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文解释

泰山是如此雄伟，青翠的山色望不到边际。大自然在这里凝聚了一切钟灵神秀，山南山北如同被分割为黄昏与白昼。望着山中冉冉升起的云霞，荡涤着我的心灵，极目追踪那暮归的鸟儿隐入了山林。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那众山，而众山就会显得极为渺小。

词语解释

岱宗：泰山别名岱山，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

齐鲁：古代二国名，这里泛指山东一带地区。

造化：指天地、大自然。

钟：聚集。

阴阳：阴指山北，阳指山南。

割：分割。

层云：云气层层叠叠，变化万千。

决眦：形容极力张大眼睛远望，眼眶像要决裂开了。眦：眼眶。

会当：一定要。

杜甫《望岳》赏析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赏析一

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这一首是望东岳泰山。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诗即写于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向岳而望。距离是自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齐鲁青未了”，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真是惊人之句。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高，也不是象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地理特点，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诗说：“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他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是有道理的。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钟”字，将大自然写得有情。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割”本是个普通字，但用在这里，确是“奇险”。由此可见，诗人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养成。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两句，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王勃《春思赋》：“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上春。”有时单用一个“会”字，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他日会杀此竖子！”即杜诗中亦往往有单用者，如“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

从这两句富有启发性和象征意义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也正是从这两句诗的象征意义着眼的。这和杜甫在政治上“自比稷与契”，在创作上“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正是一致的。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麓。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 （萧涤非）

赏析二

一曲民族精神与个人抱负的颂歌——杜甫《望岳》诗赏析

这首《望岳》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年轻的诗人科举不第后游历齐赵，见到了泰山，写下了这首大气磅礴而又含蕴无穷的诗歌。在此诗中，你见不到任何科举失败后的消极颓唐情绪，只感受到一种伟人般的气魄与情怀。

那么，这首诗最耐人寻味的东西是什么呢？

为理解这首诗所蕴含的情感内容，我们应首先对泰山的政治文化背景有个基本的了解。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云：“郑昂曰：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又是山为五岳之长，故曰岱宗。”古代某些帝王曾在这里举行过封禅大典，战国时齐鲁一些儒生以为泰山在五岳中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所以在统治者的眼中，泰山是封建政权“与天无极”、“天禄永得”的一个象征（见《汉书·武帝纪》）。统治者的这种观念，自然会对当时社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巍巍泰岳，不仅会引起统治者永葆政权的联想与祈祷，而且也引发着国人一种崇高之感受和敬仰神往之情。“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诗经·鲁颂·閟宫》）。“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谢道韫《登山》）。“岱宗秀维岳，崔崒刺云天”（谢灵运《泰山吟》）。“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爱景者欲在万人之先”（丁春泽《日观赋》）。从这些对泰山讴歌的诗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泰山在国人心中唤起的，该是一种何等至高至美的境界的联想。作者在这首诗歌中，便将对民族崇高精神的礼赞和个人奋发的入世情感融为一体，歌颂了一种“泰山精神”。

如上所说，“岱宗”是五岳中古人认为最高的泰山的尊称，是“王者升中告代”之地；在民族意识中，已具有最高境界的象征意义。所以当诗人一开端就以“岱宗”二字呼唤，其情思之庄严凝重可想而知。一个虚字“夫”，就把如此庄严凝重的情思与至深至厚的自豪感，精妙传出；“如何”二字，更表明诗人此种至深之情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接下的“齐鲁青未了”句，历来为人们所叹赏。泰山位于齐之北，鲁之南，以齐鲁之广大，能见其青青之色，故而更觉泰山之高。这种写法，确实十分新颖。然而，它还能给读者更深远的联想：齐与鲁既曾为古国，则泰山屹立于此，由来久矣；悠悠古国与泰山苍翠之颜相依相存，竟无了时。这历史悠远的“齐鲁”之国，曾是登过泰山的文化巨人孔子传播文化之处，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之基地，最能引起读者对其文化蕴味的亲切感受。杜甫笔下的泰山，不似谢灵运《泰山吟》的“崔崒刺云天”那样高不可攀，也不似李白的“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游泰山六首》之六）那样引起遗忘人世之感，而是扎根于大地，绵延于齐鲁，给人间带来无限青翠之生机。“齐鲁青未了”之警句，来源于诗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崇敬和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第三句的“神秀”，实从“青未了”传神而来。泰山之超绝处，不仅在其高耸云霄，横亘万里，而且尤在其神秀之气。而此“神秀”，又是大自然（造化）格外赐予。在几分神秘的气氛中，泰山透露出永恒、超然的气质。这其间饱含着特定时代人们对泰山的敬畏、崇尚之意，也蕴含着本属于泰山之子的诗人无比自豪的感情。

