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森林里，书画家数不胜数，但能成为诗书画“四全”的却寥寥无几。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任志刚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书法家金意庵先生写了一首诗，他说：“任生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和四种能力。密封切割是一个优点，充电是恒定的。在过去的30年里，他一直在水上努力发展江城。苦是最大的快乐，心与手是和谐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报纸最近的一则新闻中得到证实。

1、任志刚：

任志刚，1949年出生于吉林市，大专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吉林省白山印刷厂副秘书长、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书画家、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企业文艺联合会副主席，吉林北山画院资深书画家，吉林省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吉林市白山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2、代表作：

从小就喜欢书画，一直努力学习。向杨乐中西生和宋辛程大师学习绘画，向金意庵门下和刘乃中西生学习书法和篆刻。自学古代汉语，抒情诗。书法方面，紧随嘉谷、金文，搜罗明清名画。代表作有《孙子兵法》篆书长卷（用六十六张四尺整张宣纸书写）。

3、肖像作品：

肖像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与中西技法融为一体。他的代表作是《吉林市文艺界名人系列肖像》。秦汉时期，经过多年的治理，一万多枚印章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字母？》刊登在专业报纸上。

书法、印刷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展览大赛，作品深受海内外朋友的喜爱和收藏。《辞条》被编入《中国现代书法界名人辞典》、《当代篆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人名录》、《中国当代印坛大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等古籍。篆书《千字文》在世界范围内印刷。2002年，任志在吉林省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个人诗书画篆刻展。

上至炎黄，下至明清，中国古代优秀的经典古籍着实数不胜数，在浩瀚古籍烟海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四书五经，四大名著，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古书，下面这份书单囊括了诗词散文、诸子百家、明清小说，历史人文，值得借鉴。

《诗经》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首，故又称“诗三百”。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它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许多凄美的故事仍然为后人所传唱，并成为了人们文学创作的源泉，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有深远的影响，对提升个人文化修养也有着重要作用。

《周易》

《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箱，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周易》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可以媲美西方国家《圣经》。

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源头，对中国后来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仍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语句。

《史记》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其史实丰富，文采斐然，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记》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等无不包含，比如它很早就提出的经济学观点领先了西方国家百余年，其具有前瞻性的智慧名句在今天仍有指导性作用。同时，它也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把《史记》视为“全史”是很有道理的。

《孙子兵法》

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觉察无际的军事哲理思想、博大精深的古典军事理论体系、辞如珠玉的文学语言，以及历代雄杰对其研究的丰硕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为“兵圣” 。

他的著作《孙子兵法》的历史意义早已跨越时空，超出国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荣膺“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雅誉。

《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通过家族悲剧、女儿悲剧及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书中描述了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至今为人所传颂。

《聊斋志异》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郭沫若曾评价它：“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一部纵横交美的古代散文选集，成书于清代，编者按历史的流程将一位位最优秀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依次编录，读之如同漫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长廊，沿波讨源，因枝求叶。

