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著作，《明史艺文志》据此书而成）

《明史艺文志》（张廷玉等）

尤侗《明艺文志》

《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该书修于乾隆时，嘉庆时又完成了续编。改正续编侧重于版本目录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

又称《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全目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有401部无卷数，总计10254种，172860卷。[ii]

四部之下分为44类，类之下又有分子目者，合65子目。经部10类9目、史部15类26目、子部14类25目、集部5类5目。总序、小序共48篇

该书版本：1、陈乃乾校阅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书后附有阮元《四库全书未收书目》和陈乃乾编的《四库书目索引》。该版中华书局1981年有重印本。2、中华书局1965年精装本，题为《四库全书总目》。

对该书的研究及补佚：

清阮元等撰，傅以礼重编《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收录抄本、刻本等167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铅印傅氏重编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4卷，涉及500种古籍。该书有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氏1940年去世后，由王欣夫接替采集整理。共60卷，补遗1卷，《未收书目提要补正》2卷，凡补正古籍2300余种。该书有中华书局1964年版。）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1932年2月（书分两册，上册书名引得，下册著者引得。引得所据原书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

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

王云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古籍提要10070篇，尤重明人著作，及方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刘新华编印《四库全书总目类叙注》台湾？1975年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新1版

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2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1979年新1版。该书重在著录各书版本

朱彝尊《经义考》

钱曾《读书敏求记》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记》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张之洞《书目答问》（初刊于光绪二年1876年，收录古籍2200余种）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增补1200余种）

近代以来

孙殿起《贩书偶记》（是一部清代以来的著述总目，相当于四库提要的续编。按经史子集分部，部下分类。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由其外甥雷梦水整理，著录图书七千余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

东君编《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初稿），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2年

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遗稿），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4年第四集

上海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书目提要》1936年8月

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上海古籍书店编印《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明朝部分

代表性的人物和其作品：

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

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

医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

医学家：张景岳——《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数学家：王文素——《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

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种树书》

植物学家：马一龙——《农说》

植物学家：屠本畯（jun）——《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清朝部分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法和数学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测绘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鹗，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科学上是个多面手。他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仪器制造上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期即鸦片战争时候出色的科学技术发明家。

邹伯奇在当时很简陋的条件下，对光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他写过对古代所谓“格术”和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镜取火，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而发明了摄影机，他自拍的一张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在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内还陈列着他自摄的一张照片。在欧州，1839年发明了银板照相法，邹伯奇的发明较之欧洲只晚了几年时间。他发明的科学仪器有一些还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在广州市文管会和广州市博物馆还保存和陈列有他发明的“日夜晷”和“七政仪”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间利用节气和星宿位置来确定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他利用这种办法推算出《广州日夜晷运行时刻图》。“七政仪”应称“太阳系表演仪”，是由他制作的我国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一种天象仪器。它的制作，是我国科学家把哥白尼学说予以实际运用的首创。这种仪器由一个四足圆盘底座和太阳系各星球的模型两部分构成，圆盘中心直立一金属轴，上端安一大圆球表示太阳；在“太阳”下面安有八个环套在轴上，各环外各水平面上接装一金属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装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绕轴旋转，直观地表演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八个圆环的支杆上各有一组星球，中间有一个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围的小球表示“卫星”。这架“太阳系表演仪”以形象的实体表现了天体太阳系的真实情况，在我国近代史初期对于破除“天动地静”、“天圆地方”、“日月众星皆斜绕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扬“天尊地卑”的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以介绍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关译文进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所谓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谬说。此外，邹伯奇尚制作有天球仪（在我国古代称为“浑球”或“浑天象”）为自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作的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二架天体仪。这架天体仪体积不大，设计精巧，连底座在内通高不过50公分，从结构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与南怀仁所制作的那一架不同。

邹伯奇还精于测地绘图，在这方面“尤多创解”，他的家乡南海县的县志地图都是他“手定义例”，被评为“跬步密测，密合无憾，虽以西人为之微妙不是过也”。

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以伯奇专精数学，特荐于朝，请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邹伯奇到北京任职，邹伯奇“坚以疾辞”。与此同时，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内设学堂，“请伯奇以数学授生徒，属前任督学刘熙载致意”，邹伯奇还是拒绝征调，一直家居养母，坚持清贫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

邹伯奇的著作稿经其后人整理成《邹征君遗书》，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测量及经史等，范围广泛。

