默记住，有时晚上回来竟忘了牵牛。有时会有人把牛牵回来，责备说踩了他的田，他的父亲生气了，狠狠地用鞭子和棍子打他，完了还是不改。

他母亲说：“儿子痴迷这样，你为什么不放任他呢？”王冕于是离开家，到寺庙旁居住，晚上就出来，在佛像的大腿上坐着，就着长明灯读书，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大多数是土造的，狰狞可怖，王冕虽然是小孩子，但他坦然得似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怕。

安阳的韩性听说了，觉得他很奇异，便把他收作弟子，学习儒学，后来成为通晓儒学的人。韩性死后，他的门人对待王冕就像对待韩性一样尊重。

当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就把母亲接到越城去奉养。后来因为母亲想念故乡而回故乡，他买了头白牛，拖。

2 息庵翁传 文言文翻译

息庵翁，名叫志求，字文健，息庵是他的别号。他的先人是江西清江县人，后来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到了苏州，就在苏州安家了。息庵翁的祖父贻令先生因为擅长书法而在吴中很有名。息庵翁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他祖父身边磨墨，伺候祖父写字，仿着祖父的字体写字，字写得很有精神且遒劲。他祖父非常惊讶，就教授他写字的方法。息庵翁为人清廉、正直，不符合礼法规定的不说、不做，亲朋好友都特别尊敬他。

息庵翁特别喜欢看书，一旦知道别人有好的古籍善本，就马上去借阅。他把自己的小屋装饰好后独自居住，在桌上点一炉香，放一瓶水，早晚抄录借来的书籍。然而息庵翁心中有雄心壮志，为自己不能及时有所作为而感到羞耻，听到秋风就不禁为这萧瑟所感染，马上扔掉笔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等心情平复后却又继续抄书，最后也只是在家中郁郁不得志，他在雍正四年去世，被安葬在黄山。息庵翁由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子孙都很贫困，他的坟因此得不到修缮儿破败，坟周围种的树也很少，后人也很少去拜祭，但是息庵翁一生所抄录的书籍却都完好保存。

3 文言文省略句 王冕传

①七八岁时，父命牧牛垄上。

（王冕）七八岁时，（其）父命（其）牧牛（于）垄上。

翻译：（王冕）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要求（他）（在）田垄上去放牛。

②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王冕）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翻译：（王冕）偷偷进入学堂听各位学生诵读课文，听完之后就默默记背下来。

③暮归，忘其牛。

（王冕）暮归，忘其牛。

翻译：（王冕）晚上回家，忘了带回自己的牛。

④已而复如初。

已而（王冕）复如初。

翻译：停止之后（王冕）又和从前一样了。

⑤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读书声）琅琅达旦。

（王冕）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

翻译：（王冕）晚上跑出去，坐在佛像的膝上，拿着书就着长明灯阅读，（读书声）琅琅，一直到早晨。

纯原创纯手打，有用请采纳！有问题请追问！

4 吴择仁传文言文翻译

谢无逸闲居

原文

谢无逸闲居，多从衲子游，不喜对书生。一日，有一贡士来谒，坐定，曰：“每欲问无逸一事，辄忘之。尝闻人言欧阳修者，果何如人？”无逸熟视久之，曰：“旧亦一书生，后参大政。”又问：“能文章否？”无逸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此等举子，如何唤作书生？唯不喜书生，故来谒者，但有此等举子。

注释

1、本文最早见于宋惠洪《冷斋夜话》，原题为《欧阳修何如人》，明小说家冯梦龙《古今笑史·无术部第六》收入，改题为《问欧阳修》。

2、谢无逸：即谢逸（1068-1113），字无逸，自号溪堂。宋代临川城南（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进士及第。北宋文学家，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与其从弟谢迈并称“临川二谢”。与饶节、汪革、谢迈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 曾写过300首咏蝶诗，人称“谢蝴蝶”。

3、闲居：亦作“间居”。谓避人独居。《礼记·孔子闲居》：“孔子间居，子夏侍。”陆德明释文：“退燕避人曰间居。”《荀子·解蔽》：“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蝱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晋陶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4、衲子：僧人。宋黄庭坚《送密老住五峰》诗：“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明汤显祖《南柯记·禅请》：“不去罢。我看衲子们谈经说诵的，不在话下。”清沈复《浮生六记·浪游记快》：“衲子请观万年缸，缸在香积厨，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内，听其满溢，年久结苔厚尺许。”