《古文观止》几乎收存了我国古代文章的各种样式和各类内容，《古文观止》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代散文大观，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散文发展历程，是一部不得不读的文学著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在安徽画坛崭露头角，经常发表篆刻作品和大写意花鸟画。早期治印向单孝天先生请教。先后师事萧龙士、许麟庐先生，并向李苦禅先生请教。精篆刻，汲取秦玺汉印及皖派、浙派之长，形成个人厚重苍老之格调。工篆书，将石鼓文、金文、汉碑额融会贯通，沈雄浑厚，自然天成。擅长写意花鸟，又喜画佛，从齐白石、吴昌硕上溯扬州画派、朱耷、徐渭、陈淳、梁楷等，以篆书入画，苍茫古朴，继承中国文人画之优秀传统，熔金石书画于一炉。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及国际性展览，多次在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及书籍中发表。重要展出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沈阳）、首届国际书展（郑州）、首届国际红学会（美国）、中国《红楼梦》文化艺术展（新加坡）、中国驻外使馆陈列展（西欧）、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北京）。从二十世纪70年代起，作品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法》杂志、《西泠艺丛》杂志、《红楼梦学刊》杂志、《中国书画》杂志、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及日本《新书鉴》杂志等，并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集》、《中国篆刻全集》第五卷、《中国学者墨迹选集1900—1999》、《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现代书法大系》、《世纪之光—九九归一翰墨抒怀》、《30年30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书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选》、《影响中国100位艺术大家》、《100幅中国名画——中国画坛十大家百幅名画典藏》等重要典籍之中，得到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及艺术家的赞赏。许麟庐先生题其《荔枝图》曰：“少石仁弟全以篆书入画，苍茫古朴，格调独到。”题其《水仙双鸭》曰：“少石弟此帧笔墨潇洒生动，精作也。”题其《菩提古佛》曰：“少石弟庚午春从事画佛，此帧以渴笔写成，大似金农一流。麟庐喜为题记。”题其《松鹰图》曰：“少石弟画雄鹰墨沈淋漓，其金石气概跃然纸上，佳作也。七十三叟麟庐题。”冯其庸先生题其《菊石图》曰：“此幅意在苍石白石之间，此黄石轩得意之笔也。”题其《菊花八哥》曰：“八大之神，青藤之韵。”许麟庐先生评批其印稿曰：“浑然无敌”。曰：“雄浑烂漫，方中圆圆中方，大似魏碑刀法。”曰：“似乎漫不经心，然精妙之处全在内心修养也。”曰：“布局简繁疏密有致，刀法顿挫有味，颇见功夫。”曰：“安排妙极，刀法韵味均臻上乘，可与西泠八家媲美矣。”刘开渠先生评其《红楼梦印谱》曰：“治印甚佳，章法构形多样，刀法灵巧而稳健，朴素而俊秀，富有风韵。”（书信）2007年10月17日，在宿州市书画晋京展专家座谈会上，美术史论家孙克先生指出：“印象最深的是王少石先生的大篆，在近当代来看，能写得这样厚重有力，而且很随意、很自如，非常高的水准，非常少见。”（录音整理）许麟庐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嘱其所治常用印多达数十方，许先生最为常用之印出自齐白石、钱瘦铁、邓散木三家，其后即为王少石。为冯其庸先生刻印数十方，冯先生专著《梦边集》、《秋风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扉页用印出于王少石之手。曾为刘海粟、刘开渠、朱屺瞻、朱丹、萧龙士、秦岭云、张君秋、石少华、顾景舟、韩美林、侯北人（美国）、余英时（美国）、今井凌雪（日本）等国内外著名学者、艺术家刻印，并为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刻藏书印。所作《红楼梦印谱》198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先生为之题评并作序。封面及扉页由启功、许麟庐、沈裕君先生题字。《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周刊》海外版等数十家报刊向海内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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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00年前，它以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形象横亘在世人面前。在古籍的记载中，那时的人们身穿宽袖大袍，生活散淡不羁。正是这样一群不拘形迹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墨，把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带到了一个艺术自觉的书法时代。他们流传至今的作品，多数只是当年随意涂抹的书信便条或是文章草稿，上面的文字通常缺失不全，而且文意多数不可考证，正是这样的一些只言片语，构成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魏晋书风”。

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也被后世的书法爱好者当作书法艺术的起源地。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展示了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发明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外，就是这些体系完备的文字。这些文字被刻在乌龟的外壳和牛的肩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不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让后世的书法家看到了祖先最早的书写艺术。当时，汉字的书写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在最初意义上的书法家群体，他们被称为“贞人”。

贞人在当时掌管着被称为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他们根据每次祭祀活动的内容，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相关的卜辞。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龟甲上的文字内容非常奇怪。在一片甲骨上，相同的内容刻写了好几行。其中最右侧的一行刻写工整流畅，而其余几行字迹潦草而生涩。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些内容重复的龟甲，可能是当年贞人在练习刻辞，工整的一行是老师在进行示范，其余的则是学生的仿刻。

不同时期不同贞人所刻的甲骨文，在字形的结构布局上，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貌。可以说，在甲骨文时期，先人对于文字的书写，就已经开始注重实用之外的美感了。在那个书法还没有进入艺术自觉的时期，殷商先民在充满宗教意味的契刻中，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原始线条。

