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我国丛书典籍门类繁多，数量极其丰富，记载丛书典籍最完备的目录当属上海图书馆在1959年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三大册。该目收录我国古籍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为了解丛书、利用丛书提供了极大方便。1982年，由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编印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出版，该目可视为前目的续编，收《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古籍丛书九百七十七种。以两目统计，我国现有丛书典籍至少有三千七百余种，其中还不包括容纳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学”丛书及佛藏等宗教类丛书，由此足见我国丛书典籍数量之丰。一部丛书少者辑书数种，多者可达数千种以上，它以网罗群籍的优势在我国典籍志中占有光辉的篇章。

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

北京故宫大约1/6, 但是如果蒋先生没把珍宝运台那大概有1/2 有一百多万件

最近两岸故宫开始互相官方访问与交流, 相关之议题也成为群众之焦点, 大家有兴趣的是台北故宫馆藏偏向哪一方面呢与北京故宫又有什麼不同呢

当初挑选装箱运至台湾的文物, 著重具有在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文物, 也就是著重在各朝历代的重要文物。但由於时间以及载运船只不足, 因此大件器物大多舍弃不带。也因此大件器物成为北京故宫的特色比如大禹治水玉山以及磁王等。

然,台北故宫带走的器物,以当时的博物学来说, 皆多为上上等。比如:

在书画方面, 当时记载於宣和画谱, 石渠宝笈, 秘殿珠林 中几乎当时国民政府所能拿到的全部的宋元以及重要绘画皆装运至台湾,至於有些留在宫中的,则大多为来不及清点或是在当时有争议的书画, 比如徽宗的听琴图。在青铜器方面, 当时选择自两晋、隋唐、宋、元、明、清代, 历代王朝交替而传下来的传世国器以及重要史料价值的河南出土文物装运至台湾。在瓷器方面选择在该种类中最为精美的,比如红宝石僧帽壶就是当时最好的红宝石宣德款瓷器, 再比如当时所能找到依据”埏埴流光测”中记载的23件汝瓷全都带来了台湾。所谓“天下名瓷，汝窑为魁”, 如果汝窑是瓷器中的第一的话那这件收藏於台北故宫的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就是汝瓷中第一了, 因为她是现存汝磁中唯一完美无暇 几乎看不到显著开片的北宋汝瓷。 此外台北故宫当时著重在年代较久远的宋代五大名窑,因此五大名窑几乎重要作品悉数都运到了台湾。而之后的元代以及明代清代希珍瓷器,比如元朝青花, 成化斗彩, 万历五彩的最精美作品, 特别是康雍乾三代最重要的瓷器-珐琅彩瓷, 当时皇宫中只剩下460几支, 其中460件被带到了台北故宫。

再器物方面(当时仅简单分为这几类) 著重在点集中有记载的器件, 比如乾隆钦定《西清砚谱》所收载之中华古砚正谱为二百方、另有附录者为四十方，总计为二百四十方。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95方。或是皇宫御用珍玩(比如多宝阁), 或是具有特别难得雕刻技法(比如痕都斯坦玉器), 这是种一器一色 薄胎如蝉翅的玉器, 乾隆诗云：「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痕都斯坦玉精品，原均集中於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暖阁内与圆明园殿座之中。乾清宫於乾隆归政前，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圆明园则在八国联军时被毁, 因此所有现存古籍善本所提及的痕都斯坦玉精品当时几乎全都到了台北故宫。

所以早期有人说北京故宫有宫无宝, 台北故宫有宝无宫, 但是北京故宫经过这数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徵集以及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献, 加上许多考古挖掘, 馆藏文物回到了180几万件, 如果扣除瓷器标本破片, 以及不完整的器物, 或不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精品部份大约有30万件, 这大概与台北故宫近70万件扣除后大约30万件差不多。所以单看一个部分都是不全的。在分类方面, 由於当时清朝才灭亡不过20年因此当时带走时认为清宫的服饰是不重要的, 但现在却恰恰成为北京故宫宝贵并引以为傲的收藏, 再比如当时没来得及运走的明清官窑, 也成为北京故宫重要的收藏,这与台北故宫宋代五大名窑的收藏架构起完整的中华瓷器历史。自解放以来, 北京故宫大肆收购了扬州八怪等明末清初时期的画家。恰好与台北故宫收藏唐宋书画成为互补。所以不论台北故宫还是北京故宫好。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ㄧ, 台北故宫在1960被世人称为世界4大博物馆(有人称为5大, 因为考量冬宫多为18世纪以后文物, 古代文物远不如台北故宫因此难以比较), 而北京故宫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ㄧ。罗浮宫, 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都是从其他国家掠夺文物, 而馆藏文物多非自己国家文物的非单一式博物馆。但是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却是全世界公认第一(实在难分轩轾)的单一式的博物馆。都是世界级最伟大的博物馆之ㄧ。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有儒学十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礼记》、《仪礼》、《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 “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 “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 “集”是收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最多的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