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的好，雁过留痕。历史在岁月的长河中发展也会留下一些痕迹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有着上下5000年这个历史，那么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历朝历代在他们更替的时候也是会留下痕迹的，就像每一个朝代他们的都城，他们朝代的发展会留下一些诗书典籍，留下一些精美的文物，而陕西曾经也是作为某个朝代的都城。在陕西有文物专家发现了汉墓，在这个汉墓中也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文物，还经过了出土。

出土的器物种类很丰富

因为在陕西发现了这个汉墓它是完整的，没有经过盗墓贼入侵的一个汉墓，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已经出土了100多件这种文物，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像一些鎏金的铜器玉器，还有一些陶俑，陶器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对于汉代证明它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个汉墓目前也仅仅发掘了1/5。有相关的专家进行预测，认为如果全部出土的话大概会有将近1000多件的陪葬品。

这些出土的文物对我们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挖掘现场的一些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汉墓它的主人身份地位肯定是不一般的，在汉代本来物资就处于一个比较匮乏的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坟墓的陪葬品多的让人震惊，它的随葬品有铜器玉器，还有一些青铜器，包括陶瓷之类的物品。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器具看起来都是十分精美的，可以说这些出土的物品，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让我们对汉代的发展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这些文物出土以后就会有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因为一切文物的出土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过去历史发展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当时朝代的具体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

2000年前古墓，出土的先进的文物“青铜尊盘”，即便是现代的科技也无法复制它。青铜尊盘是这座古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之一，它的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细致精美的，它的表面铸造得有10条大龙，在大龙的旁边也附属着无数的小龙，最重要的是它的工艺是青铜镂空的，虽然已经过去2000年左右，不过它给的感觉仍然是栩栩如生。

这座青铜尊盘的工艺的难度哪怕就是今天的技术也达不到。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就引起了专家们的考察和思考，在古代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它的工艺是如何达到的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关于它的史料记载，而且这种工艺已经失去了传承，因此，至于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创造的它，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谜了。虽然现在的科技不能够复制它，而且它的存在来源也不得为知，不过却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民的无穷的智慧。

青铜尊盘的出土完全是一个偶然，它被发现于湖北地区，当时湖北的军区在建造一座厂房时，在不经意间炸开了一座古墓，古墓被发现后，考古专家们接到通知后纷纷前来进行抢救性的挖掘，由于从前从来没有关于这座墓存在的资料，因此，考古学家们还需要对墓主人的身份、时代进行推测，只有有了大致的了解和准备后，才能够正式的开发这座陵墓。1978年，考古学家们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对这座墓进行了挖掘，在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青铜尊盘。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以及根据一些历史古籍，考古学家们终于确定了了此暮的主人——战国时期的国君曾侯乙。

夏朝有出土的文物，大部分都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那里有出土的石器、青铜器、刀具、锥、爵等文物。这些文物为夏朝的存在与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座古老又历史悠久的王朝，存在着很多神秘的故事，近些年来，人们在考古研究中，不断地探索这个古老的王朝。

一、二里头遗址

夏朝是中国历史书上的第一个世袭制的朝代，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遗址中，考古研究者发现了大型宫殿、墓葬和很多出土的文物，这些东西从侧面揭示出来了夏朝的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面貌，也为后世研究下查的存在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关于夏朝的地下考古工作仍在二里头遗址中进行。

二、生产工具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夏朝的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大多以石器为主，还包括骨角器和泵器。在一些灰坑和墓葬中曾经留下了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这也就证明着，在当时，有很多劳动人民已经开始了农耕，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智慧，造出了很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生产工具，逐步发展了农业。

三、青铜器

目前已知出土的夏朝文物中，还有一些较大的青铜器，比如用青铜铸造的锥、刀、爵、戈等容器。同时，考务人员还发现了在夏朝已经出现了铸铜工艺，出土了包括坩埚残片、铜渣等文物。此外，在夏朝的都城，还发现了古代的车马，这也就证明着，夏朝时期已经有了交通工具。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对夏朝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王朝更迭更是数不胜数，自然会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文物。当然有的文物却充满了诡异色彩，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先来说一下云南省滇池出土的一件文物。源自《

史记 西南夷列传

》中曾多次提到了神秘的古滇国。古滇国是以云南滇池为中心繁衍生存的西南民族部落。古滇国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公元前109年被汉武帝征服投降于西汉。此后，这个神秘的古国便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之中。长久以来，考古学家都试图在寻找滇国文明。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滇池湖畔发掘了一件极为诡异的青铜器，上面的细节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世俗罕见的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这件长38厘米的铜鼎的用途相当于现在的存钱罐或者是装首饰珠宝等贵重物品的盒子，原本是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的，但是它的顶盖极为诡异。上面铸有52个人物，一猪一犬一对蛇盘绕在圆柱，顶柱有一只老虎。仔细辨认发现，这些人物有手臂反绑或戴有枷锁的奴隶，还有女奴隶主和刽子手，呈现的场面是一个众人将奴隶捆绑于圆柱，用以祭天的可怕过程。

此鼎一经出土就引起巨大的轰动，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但因为这个铜鼎展现的场面太过于特殊就被禁止展览。当然了，在学者眼中它仍然是蕴含古滇国风俗文化的历史瑰宝，目前就收录在云南省博物馆中。说完了云南省相关文物，我们就来说说其他省份的文物。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历史上，众多的皇帝古墓都是一个个深厚的文物宝库。对于考古学家来讲，古墓中的陪葬品意义非凡。每一件的文物出土，考古学家都会查阅资料，他们竭尽全力去填补历史的空白。可是即便这样，很多文物，专家们还是不知道它们的用途，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件奇特文物。