文字还被浇铸在青铜器上流传下来，后人把它们统称为金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是浇铸而成，线条浑厚凝重。再加上岁月的销蚀，往往字迹斑驳模糊，呈现出一片苍茫古朴的气象。几千年后，它们将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中，给后来的书法家带来新的艺术启示。

经过甲骨文、金文的缓慢发展，古代书法开始缓慢地步入它的成熟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今天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与甲骨文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字，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图像，因此具有很强的绘画特色。这些文字有的已经不能解读，它们更多地被当作艺术作品让后人欣赏和揣摩。但是，当时间步入公元前10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中西方文字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约在中国的周代，中国的先民们正在一件件瑰丽的青铜器上镌刻着声形兼备的独特文字，而同时期的西方文字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字母化的道路。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文字基本上失去了艺术特性，而仅仅保留了传言记事的功能。古老的汉字却在实用之余，不断地融入艺术化的审美书写，进而形成了独有的书法艺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野，也许只能定格成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了！

尽管久远的历史给后人设置了重重的谜团，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古老的汉字在艺术性的书写上正日渐成熟起来。距离殷商甲骨文1000多年后的魏晋时期，一个真正隶属于书法的时代来临了。

甲骨文

在研究书法成熟的历程时，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魏晋书法的成熟，汉字先后出现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不同的字体。是什么力量在推进着汉字的革新演变呢？因为从文字实用角度而言，早在甲骨文时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七国文字曾经统一于一种美术化的小篆书体。这是统治者意志第一次达成了文字的大一统。文字自上而下的统一也丝毫阻止不了字体的演变。汉代，隶书风行天下，统治者再次修订文字，颁布了各种标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石碑便是当年标准的官方字体。但是汉字依然在不同的书写者手中演变着。学者把这种推动字体演变的力量归之为日常书写时便捷与实用的需求。

但是，汉字并不仅仅是实用的，当作为文字的汉字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书法艺术也在一点点推进。实用与审美始终是汉字两条并行不悖的脉络。关于字体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法解释的空白期。从外形上看，篆书和隶书，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他们二者之间的演变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至关重要的衔接环节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发现。

在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竹简和帛书，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墨迹，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体既像篆书又像隶书，它正是古人出于便捷的需求，逐渐简化篆书的繁复，而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隶书字体。隶书的简便性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

在两汉时期，人们还没有书法艺术的自觉意识，艺术的创造都是在无意书写时完成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种字体都已发展完备，博采众长成一代宗师的书法名家也开始出现了。比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长时间的无意书写终于转变成为自觉的创作，针对书法的各种理论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体系。书法和绘画一样，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艺术类别。

兰亭序

此后，从魏晋一直到清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天赋超群的书法家，总是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赋予那些变幻莫测的笔墨线条，给后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书法珍品。在这些被后世尊称为法书的小纸片上，密密麻麻的盖上了各种各样的印章，每一枚印章的背后就是一位当年的收藏者，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甚至千年。每个时期的书家不断赋予各种字体独特的审美意蕴，篆书的庄重古朴、隶书的典雅高贵、楷书的端庄秀丽、行书的洒脱随意、草书的落拓不拘，虽然只是线条的描摹，但是一片片黑色的墨迹，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

这里埋葬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皇帝唐太宗。唐太宗是一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据说，他在临死前，要求一定把一件书法作品陪葬到墓中。这个传说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此后几百年间，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那件书法瑰宝的下落，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它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兰亭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一些书法家的摹本。

这幅作品文字的内容十分优雅，它是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为诗集写下的序言草稿，但人们关注的却不是文章的优美，而是书写的韵味。28行，324个字，每个字都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极高境界，遒劲中透出飘逸，沉着中变化无穷，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古代书法发展到东晋时期的集大成者，在后人的心目中，他几乎成了中国书法的代名词。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是王体书法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创新。后人评价他的字雄伟秀丽，出于天然使得古法为之一变。

王羲之不仅集前代之大成，而且开后世之风气，历朝历代的书家对王体书法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近代的研究者在仰视这位被尊称为“书圣”的先人时，不由得频频发出“不知如何言说”的慨叹。