“阴阳割昏晓”，是接写泰山之高。由于山势高峻，山之阴、阳两面竟判然分为一昏一晓之色。这一句紧承“造化”而来。正因为“造化”将其一切神灵之气赋予泰山，泰山亦以其奇绝之姿割断昏晓，参与造化。《庄子》云：“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三、四句，将“造化”与“阴阳”对偶而写，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天地间阴阳之气于泰山周围运作之势。古籍中对泰山常有“东岳之灵，造化氛氲，是生二仪”（北魏孝文帝《祭岱岳文》）或“东方万物，始交代处”（《五经通义》）的一类观念。可见杜甫是受了这类观念很深的影响的。

以上四句，作者以浩然沉著之笔，勾勒出一个包罗万象、气韵超然的泰山；下四句更渐渗入了作者一己之亲切感受，诗人欲将自己远大浩茫之思与高奇苍莽的泰山合为一体了。

“荡胸生层云”，是承转的妙笔。此时作者虽未直接写泰山，却通过山中层出不穷、飘浮不定的云雾，写出泰山的深邃；而随山云层出而心胸激荡、思绪万千的诗人，其襟怀也正如吞云吐雾的泰山一样广大。一“荡”一“生”，由静至动，给肃穆的泰山再添生气，诗人的兴致也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决眥入归鸟”，把诗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进一步展现开来。这是全诗意象较为细微的一句，却在飞鸟的高翔中，展示了泰山的无限广阔。疾然而飞的鸟儿，使诗歌的动感更加强烈，也鼓起了作者想象的翅膀。

无论是远望、近望还是细望，都不能尽望岳之情。泰山之独绝处，正在其居高临下、俯视群峰的气概。所以中国一位伟大的哲人登泰山以后，感到天下变小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篇》）而杜甫正是抱着登最高处的理想、创最辉煌业绩的心情来望岳的。

细品《望岳》诗，会深深感到在莽苍雄浑的自然景物中蕴藏着无穷的生机活力。这种生机活力，是属于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文明古国的。“岱宗”的尊严，“齐鲁”的高古，“造化”、“阴阳”的博大浩渺，孔子登泰山之顶时胸怀的坦荡浩然，都是文明古国之活力与智慧的生动体现。而一位诗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抱负理想融入具有无穷活力的民族博大精神中时，他的诗歌才能如祖国的山川河流一样长久。这首《望岳》诗正是属于杜甫自己，又属于民族的不朽诗篇。 （黎烈南）

赏析三

这首诗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首联两句，从远望角度写泰山高大雄伟的景象。开篇以问句领起，形成突兀的语势振起全篇。“夫如何”非常传神地抒发了诗人乍见泰山时的激动喜悦、惊叹揣摩之情。第二句则大笔挥洒出一片青翠山色，显示出泰山的高大雄伟。

颔联两句，从近望的角度写泰山神奇秀丽巍峨高大的形象。“钟神秀”写泰山的神奇秀丽；“割昏晓”写泰山的雄伟阔大。“钟”字使大自然染上了感情色彩，传达出诗人对泰山的钟爱、赞美之情。“割”字用的新奇有力，仿佛“昏”和“晓”是泰山割开来的，写出了泰山的雄伟高峻的气势。这一联虚实结合，化静为动，使静止的山峰充满活力。

颈联两句，从凝望的角度来写泰山，通过动态的画面，极力表现出泰山的高大。这里用“鸟”这细物来烘托空廓辽远的大景，有点睛传神之妙。“归鸟”点明时至傍晚，但诗人还在望，如此入神，说明诗人爱岳。这一联以云和鸟烘托泰山的高大雄伟，并写出诗人长久望泰山的出神神态和内心汹涌的豪情，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

