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很大，一是可以看出对这本古籍做注人的思想，对研究做注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二是很多人如果要研究这本古籍，但是他自己很多地方不明白，他就可以去参考那些做的注。三是，有些书，它很难懂，一般人是研究不透的，所以有了注就不同了。有些古籍，有时不出名，但是做注的人很出名，往往两者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

历史文化书籍浩如烟海，大体可分为文史哲三类，但民国前可没这么分，从“真实可信”的需要来看，侧重历史类书籍是不会错的。

历史演进本身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能传承到今天的古籍，其价值、真实可信度都已得到了无数次考验。既然是推荐，那么我就着重谈四点，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真实可信”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事实上对任何书籍来说，“真实可信”也都只是相对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是“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以年为纲，整理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史料，一个资深班子耗时十余年，是很“真实可信”的。但正如这部书的名字，它是有取舍、有价值取向的，我个人认为在史料的深度、广度上是不及“前四史”的。

而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史记》《汉书》评价最高。相较于《汉书》，《史记》首创纪传体；而且司马迁太史令之家，既有条件掌握国家府藏文档，又以著史洗刷个人耻辱且不图稿费，自然是首选。即使有讹误，只因史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但《史记》的精华在汉史和传记上。至于五帝与夏商周，经历秦火文献匮乏，不可尽信，必参《世本》、古本《竹书纪年》、《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乃至出土甲骨、金文甚至汉简牍。个人体会，在三代上，司马迁多从今文尚书，有所缺失；在春秋记事上，不如《左传》准确；在战国取材上偏重《战国策》，如长沙马土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就颠覆了《史记》最为精彩的《苏秦传》《张仪传》。《睡虎地秦墓竹简》证实《史记•六国年表》有很多错误。湖北草场湖竹简文字考古成果公布后，又会有颠覆性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只是研究先秦史的纲要。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无限接近历史真实，这不是几本书能搞定的，探索只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终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人建议打牢经学基础，这样利刀剖竹，所有古籍真实可信与否，都可结合考古资料作出自行判断

这是说《十三经注疏》和清人注疏了。中国历史文化自六艺始，孔子编订的诗书礼易春秋，可谓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基。汉郑玄、何休、赵歧，晋杜预、范宁、郭璞，魏何晏、唐玄宗等作注，唐孔颖达等作疏。

《尔雅》要辅以《说文解字》《方言》《释名》《经典释义》《玉篇》《广雅》《广韵》《集韵》等，此为训沽学，实则阅读一切古籍的基础。《诗经》《尚书》《论语》《孟子》《春秋三传》《三礼》《周易》《孝经》就不用说了，或本即史，或本典章职官制度，或名物礼仪，十三经不通，读古籍就是找罪受。

为什么要强调清人注疏呢？清代考据学兴起，尤其乾嘉学派，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学的最高成就。以《史记》《汉书》为纲，《十三经注疏》、清人注疏为目，一切古籍就是轻车熟路了。

“真实可信”关键取决读者是否具有哲人思维，所以得精通诸子百家，并能熟炼运用西学哲学思维、历史事实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诸子百家可谓其精华，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哲学意义。处于中华复兴的伟大时代，以中国语言诠释世界历史和现实，是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历史使命。光有中国心远远不够，还得通晓世界话语，这就需要对西方代表性的哲学、历史流派作深入的比较研究。

最好的自然是古委会直接联系的22家，但有的学校不在所里招生。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28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