据史籍的记载，王羲之在世的时候，他的书法就已经价值连城。在当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模仿王羲之书体为荣，以至于在东晋就有人模仿他的书法在市井间叫卖。王羲之书法经过历代的追捧，到唐代达到了巅峰。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酷爱王羲之书法，命百官四处搜寻，并进行摹写保存。史书上说，当时世间的王氏书法都已被收购殆尽。今天的人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多数也都已是唐人的摹本了。

这位开创大唐盛世的一代帝王甚至亲笔为王羲之写下了一篇传记述评。在传评中，唐太宗赞叹道：历朝历代，书法尽善尽美的，仅此一人而已！王羲之书法在唐代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原地区，在敦煌莫高窟中，今天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许多临摹王羲之的作品。甚至在远隔重洋的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书法家，也完全是一派王羲之的书风。

到了清代，酷爱王体书法的乾隆皇帝，专门在皇宫里辟出了一间书屋，赐名“三希堂”，用来供奉他收藏的三件王氏法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他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远房的侄子王珣的《伯远帖》。据说乾隆皇帝对三件法帖酷爱有加，一生赏玩无数，仅在上面的题词就有74次。他甚至还把自己临摹王羲之的书法刻制在精致的玉片上。

在王氏书风的影响下，一些书家开始变法。唐代的张旭和怀素是其中开一代狂草书风的代表人物。两个人都嗜酒如命，人称“颠张醉素”。同时代的李白、韩愈，在评价二人的书法时，说他们但凡有种种情致，不论是“喜怒、忧悲、穷困、怨恨”都能抒发于他们的狂草之中。

毛笔

在他们传世的作品中，文字的可读性完全让位于书写时的情绪表达，线条纵横跳跃、连绵环绕。不论单一线条的造型，还是不同线条间的组合变化，都让后人叹为观止。

直到今天，楷体仍旧是中国最流行的一种印刷字体。楷书最早形成于汉代，钟繇的这副作品还仍然带有隶书的痕迹，但已经显示出另一种别样的风格，字体工整而清秀。到了唐代，楷书发展到一个高峰，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三种书写派别。这三种派别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欧阳询的欧体楷书清丽秀美、颜真卿的颜体楷书厚重宽博、柳公权的柳体楷书则吸收了欧体和颜体的特点，更加工整清晰。这些代表性书家共同造就了唐代书风的另一个标尺——唐楷。这种法度完备的唐楷也成了后人创作楷书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而就在唐代之后不久，一种技术力量的介入，让楷书这种标准化的字体彻底定格在了唐代。

楷书由于工整和清晰，不仅成为最具有大众化色彩的书法艺术，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的官方字体。

公元758年，盛极一时的唐朝开始走向衰落，安史之乱让安逸的盛唐子民饱受战乱之苦。49岁的书法家颜真卿得知自己的侄子被叛贼杀害，悲愤之余，提笔写下了这篇悼文草稿。初看起来，这幅作品似乎是在很草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少地方还有涂抹的痕迹，满篇笔墨狼藉。但是，它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篇旷世佳作，被称作继《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这篇228字的草稿删改涂抹，行文最初字字断开，然后连笔疾书。尤其在草稿的末尾，作者一笔写下“呜呼哀哉”四个字，一气呵成，犹如一声悲鸣，沉痛至极。后人形容“人书合一、浑然天成”。

唐代末年，战乱频繁，古代书法代代传承的法书真迹在这一时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书法的风尚一度走向低靡。直到北宋后期，一股崇尚意趣的书风才重新振作书坛，这一时期的书家抛却古代成法的束缚，更加推崇主观情趣的表达，这种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一代文豪苏东坡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具有典范性的作品。

这一年，苏东坡遭遇了仕途生涯中的最低谷。在书作的开头，作者缓缓开始叙述，说自己被流放到南方的黄州已经过了整整3年了。此时字迹中规中矩，字势平缓。当行笔数十字之后，作者的情感开始激越起来，用笔越发沉着痛快，字迹也随之参差跳跃。当作者叙述到自己流放异乡枯寂萧瑟的心境时，字迹遽然变大，这种肆意突兀的效果让观者感哽震惊。行文到最后，作者思念远在万里之外亲人的坟墓，心境更加悲凉，在一句“死灰吹不起”的感叹中草草收笔，并且一反常态的没有署下自己的名号。书法语言讲究意境与神韵，后人用八个字来形容这幅充满愤懑之情的书法佳作——“宛若天成、如有神助。”