尾联两句，写诗人由仰望泰山而产生的登临“绝顶”的愿望。诗人通过想象的情景来衬托渲染眼前的情景。“凌”字表现登临泰山顶峰的决心和豪迈气概。“一览众山小”则写出了他想象中登上绝顶俯瞰群山的感受，极富诗意，劲拔有力。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万物的雄心壮志。（这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共鸣的原因。）

全诗以一“望”字为红线，情景交融。就距离而言，望是自远而近，就时间而言，望是自朝至暮，并由望岳而想象将来登岳远望之情景。在描写方法上，这首诗虚实相生，由景及情，由情及景，亦情亦景，情景交融。

赏析四

胸怀豪放 格调高昂——读杜甫诗《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写过三首咏岳的诗，分别咏颂东岳、南岳和西岳三座名山。这首《望岳》诗是诗人为咏颂东岳泰山而作的名篇之一。

这首五言古诗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作品。写作此诗时，诗人才二十多岁。在作诗的前一年，杜甫曾参加进士考试而落第。他当时少年气盛，对社会和人世的阅历都还不深，所以这次落第并没有使他受到多大打击，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很有信心，抱有美妙的幻想。在落第的第二年（736年），他照旧开始了又一次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生动地反映了青年诗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那种豪放的胸怀，激越的感情以及高尚的品格，而且还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望岳》诗里，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格调。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用设问的句式，极其自然地引出泰山来；又以自答的方式，描绘出泰山巍峨的形象。所谓岱宗，又称岱山，就是泰山，因为它是五岳之首，故云岱宗。前人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从齐到鲁，历二国其未了。”诗人紧紧抓住了一片青绿的特点，没有费多少笔墨，仅仅用“齐鲁青未了”五个字，就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它那巍然耸立、青翠欲滴而又绵亘天外的浑茫外形来。诗论家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只五字，真雄盖一世”。

“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是诗人着意描绘出来的泰山灵奇秀美的恣态：这座奇形异状的高山，好像是为神灵所特意创造，把大自然所具备的一切神奇秀美都集中了起来；山峰直插云霄，遮断阳光，把山南山北分割成了明暗不同的两个天地——这边已是明朗的早晨，而那边还是昏黑的夜晚。诗人在这里所用的“锺”和“割”字，都是别具匠心的。前者是形容泰山凝聚了所有山峦应具的“神秀”，而后者则是形象地衬托出遮天蔽日、高峻峭拔的山峰。在诗人笔下，这座泰山真是既神奇，又雄伟！

接着，杜甫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进一步描写泰山的景色及其望岳的感受。因为这座山峰很高，云势积叠而起，诗人站在山麓仰望，仿佛感到云气荡其心胸，故抑郁之气荡涤殆尽，襟怀为之大开；由于相距甚远，所以尽量睁大眼睛，集中视线，盯着飞鸟，并循其行踪而极目远望。这两句并非完全写实，乃是诗人的假想。正如王嗣奭所说：“‘荡胸’句，状襟怀之浩荡。‘决眥’句，状眼界之空阔。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

最后，诗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种充满豪迈气概的诗句为全诗作结。既然诗人面对这座如图如画的神秀峰峦，仰望之中业已使人心胸舒展，神采飞扬，那么何不亲身登上这座山峰之颠，以饱览泰山的风光呢？诗人在这里表现出一种登山的渴望。“凌绝顶”，正反映了他的远大目光和豪迈气概。这个“凌”字用的极为贴切、传神，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登临决心，简直跃然纸上。这两句诗，杜甫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不仅进一步赞美泰山的雄伟姿态，而且也是以此抒发自己勇于攀登，必将腾凌绝顶的壮志豪情。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年轻诗人的坚强信心和自恃态度，这也是杜甫早期积极进取思想的自然流露。