在我国上个世纪，四川有位农民，当时他在岸边工作，竟然无意发现一个满是玉器的坑洞。这个发现对于当时来说意义非常重要。在这个坑洞之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器，专家们赶到之后，就对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挖掘。随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便在世界传遍，让中国的考古界直接大放异彩。可是这一次由于技术上面的原因，并没有挖掘完成。直到1963的时候，四川大学历史系还有博物馆又组织了一次考古。

那么在这一次考古的过程中，出土了很多造型怪异的青铜器，有青铜面具，青铜树。其中有一件文物出土之后，困扰了专家好多年，那就是：玉牙璋。很多专家便争相猜测，这件文物究竟有什么用处，经过查阅资料之后，有的专家认为是古代的虎符一般，可以当作调兵来用。有的专家认为它可以发出清脆的响声，认为是件乐器。还有人表示可能是一个记载事情的玉筒而已。

专家们也是争论了很久，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不过最后他们发现，在周礼里记载描述了玉牙璋的用途，很有可能是用来祭祀的。只不过后来没了这种活动，之后这件文物被收藏在了博物馆中，还被评为了一级甲等文物。

其实说了这么多，没一件文物虽然在刚开始挖掘出来觉得非常诡异，但是只要我们查阅相关资料，深入研究，会发现它的用处。每一件出土的物品都是珍贵的文物，我们要好好爱护它们，让它们在中国文物界大放异彩

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字记载始于中古九朝第一朝弇兹朝晚期，距今约上万年的文字文明记载由此开始。客观地说：中国文字历史有一万多年，文字这是文明诞生的标志！

中国的朝代史总共分为，中国上古六朝：盘古朝、天皇朝、地皇朝、人皇朝、大巢朝、燧明朝，中国中古九朝：弇兹朝、伏羲女娲朝、神农朝、轩辕朝、少昊朝、颛顼朝、高辛朝、青阳朝、陶唐朝，中国下古十三朝：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汉朝、晋朝、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

一、中国上古六朝（约400万年前－约1万5000年前）：盘古朝、天皇朝、地皇朝、人皇朝、大巢朝、燧明朝。

盘古朝：君主盘古氏般瓠，远古时期约400万年前－约300万年前，纪元为开天辟地元年。人民具有能辨识天地的能力，开创了天地阴阳文化，此朝人类已别兽类，具有立体辨识能力，以群体劳动为生存条件，并诞生了信仰。

天皇朝：君主天皇氏望获，远古时期约300万年前－约170万年前，纪元为天灵元年，发明了数字、天干、地支，开创了五行文化，使人们有了最早的年历，发明了数字和工具。天皇朝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婚姻为血缘群婚，用天然火。此朝人类为熟练使用工具劳动的能人。

地皇朝：君主地皇氏岳鉴，远古时期约170万年前－约70万年前，纪元为地皇元年，古史记载地皇朝贡献有三，一定三辰，二分昼夜，三有岁月，使人们有了时间概念，具有成熟的语言，地皇朝诞生了日历和武术。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状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最具价值的封泥简牍等文物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出土哪些文物”放到下面说，先说一个被忽略了的一个重大的文化类信息，那就是根据权威部门（国家文物局）12月14日公开发布的重大消息——汉文帝霸陵位于江村大墓。

    这就把过去从元代以来延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观点颠覆了！

一、汉文帝霸陵位于“江村大墓”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汉文帝霸陵位于“凤凰嘴”，也就是今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杨家疙瘩村（当地人称为“凤凰嘴”），现在看来其实是错误的。现在要更新为“汉文帝霸陵位于江村大墓”，也就是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江村大墓。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以大事记的形式，简要地把“江村大墓”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2001年发现了江村大墓。说起来，这“江村大墓”还是被盗墓者首先发现的。据披露，2001年10月16日晚上，盗墓者在这里挖开了墓室。他们没有发现金银财宝，却前后盗出了180多件陶俑。

    2002年，6件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一次拍卖会上。经过多方努力，这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最终确定是盗墓分子从江村古墓盗掘的。

    2006年，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发现，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有着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而这座大墓的主人是谁还没有弄清楚。

    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曹龙和杨武站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认为汉文帝霸陵的陵址可能并非“凤凰嘴”，而是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他们的论文题为《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发表于《考古》2015年第8期。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信息，确定“汉文帝霸陵位于江村大墓”。

二、汉文帝霸陵出土文物情况

    从2001年盗墓者挖掘来看，这里就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而更多的是一些陶俑。

    从2017年至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持续勘探，发现江村大墓是一座深达30多米的巨型墓葬，墓葬平面为“亚”字形，墓室边长约72米。考古人员在墓室四周发现了110多座外藏坑。

    考古人员通过对江村大墓周边外藏坑及陪葬墓的部分发掘，已经出土了各类陶俑1000多件，另外也发掘出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

    在长约40多米的外藏坑里，密密麻麻的陶俑尤为引人注目，大量陶俑都是彩绘的裸体陶俑。

    三、延伸阅读

   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公元前180年即帝位，此后开创“文景之治”。

    汉文帝在历史上也是以节俭而闻名的。他想修建个“露台”，经计算需要一百斤黄金，便说这相当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就不建了。

    史载汉文帝曾经下令修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为饰，就其“灞水”名以为陵号，故为“霸陵”（也称“灞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