青瓷对书俑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更是发出了这样由衷的赞叹。他在跋文中写道，苏东坡的这两首诗作，恐怕连李白也有比不上的地方，而这种神来之笔，就算是苏东坡自己重新写过，或许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琴的音色质朴而沉静，它暗合了古代文人的修身养性之道。宋代之后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各个门类的博涉兼通，这种情趣与学养并重的时风，让书法作为艺术的特质越发得到彰显。在今天的中国，书法的含义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成为一个专门艺术类别的同时，它也是普通人用来怡情养性的一种方式。

讲述三千年的书法史，似乎还有另一种方式。历史的追溯可以从考证一张普通书桌的诞生开始。这是一张漆木几，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距今2200多年。这张木几长60厘米，宽21厘米，高51厘米，它的作用是陈设家居物品的。这种形状类似于桌子的小木几，其实并不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书桌。从考古的实物和古籍的记载中可以证实，书桌的概念到唐末宋初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在这家收藏有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用于伏案作书的桌子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中的书法创作与书桌密不可分，而这种坐在书桌前，将纸张放在桌面上，然后挥毫作书的场景，其实宋代之后才开始出现。在宋代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书写姿势，与今人理解中的书法创作并无不同之处。

宋代之后才出现书桌的事实让研究古代书法的学者困惑重重。后人难以想象，在没有书桌的依托之下，古代经典的书法创作如何才能得以完成？难道古人会有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吗？

这具古俑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距今1700多年，属于西晋时期。晋代是王羲之生活的年代，这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尊“青瓷对书俑”清晰地记述了晋人的书写姿势。两个俑人对面而坐，中间是一个长条型几案。上面放着砚台、毛笔和笔架。右边的俑人手里捧着几块薄木板，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可供书写的“尺牍”。左边的俑人，左手举着尺牍，右手握着毛笔，凌空书写。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让学者大为惊讶。古俑所处的年代是一个书法的鼎盛时期，难道让后人顶礼膜拜的晋人法书，竟然是在这样的书写姿势下完成的吗？同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古代绘画为后人提供了相关的佐证。

书法

这是东晋顾恺之留给后人的名作《女史箴图》。图中站立的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也是凌空书写。

300年后北齐时期的《校书图》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写方式。居中的一个人坐在交椅上，一手捏着书稿的下角，旁边的书童帮忙抻着纸的上端，正在执笔校书。相同时期的绘画中，这样的姿势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种姿势正是书桌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方式。古人正是以这种姿势，创作出了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帖。

一个疑问产生了，在这种凌空书写的姿势下，柔软的纸张如何能承受住毛笔书写的压力呢？其实，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材料历经了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商代，龟甲兽骨是最早的书写材料。

到秦代，竹简大量通行。当时掌管书写的文官被称为“刀笔吏”,他的身上要配备两样特殊的物件，一把铜刀，一块磨刀石。写在竹简上的文字需要修改，就用铜刀刮去上面的字迹，重新写过。而经常刮削竹简，铜刀容易发钝，因此磨刀石也是刀笔吏的必备之物。

另一种小木片也是当时常用的书写材料，人们称它为木牍。木牍的宽度在10厘米左右，上面可以同时书写多行文字。一直到汉代，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今天的考古发现让后人看到当年面貌各异的简牍实物。有的长达半米，有的宽度还不到一厘米。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一个叫蔡伦的宫廷太监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几百年后，造纸术陆续传到世界各地，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重大发明。但是，考古发现把中国人造纸的时间又往前推进了两百多年，这是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为久远的纸张，它距今两千多年，隶属于西汉时期。汉代，造纸术刚刚出现，古人的技术还远没有完善，当年造出来的纸张只有1尺左右大小，而且表面粗糙，纸质厚重。