这首诗是写景和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做到了以景寓情，情中有景，情随景移，情景交融。贯穿全诗始终的则是一个“望”字，由远而近，又从近至远，都是通过眼望而步步扩展和层层深入的。故前人认为：“望岳与登岳不同。登岳，即须细详岳麓中之奇特，�岩伟岸，不可端倪。若望岳，则又不得若是，必须就其函盖体统处，写其挺出物表，有一语胜人千百之奇。”（见《杜诗言志》）因此，整首诗篇意境开阔，形象鲜明，格调高昂，气势磅礴，使人读过之后印象极深，韵味无穷，如临其境，不愧是杜甫诗集中的佳作。同时，泰山正因为是五岳之首，景色神奇，气象万千，所以历来为骚人墨客所赞颂。然而，历代咏颂泰山的诗篇都无法与这首《望岳》诗相比拟，所以仇兆鳌说：“少陵以前咏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劲遒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又说：“此章，格似五律，但句中平仄未谐，盖古诗之对偶者。而气骨峥嵘，体势雄浑，能直驾齐梁以上。”这些评价当然是很高的，可也是中肯的。

《望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吟诵率较高的一首诗。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杜甫二十九岁时，到兖州探望父亲后由齐入鲁，途经泰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诗人仅存少数的早年作品之一。人们在品读此诗时，除了感受到泰山之雄伟外，恐怕更多的是被诗中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怀所激动、感染，因为这既是盛唐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又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启示。

崔颢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754），一生仕途坎坷，长期漂泊羁旅。一日，他登上黄鹤楼，看眼前鹤去楼空，望天际悠悠白云，睹洲上萋萋芳草，不觉慨然于岁月不再，人世茫茫，写下了这首为严羽高评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的千古名作《黄鹤楼》。

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结的抒发作了潜在的铺垫。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诗中颔联。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白云的衬托愈显宏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在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她不是别的，她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乡恋、悠悠乡情。 本句具有一种普遍包举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再、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难归的无限愁思铺垫，因而成为深值关注和反复品味的名句。

诗中“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仙鹤”之外，它的指向应该是即“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涵覆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尽感伤。“白云”变幻难测，寓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吁嗟叹喟。如果说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浓浓的乡愁。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些二句描述了美好的憧憬与动情的追忆，极富人情味：艳阳高照，碧空如洗。恍惚中，汉水北岸的树木化作久久思念的亲爱之人，伫立在眼前。和煦的阳光洒满江面，温暖着亲人。依稀间，鹦鹉洲上的芳草丛中走来一身正气、击鼓骂曹的祢衡，他面对黄祖的屠刀，视死如归，血洒碧草，正是无数浪迹天涯的游子浸满血泪的无私付出，才构筑了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乡。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蔼一片迷蒙，眼底也生出的浓浓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由。诗作以一“愁”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画，画外余音。

诗作具有的浓郁民歌风味，景到言到情到，语如联珠，自然天成，对仗工整，音律谐美，文采飞扬。诗人将思念亲人的狭义乡愁与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有机结合，把乡愁情怀抒发得波澜壮阔、豪迈昂扬，使得本篇的韵味和风骨跨上了同类诗作的峰巅，成为被后人推为唐朝七律诗中的第一佳作。

　　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降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代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出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务，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有所突破和发展。

　　古代世界的三大艺术高峰，是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中国的盛唐。虽然地跨三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三者有着共同的精神，都是面向现实生活，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自那以后，非洲艺术无太多的发展与变化，一直保持着原始朴实自然的风貌。欧洲艺术跨越希腊时代，受神学精神的桎梏，绘画曾一度走向死亡，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把绘画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它从神坛回到人间，人性成为绘画的主题。中国唐代画师蔚起，焕然称盛，林风眠研究多年而在留学归来成文的《中国画新论》中称赞道：“这个时代的画风，因取材自然界的描写，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性的、人格化的表现。初期中，如顾恺之的风格，细致高雅的意味；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尤可想见其当时作风之超逸。”中国绘画走过盛唐，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分离，有着峰回路转的迷离风光，但经五代、两宋及元、明，再经过清代的二百几十年，虽是画派纷呈，已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连一点回光返照的影子都没有了。