5、游：交游；交往。“从某人游”即“与某人交往”之意。

6、贡士：清制，会试中式者为贡士。《清史稿·选举志三》：“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六回：“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贡士殿试写一本策还难点了。”严复《救亡决论》：“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

7、谒：拜访；拜见。

8、每：常常。

9、辄：总是。

10、何如：如何；怎么样。

11、熟视：注目细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新唐书·文艺传上·胡楚宾》：“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人及其醉问之，亦熟视不答。”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12、久之：很久。

13、匿笑：窃笑，暗笑。暗中偷笑；掩口暗笑。唐韦瓘《周秦行纪》：“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宋惠洪《冷斋夜话·欧阳修何如人》：“又问（欧阳修）能文章否？无逸 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清平步青《霞外攟屑·缥锦廛文筑下·点化故事》：“帅不觉失笑，众亦匿笑而退。”茅盾《子夜》九：“忽然那一道和邻室相通的板壁有人答答地敲着，又有女人吃吃匿笑的声音。”

14、此等：这一等；这一类。

15、举子：科举考试的应试人。《旧唐书·高适传》：“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明陈汝元《金莲记·郊遇》：“举子进科场，全无字半行，烛已相将尽，问君忙不忙？”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先拈阄，得第一者为主考，关防别座；第二者为誊录，亦就座；余为举子。”

16、但：只；仅。

译文

谢无逸避人独居时，经常跟僧人交往，不喜欢面对读书人。一天，有一位（会试中选的）贡士（读书人参加会试，中选的参加殿试，最终排定名次，已中选的称为贡士，殿试后分为三等发榜，一甲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来拜访，（宾主）坐定后，说：“（我）老想问您一件事，总是忘记。（我）曾听人说起欧阳修这个人，这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谢无逸盯着那人看了好久，说：“以前也是一位书生，后来参与朝中大事了。”（那人）又问：“（这个人）能写文章吗？”谢无逸说：“也能写。”谢无逸的儿子谢宗野才7岁，（这时）立于一旁，听了这话掩着嘴偷笑着跑开了。这样的考生，怎么能叫作读书人呢？（或许正是）因为（我）不喜欢读书人，所以来拜访我的，只有这样的考生吧。

5 文言文翻译

原文：

《后汉书·班超传》：

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译文：

班超为人有远大的志向，不计较一些小事情。然而在家中孝顺勤谨，过日子常常辛苦操劳，不以劳动为耻辱。他能言善辩，粗览了许多历史典籍。公元62年（永平五年），哥哥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随同班罟到了洛阳。因为家庭贫穷，班超常为官府抄书挣钱来养家。他长期抄写，劳苦不堪，有一次，他停下的手中的活儿，扔了笔感叹道：“大丈夫如果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也应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以得到封侯，怎么能长期地在笔、砚之间忙忙碌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小子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

6 王冕传文言文及解释

原文王冕者，诸暨人。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

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

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

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

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地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

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7 复庵记文言文翻译

前朝太监范养民，在崇祯十七年夏天，从京都徙步到华山当道士。几年之后，才得以在西峰的左边盖了一所房子，取名叫“复庵”。华山下面的社会贤士大夫，大多和他有交往；华山周围的人都信任他，尊敬他。可是范先生本来并非道士之流的人。（他）自幼读书，爱好《楚辞》；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经书史书涉猎得也很多。在宫中担任太子的伴读。当李自成扶持太子和另外两个王子离开北京，范先生料到他一定要向西逃，于是抛弃自己的家跑到关中，打算尽自己的职责。但是太子下落不明，范先生就当了道士。

旧中涓范君养民，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土者流也。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伴读。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了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华山悬崖顶上，有松树可以遮荫，有地可以种菜，有山泉可以取水，不向官府纳税，不列入寺庙的财产登记簿上。华山下面的居民有人资助他材料，因此建造了这个住所来居住。（这所住宅）有房三间，面朝东，可以看见太阳升起。

太华之山，悬崖之颠，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

我曾经在复庵住过一夜。开门远望，（只见）黄河的东边，苍青的雷首山拔地而起，（那就是）伯夷、叔齐采薇充饥而饿死的地方，（那些山峦）好象拱手站在那儿，（伯夷、叔齐的事）本来就是范先生所仰慕并仿郊的行为。从这儿向东，是汾河的一个曲折处，绵山在云烟中若隐若现，好象看见当年介子推追随晋公子出逃，公子归国之后，介子推却隐居在这里。这又是范先生有此心而不得实现的。从这儿再向东，太行山和碣石山之间，是明故都北京和明皇陵所在的地方，离那儿非常遥远，尽力远望也望不见了，（只有）彼此垂泪！我写了这篇记，留在山中。以后登此山的先生们，不要忘记范先生的志向啊！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8 高士汪沨传文言文翻译