书法

东汉末年，造纸的技术更加普及，这一时期纸张和简牍同时并用。等到魏晋时期，纸张已经是最通行的书写材料了，当年朝廷还明令昭示天下，要求用纸张取代简牍。这种书写材料的变革，给魏晋书法的兴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纸张，毛笔是最为关键的书写工具。据考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最早的笔字——聿。它的形状生动的再现了古人右手执笔书写的情形。上端一只右手，中间是一根棍子，棍子的下端分出三个叉，表示笔毫。以后，在“聿”上加了一个竹字头，也就是现在通用的笔字的繁体——笔。而原来的“聿”字反而成了一个虚字。

是毛笔的诞生，奠定了汉字从书写演变为书法的物质基础。古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书法最核心的审美对象是线条，笔毫柔软的毛笔，赋予了书法变幻莫测的线条，而后人关于书法审美的一些特定语汇正是由于毛笔的不同书写方式而产生的。比如：方与圆、虚与实、枯与湿、疾与涩、巧与拙。这些特定的审美取向，经过历代书家的完善而日趋丰富，进而构建出古代书法独特的审美意蕴。

最早的毛笔，笔毫用羽毛做成，后来逐渐改用兽毛，其中最常用的是兔毫。据说讲究的兔毫要用秋天的狡兔背上，两道比较硬而有弹性的毛来做。史书还记载，王羲之用的毛笔是用老鼠胡须做成的。那么，古代的毛笔是什么样子呢？它与古人独特的笔法有什么关联吗？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了现存最早的毛笔。笔杆直径4毫米，粗细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圆珠笔芯。笔毫比较长，有三分之一扎在笔管之中。这种毛笔令后人大为惊讶。手执这种毛笔，书写的感觉与现在通行的毛笔完全不同。古人为什么要制作这种似乎不太适合于书写的毛笔呢？

相同形状的毛笔在其它考古现场相继出土。1975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汉墓中出土了这只毛笔。它的年代比湖南战国墓的毛笔大约晚了300年。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又出土了一只相同形状的毛笔，它的年代是西汉时期。三个不同地点出土的毛笔横跨了三个不同的年代，而毛笔的形状却始终一致。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年普遍通用的毛笔。专家推测，它的造型可能是为了方便在简牍上书写细小的字体而设计的。汉代之后，毛笔的笔杆逐渐加粗，它的形状与后世的毛笔已经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变化或许也是为了适用与不同字体的书写而逐渐演变的。

王羲之

上个世纪初，这种新型的书写工具传入古老的中国。千百年使用毛笔的中国人很喜欢这种方便的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自来水笔。这个名字的来源显然和钢笔的吸管装置有关，用不着像毛笔那样需要不停地蘸墨汁。中国人最早发现自然界中有一种天然矿物，可以留下清晰的黑色痕迹，这就是最早的墨。大约到了汉代出现了烟煤加胶粘合成的人造墨。这一时期，制墨技术还不发达，墨只能制成小小的丸状，需要用一个小石块配合砚台磨制使用。这种功能类似的砚台在不同的考古现场都有出土磨墨时必须用清水，当年连倒水的铜水注都是专门制作的。转着圈慢磨，直到墨汁渐渐稠浓。在这样的静心准备过程中，书写具有了修养品性的文化含义。

但是，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似乎会有更多的疑问产生。用古人当年的这种书写姿势，书写的感觉与今天的书法创作完全不同。由于没有书桌的支撑,双手的稳定度极难掌握。有学者推测,古人在当年独特的姿势下,可能会有独特的书写技法。

从东汉开始，随着书法的成熟兴盛，书法理论出现了。

在今天信息通行的时代，从网络上便可以轻易的搜索到历代浩繁的书法理论著作。在这些书论上，从东汉直到清代，每个时期的理论家总是不厌其烦的论述着笔法的玄妙。在古人的记述中，用笔的法则是成就书法的核心技艺，得笔法才能领悟书法的真意，不通笔法，即使穷其一生也劳而无功。

他们用各种在今天看来已经几乎消亡的古文字来描述这些高妙的笔法。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古人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笔法动作，它的核心便是毛笔的使转。