　　如果分头而论，唐代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一切都到了成熟阶段。唐初人物画，以立本、立德阎氏兄弟为代表。到开元之后，吴道玄的画派，风靡了整个画坛，后起画家如张萱、周昉，无不以他为宗师。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仕女，不论初唐崇尚削瘦，中唐以后追求肥壮的形态，但都是恢弘博大，显得气度高华，即使是面部、四肢与肌肉及服装这些难以传达的形态，都扼要而生动，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从他们的独到观察力来讨论，足见这是来自生活。到了宋代，一部分画家再往细微方面走，一部分一反旧习转到了豪放一路。走向细微的，写实的范围及动态表现都不及唐，气格显得小了；走向豪纵阔略的，虽清刚爽利，体态流动富于外向性，可传到明代好往粗鄙的路上狂奔，影响之大虽如洪水狂澜，但很快就结束了。明的后期及清代仕女，都是小鼻子小眼，完全脱离人的本性，只是从旧纸中寻生活了。

　　唐代山水有诸名大家，如大小李将军、吴道子、荆浩，但他们的画迹泯灭，无从评论，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山水车，在北方以范宽为最早，江南的以董源为最早。范宽笔力苍健，擅于写正面折落的山势，刻骨地表达了山的质的一面，气势雄峻，一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群峰壁列，真的如压在面前一般。董源的画派，没有险峻的山峦、奇巧的装点，多平稳的山势，高下连绵，映带无尽，林麓洲渚，是一片真实的江南景色。南宋山水画，转变了方向，对描绘对象，显得简略、空旷而单纯。元代继承了北宋的遗风，虽然黄公望对富春山水和虞山有过真实的体验，王蒙对泰山也作过实地描写，但泥古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对真实的关怀，他们的笔墨很少从真实的境界中出来，只是一味地从前人的技法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倪瓒表现的已是一种消极的风格，把真实的形象处于配角的地位，只是在表现那百读不厌的笔墨。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只是接受前人的技法，绘画的主旨反逐渐地遗落了。他们大多是剥皮主义，所谓新的风貌，也只是从剥皮中产生，并不知道真实。从明董其晶到清初“六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可是道济和尚石涛，没有接受定传染，对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当时环境的独立精神。

　　花卉之初创，也是作为人物的配角而存在的，唐代开始，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唐代的殷仲客的花鸟写真、吴道子的墨竹、李隆基及萧悦也都是花鸟专家，但没有作品流传于世。从唐末的黄筌、黄居采父了，南唐的徐熙、徐崇嗣祖孙，虽然画风不同，但都是崇尚真实的写生。自此以后，中国的花鸟画一直沿着写实的路子在发展，皇帝老儿中也不乏花鸟画高手，南唐后主李煜，创造了“金错刀”体势，宋代徽宗赵佶的工细双勾花鸟，领导着画院，从事写生的研究，特别是水墨花卉画家历代都有高手，无论工细的或豪放的，所追求的风格都是温静娴婉，笔墨情意，而且“人格化”了的。这又影响到山水和人物，形成了当时所谓“士大夫画”、“文人画”。历史的沧桑，朝代的更替，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及神秘玄学的追求，绘画就渐渐地离开人间烟火，只是以笔情墨趣来表现空灵与超脱了，而遗忘了人类基本的生物情绪。画家只在传统成规中兜圈子，不像古人那样深入自然，虽然有着回归古人高贵神韵的愿望，但却少由自然唤起的基本生命感，画面必然越来越干枯、脆弱、空虚。

　　自明代以降，绘画中不乏革新之士，如明代的陈道复与徐渭。陈的精力所聚，在于秀媚的风姿与流宕的情趣，笔意清发，墨韵明净、粗中带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亲切的意境。徐和注意力，集中在情趣的散豁，水墨泛滥，舞秃笔如丈八蛇矛，使酒狂歌，放诞不羁，有令人震惊的气势。清初的朱耷与道济，他们都是明王朝的宗亲，明亡入清，朱耷运用秃笔，凝重圆润，显得朴苠酣畅，有特殊的含蓄情味，他笔下的鱼鸟，突出夸张的描绘。增强了奇特的灵动性、倔强性与创造性，不是一般寻常想象所能范围的。道济从山水到花卉，全面领导着革新运动。朱耷也道济就是一种新生命的诞生，是超前绝前代的创格。扬州八怪诸家，也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而在前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中国绘画在走向衰微，入清以后，这种衰微把中国画送上日暮途穷的绝路，虽有着矢志革新的人，但都无法力挽狂澜。