齐彦槐　(1774—1841)

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字荫山，号梅麓，婺源冲田人。年少时读书聪敏，下笔成章。嘉庆十三年考举人获第二名，次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金匮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知府。任职间，专心为民谋利，民称“齐青天”。为了抗旱，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提水抗旱的龙骨车和恒升车。又精心制成了一架天文钟——中星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能准确了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时称为“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

郑复光（1780～）

中国清代科学家。字元甫，号浣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出身。卒年不详。郑复光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他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詅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 ）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书中创造了一些光学概念和名词来解释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词是错误的。《镜镜詅痴》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汪莱（1768－1813）

中国数学家。清代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师傅，深造自得”，终于博通经史及天文、数学。成年后以教书为业，与焦循、李锐共同探讨天文数学问题。1806年受聘负责测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参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国史治纂修《天文志》、《时宪志》等民用历书。因修书有功，1809年被选授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儒学训导（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斋算学》7册（1796-1805）和遗稿《衡斋遗书》9卷，由学生夏燮整理后合刻刊行（见《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他的主要贡献有：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方程理论，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数目问题和方程系数应具备的条件，当方程的根均为正根时，得到了与三次方程韦达定理一致的结果；系统讨论了球面三角形6种基本问题的求解，分别得出了有解和无解的条件；得到一系列组合公式。他还对勾股问题、p进位制等问题有创见，著有《递兼数理》、《参两算经》等专著。其中《参两算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篇专论P进位制的著作，意义深远。此外，为观测和修历需要，设计制造过浑天仪、简平仪、一方、勺漏等天文仪器。

李锐（1769～1817）

中国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

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清朝前期编纂的大型典籍有：《四库全书》、《明史》、《大清律例》、《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

1、《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2、《明史》

《明史稿》是清代万斯同、王鸿绪编著的纪传体史书。又称横云山人明史稿。成书早于《明史》。共310卷，包括本纪19卷、志77卷、表9卷、列传205卷。清康熙十八年1679，史馆始编纂《明史》。三十年，完成初稿416卷。三十三年，王鸿绪任总裁时，又与当时监修张玉书、总裁陈廷敬各任一类，继续纂修。

3、《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朝清王朝的国家法典。清朝入关后，即从顺治元年开始，“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着手法典的制定，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的努力，法典逐渐趋于成熟。乾隆皇帝即位后，继续命臣工对前朝律文及成例进行重新编定，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完成，并定名为《钦定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颁布以后，完成了清代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之后一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之前，清代律例的律文不再有所变化，而对于清代法律制度的调整则主要通过增改例文的形式来进行。

4、《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中国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前后编辑过3部。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5、《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是古代中国历史地理、兵要地志专著，由明、清时期地理学家顾祖禹创作，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常简称《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作者于明亡后隐居不仕，历时三十年，约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成书。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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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之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目录学著作,对了解我国文化、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盛极,因而私家目录著作也极为丰富。

研读明清史的主要书目——

明史

纪传类正史：

明史，[清]张廷玉，中华书局，1974

纪传类别史：

罪惟录，[清]查继佐，浙江古籍，1986　或　明书，[清]查继佐，齐鲁书社，2000，（二十五别史）

明书，[清]傅维鳞，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

纪年类：

明通鉴，[清]夏燮，中华书局，1959　或　岳麓书社，1999

国榷，[明]谈迁，中华书局，1958

明纪，[清]陈鹤，世界书局，1935

纪事本末类：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中华书局，1977

明季北略，[清]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

明季南略，[清]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

纲鉴类：

纲鉴易知录，[清]吴乘权，中华书局，1960

明鉴纲目，印鸾章，岳麓书社，1987

清史

纪传类正史：

清史稿，赵尔巽，中华书局，1976-77

纪传类别史：

清史列传，佚名，中华书局，1987

纪年类：

东华录，蒋良骐，中华书局，1980　或　齐鲁书社，2000

清通鉴，戴逸，山西人民，2000

清通鉴，章开沅，岳麓书社，2000

清史编年，李文海，人民大学，2000

纪事本末类：

三藩纪事本末，[清]杨陆荣，中华书局，1985

清史纪事本末，黄鸿寿，上海书店，1986影印

纲鉴类：

清鉴易知录，许国英，北京古籍，1987影印

清鉴纲目，印鸾章，岳麓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