原文（节选）：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明朝遗民。少孤贫，力学，与人落落寡谐，人号曰汪冷。举崇祯己卯乡试，与同县陆培齐名。

甲申后，培自经死，沨为文祭之，一恸几绝，遂弃科举。姻党欲强之试礼部，出千金视其妻，俾劝驾，妻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屑此金也。”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沨故城居，母老，欲时时见沨，其兄澄、弟沄亦弃诸生服，奉母徙城外。沨时来定省，然沨能自来，家人欲往迹之，不可得。

嗣因兵乱，奉母入天台。海上师起，群盗满山谷，复返钱塘。当是时，湖上有三孝廉，皆高士，沨其一也，当事皆重之。监司卢高尤下士，一日，遇沨於僧舍，问：“汪孝廉何在？”沨应曰：“适在此，今已去矣。”高怅然，不知应者即沨也。高尝舣舟载酒西湖上，约三高士以世外礼相见，惟沨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以船就之，排墙遁去。沨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为寿，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馈百金，拒弗纳。徙居孤山，匡床布被外，残书数卷，键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遇好友，饮酒一斗不醉。

魏禧自江西来访，谢弗见。禧留书曰：“吾宁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沨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临别，执手涕下。沨尝从愚庵和尚究出世法，禧曰：“君事愚庵谨，岂有意为其弟子耶？”沨曰：“吾甚敬愚庵，然今之志士，多为释氏牵去，此吾所以不屑也。”

康熙四年秋，终於宝石山僧舍，年四十有八。

译文：

汪沨，字魏美，是钱塘人。明朝遗民。少年时失去父亲，家里贫困，学习努力，性情孤傲，很难跟人合得来，人们称他为汪冷。考中崇祯己卯年乡试举人，跟同县陆培齐名。

甲申事件（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陆培自缢而死，汪沨写文章祭奠他，竟痛哭到几乎气绝，于是放弃科举考试。他的亲族想强求他参加礼部的考试，拿出千两银子看望他的妻子，让她促请汪沨起行，汪沨妻子说：“我的丈夫不能被劝服，我也看不起这些银子。”（汪沨）曾经独自一人提着药包在山谷中来往，吃住没有固定的地方。汪沨原来在城里居住，母亲年老，想经常见到汪沨，他的哥哥汪澄、弟弟汪沄也放弃了生员的身份，搬到城外侍侯母亲。汪沨时常来向母亲问安，可是汪沨能自己来，家里的人想要找到他的踪迹，却不能找到。

随后因为战乱，把母亲转入天台山侍侯。海上战事又起，山里到处是盗贼，又返回钱塘。在这时，湖上有三个孝廉，都是高洁之士，汪沨就是其中之一，当权的人都很敬重他们。监司卢高尤其礼贤下士，有一天，卢高在僧舍里遇到汪沨，问：“汪孝廉在哪里？”汪沨回答说：“刚才在这里，现在已经离开了。”卢高很失望，不知道回答的人就是汪沨啊。卢高曾经在湖上划船装着酒，邀约三个高士用世外的礼节相见，只有汪沨没到。不久，知道他在孤山，乘船去拜访他，汪沨仓皇逃走了。汪沨不进入城市，有的官员用自己的俸金给他祝寿，他不能推却，挖坑埋掉它。家乡的显贵的人请他写墓志铭，送给他百两银子，他拒绝不接受。迁徙到孤山居住，除了筐床和布被之外，只有几卷残破的书籍，锁上门出去，有时返回有时不回，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遇到好友，喝一斗酒也不醉。

魏禧从江西来拜访他，推辞不见。魏禧留下信说：“我是宁都的魏禧，想和先生握手痛哭一场啊！”汪沨察看书信后非常吃惊，初次见面就好像一生的老朋友。临分别时，相互拉着手流泪。汪沨曾经跟从愚庵和尚探究出世的方法，魏禧说：“您待愚庵这么恭敬，难道有做他弟子的想法吗？”汪沨说：“我很敬重愚庵，可是现在的有志之士，大多被佛教拉拢过去，这是我感到不值得（加入佛教）的原因。”

康熙四年秋天，汪沨终老在宝石山僧舍，终年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