　　从宋代到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按林风眠的分期展示于过渡性的第三个时代，他在《中国画新论》中写道：“第三个时代有无结果尚未可知，唯在此长液漫漫的黑暗中，新旧思潮之直接而急迫澎湃争执，其结果如何，亦正未可说定。”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优患重重、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机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革命迈上一个新的里程，文化也遭到空前的冲击，社会在痛苦中起了变化。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正宜突出天才的诞生。在文化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不少新文学俊杰，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更激发了第一流的绘画智慧，产生了许多承先启后的画家。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相继进入画坛，使得衰落时期的传统绘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但社会演变的缓慢制约了艺术的发展，他们虽有创造，只不过是文人画传统的延续，无法阻止中国画的继续衰微。黄宾虹“真山真水”，齐白石的“民间味”，虽然给中国画换了一点血液，使旧有的形式焕发新的光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走向衰微的命运。

　　中国画的革新要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寻求突破传统的道路上，与以上诸家举着不同旗帜的是借鉴西方绘画。以油画水彩作为表现工具，以新颖的技巧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达到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向西方学习，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早是高剑父、陈师曾、李叔同等留学日本，从日本的绘画中学生西方绘画技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接触西方，日本绘画也随之传到西方，致使西方人认为日本绘画代表了东方风格，或者说就是中国绘画，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三朝已有几位从欧洲来的画家任宫廷画师，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艾启蒙等，但他们的活动只限在宫廷，并没深入民间，因此对中国绘画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于共和政府的领导，开始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方面，幸而有蔡元培，他努力提倡新艺术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但民国初年，欧洲正处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赵欧大多数国家留学极不方便，即赴法留学。最早赴法留学学艺术的有李超士（1911年赴法，1919年回国）和方君璧（幼年即赴法留学），再就是林风眠、徐悲鸿和潘玉良了。再以后就是受林风眠和徐悲鸿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二十年代晚期到巴黎的，如汪日章（1926年赴法）、王临乙、刘开渠（均于1929年赴法）；还有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均于1930年赴法），此外还有常书鸿、司徒乔、张荔英、陈士文、黄觉寺、滑田友、庞薰琹，都在这时赴巴黎留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众多留法学艺术的艺术家中，不少是人天才画家，画出一些在世界艺术史中占一定地位的作品。但带有明确宗旨，创立中国新的绘画艺术的，只有林风眠与徐悲鸿。他们又各自规定了所肩负的使命，林风眠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徐悲鸿则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

　　林风眠在留学期间形成“调和中西”的绘画主张，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绘画已经看透了，他认为：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造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在绘画史上决算起来，不特毫无所得，实在是大大的亏了本。所得到的只是因袭前人之传统与摹仿之观念而已。这个从"黑暗时期"走过来而失去生命的绘画，光靠打强心针能把它改造出新的生命吗？

名和字也有取其意义上相同或相近的。如：一、王延彬，字表文，审�长子，18岁，�卒，继任泉州刺史前后达26年。任内军民富足，歌舞升平，“文物为十国之冠”。彬，文雅貌；字表文，与名义近，互为补充。二、陈洪进，字济川，仙游人，留从效部将，以才勇闻。从效卒，洪进继任清源军节度使，主政泉、漳；宋太宗时献泉、漳两地，授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洪，大水；济川，即济水，古水名。《水经注·济水》： “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洪水。”字与名义相近。三、曾公亮，字明仲，泉州人，宋名相。其名“亮”与字“明”意义相同，立德明志，表其光明正大的胸襟。四、陈从易，字简夫，泉州人，官至左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字与名义近，简（简单）、易（容易）文字上常连结一起。

名和字还有取其意义上相反的。如：一、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南宋教育家、理学大师，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数次来泉讲学、创建书院。“熹”，义即天亮、光明；“晦”义为夜晚、昏暗。名与字恰成反义。二、康朗，字用晦，惠安人，明副都御史，为官“严正如包孝肃（包拯），忠诚如司马君实（司马光）”。其名 “朗”（明亮）与字“晦”（昏暗）以反义相对。三、张瑞图，字无画，晋江人，明宰相，擅长书法和山水画。其名“瑞图”，意为“吉祥之画”，却反其义取字 “无画”。

古人取字，通常是一名一字，但个别的也有一人数字的。如：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字景元，又字景希，更字希元；明刑部左侍郎詹仰庇，安溪人，字汝钦，又字尔钦；明福建提督万正色，泉州人，字惟高，又字中庵。