毛笔在手中并不是僵死不动的，古人书写时，大拇指会根据书写线条的变化，来回拨动笔杆。古人一再推崇的五指执笔法，正是由于这样的执笔方式更有利于毛笔灵活自如的转动。

写字

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下，双手都没有任何的依托，转动毛笔的方式可以分散笔尖对简牍和纸张的压力，更容易控制笔画的粗细变化。同时，笔杆的来回转动，可以使毛笔的笔锋始终裹束在一起，不容易开叉，保证行笔的快速流畅。

专家推测，书法在诞生之初，文字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实用性的记录，古人对书写时的便捷与快速的要求无疑是第一位的。正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之下，古人总结出了这种笔法动作。之后，转笔的技巧逐渐成熟，不同的书写者不断融入各自独特的审美意韵，实用性的书写更多的倾向了艺术性的创作。

书法的面貌到唐代晚期时，迎来了一个变革的契机。而这个契机正是书桌的出现并进而带来的书写方式的改变。在唐代之前，古人席地而坐，使用的都是低矮型的家具，到在唐末宋初的时候，胡人使用的高脚书桌开始走入中原地区的寻常人家。

从宋代开始，由于书桌的出现，古人凌空书写的姿势变成了垂直书桌的书写。这种姿势，在宋代之后的绘画中也多有反映。在这些绘画中，清晰的描绘了宋代先人书写的场景，这种情形已经与今人相差无几了。

书桌出现后，书法的工具——毛笔和纸张也悄悄发生了变革。毛笔的工艺发生了改变。一种笔毫柔软的羊毫笔渐渐流行起来。到明清之际，长锋羊毫更是受到了书家的青睐。柔软的羊毫在书写时，线条的变化更加的变幻莫测，再加上纸张的渗化效果，完全是另一派全新的气象。对墨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好的书法家都有自己喜欢用的墨，墨中以产于安徽徽州地区的徽墨最为著名。

根据水分的多少，墨色又分为浓墨、淡墨、干墨、渴墨、枯墨等。但是，墨色的变幻必须通过纸张来表达。宋代之后，造纸技术日趋发达，不同尺寸、不同质地、不同性能的纸张出现了。尤其到了清代，书法作品几乎已经是宣纸的天下。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州而得名，这种纸绵白细匀，具有良好的渗水性，墨色在纸上生润有色，笔痕清晰，被人称颂为“发墨定笔”。

五种书体

浓淡不同的墨色在质地各异的宣纸上经过渗化，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狂放张扬的字体更适合使用沉郁浓烈的墨色，而清秀飘逸的书法则偏好清淡的墨色。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在用笔、结字和章法、墨法方面都有相当的讲究，所有技艺统一于书者的情感、气质和艺术修养。宣纸上的笔墨歌舞，体现的是人的精神风采。

对书法艺术的更高追求派生出了书写工具的独特审美观。笔、墨、纸、砚被称作文房四宝，它们甚至逐渐脱离了书法艺术，成为专门的艺术门类。直到现代，对宣纸和砚台的赏玩仍旧十分流行。

无论时代怎么更迭，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和发育。宋代之后的书法家在传承古人笔法的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创作这种张挂于墙壁上的巨幅作品，书家不仅要把握细部的精到，更要关注作品整体的气势神采和给观者的第一感受。它把书法的欣赏方式从手头的赏玩变成了站立式的远观。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书法的创作观。

清代末年，古代书法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一时期，北方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和造像，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的北魏时期。这些石刻文字生动稚拙，充满了古朴的意趣。而到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和大量青铜器的出土，更多的古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清末一些力求革新变法的书家，一变风气，以苍茫质朴为美，用柔软的毛笔模拟这种刀刻和青铜浇铸的古文字，开创了影响至今的碑学书法。直至今日，在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中，魏碑石刻仍旧是重要的取法对象。

今天，中国古代的传统书法，已经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后人正在用现代的艺术眼光审视着这门古老的艺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起始于一根根变幻莫测的神秘线条，而在线条的背后，是这个古老的国度对这个线条构筑的世界深深的迷恋和无休止的追寻。

1）《四库全书总目》，清初纪昀、永容主编

2）《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清末孙殿起及其弟子所著

3）《古今图书集成》，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纂

4）《书目答词》，清末张之洞撰；《书目问补正》，清末范希曾著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