古人取字，常在字前（或字后）加“伯、仲、叔、季”等表示排行次第。如：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永春人，字仲至，字冠以“仲”，表示其排行；曾公亮，宋楚国公曾会的次子，字“明”后加“仲”，表其排行居次；王审（�，兄潮，弟审知，排行第二，故在字“都”前冠以“次”。有时，男子还在字后加 “夫、甫、父、子”等表示性别。如：古代泉州名人，明“清源学派”理学宗师蔡清，字介夫；明思想家李贽，字宏甫；宋宰相梁克家，字叔子。

唐代以后，有地位的人除了名和字以外，还盛行取“号”之俗。号是人的别称，和名、字大多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名和字是父母所定，无法体现自身所得，于是达官显贵、学者文人常以自取别号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理想、旨趣、性情、癖好、专长和处境。如：宋泉州知州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明状元庄际昌，晋江人，字景说、号羹若；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南安人，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清宰相李光地，安溪人，字晋卿、号厚庵。而朱熹有晦庵、晦翁、豚翁和沧州病叟，号达4 个之多；李贽也有卓吾、温陵居士、龙湖叟等3个别号。

参考资料：

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2-01/22/content_390964htm

古人的姓、氏、名、字、号

平时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要想与之沟通，总要问“您贵姓？”“您尊姓大名？”我们国家举行重大会议，公布人事安排，凡有多人担任同样职务，或其他场合如书的编者、作者为多人时，排顺序往往是“以姓氏笔划为序”。那么什么是姓氏？姓、氏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名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看古书，、古典戏剧时往往会碰到同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外，又有字、号的情况，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

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 “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 “氏”，下面就来介绍 “氏”。

二、“氏”

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 “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

（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

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

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

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

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

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

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爱新觉罗，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

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

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

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

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三、名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 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应为古越无名人士庚辰时所作

庚辰为干支之一，顺序为第17个。前一位是己卯，后一位是辛巳。论阴阳五行，天干之庚属阳之金，地支之辰属阳之土，是土生金相生。

庚辰年

中国传统纪年农历的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第17年称“庚辰年”。以下各个公元年份，年份数除以60余20，或年份数减3，除以10的余数是7，除以12的余数是5，自当年立春起至次年立春止的岁次内均为“庚辰年”。

庚辰月

天干乙年和庚年，清明到立夏的时间段，就是庚辰月：

……

197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8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8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9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9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200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200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

据《山海经》等古籍载，庚辰是“威武出色”的上界天神，在西王母（万仙之祖）的女儿云华夫人（东方神主）身边做侍卫。在“洪水芒芒”的帝尧时期，大禹受命“敷下土方”。为了使大禹顺利治理天下洪患，为百姓们重建家园，云华夫人派庚辰等七位天将下凡相助。他们神通广大，忠于职守，劈山开河，降妖捉怪，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追随大禹十三年间，庚辰先后参与博杀防风氏，逐共工并剿除其孽臣相柳，特别是在桐柏山与巫支祁的山精水怪激战中，他大展神威，降服了“千古第一奇妖”巫支祁。这是庚辰殊功的顶峰，也是他被誉为淮渎爷的主要因子。

庚辰为淮河水神之说，主要源于下列几点：

（一）《太平广记》条引《戒幕闲谈》·《李汤》云：“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其前提是，庚辰曾降服“淮水怪”巫支祁，有镇妖辟邪之功用，所以淮人皆图其形，以儆妖邪。如延伸思维，庚辰的图像既可辟邪，那么塑其金身，奉为淮神岂不可永保平安？

（二）一些仕官文人尊崇代表正义、降妖除魔的庚辰，恼恨曾纵洪为患、涂炭生灵的巫支祁，所以处处诋毁巫支祁而褒扬庚辰。明·凤阳知府（后升吏部尚书）唐龙，曾在嘉靖九年《重修淮渎庙碑记》中说，巫支祁水妖也，如何能为淮神？读斯文揣雅意，唐龙想否定巫支祁的水神说，但无典籍可依，他也不便指明庚辰为淮神，这是一种较有倾向性的学说。

（三）民间的“想当然”。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姓们来说，既然听读书人说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