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用文言文介绍某本书

用文言文介绍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2 求六上现代文品读·文言文点击,《读点古籍》阅读答案

睿rui 4声 智 论lun 2声 语 蹙cu 4声 额皱zhou 4声 眉

1）从文中看，读古籍对我们的好处是：

1）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文学修养都有极大的裨益

2、对我们学语言、学写作的帮助也很大

(2)纵观全文，作者提倡“读点古籍”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古代典籍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犹如一艘艘满载着思想和 智慧的航船。离开了典籍，就等于离开传统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根。

2、读古籍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我们学语言、学写作也帮助很大

3、如果我们对古籍弃之如草芥，我们对不起古人，更对不起后人！

(3)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不要忘了回眸的过去，读一些古籍，把根留住。读古籍对中学生有什么意义？请说说你的见解

古籍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古籍中的历史文化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古籍中的荣辱兴衰可以陶冶我们的爱国情操；古籍中的诗文小品可以诗化我们的生活 。

3 医古文的简介

《医古文》是一本书的名字，为2007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供中医药高职高专、成人教育使用。

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

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

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

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

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课程，是中医药各专业七年制及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也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

教学旨在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阅读实践的训练，使学生在已有文言文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古医籍常用词语及其主要义项、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及断句、今译与文意理解的基本技能，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为学习后续的古典医著课程与毕业后研读古代医籍，清除文理上的障碍，同时促使一部分学生在本专业领域争取进一步的深造和发展。 本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医古文精髓，提高人文素养和语言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并进而提高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以求有益于实现学生的人格养成与医生气质形成，为其将来从事中医药临床或其他各种医疗卫生工作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本课程以“医古文”为主干，构建成融合医古文（文选）、中医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注释纲要、中医文献学等课程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配合古代汉语选读、中国古代名著赏析、古代诗歌概要等选修课程，有利于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面，促进学业素质不断提高 医古文课程简介 一、“医古文”学科的性质与作用 中医药学经典著作至今均为古文撰成，中医药学本身又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如欲“通经致用”，自必深通古文和传统文化。

因此，就性质与作用而言，“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以及文献、文化问题的一门学科，是高等院校中医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兼工具课，是对中医药类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也是对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传统语言文化终身教育的主要课程。学习、掌握和运用医古文的知识与方法，培养并提高医古文的水平，对于提高中医药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传统语言文化修养和综合业务素质，进而不断深入地研究中医药古籍、促进中医药学术和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都有着非常切实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二、“医古文”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就广义而言，医古文教学的目的与任务，是使学员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能够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以及研究中医药古籍的文辞义理并正确应用之。就狭义而言，是使学员在学习之后，能够借助工具书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问题及其义理并能够进行断句、标点与语译。

本大纲以狭义的教学目的与任务为准。基于本课的性质和作用，“医古文”还兼有培养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目的与任务。

三、“医古文”的教学内容 “医古文”的教学内容，是以教学目的为依据而确定的。就体系结构而言，分为“文选”、“基础知识”和“练习”三大部分。

其中的“文选”，按照性质，分为医学文选和与医学有关或关系密切的文选；按照内容及其时代，分为“医家传记”、“医籍序文”、“医事论文”、“医学论文”等。文选的教学，以字、词、句、意的语言文字知识及其义理和传统文化知识为主，目的在于使学员积累必要的医古文感性材料并培养一定的感性认识。

“基础知识”主要分为九章（九大类），即：工具书、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训诂、句读、语译、文化常识。这些内容的教学，以兼顾体系、突出重点为原则，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练习”是针对性较强的实训，目的在于加深所学每一篇章的内容与要点，培养学员具有正确解释词语、断句与语译等能力。 四、“医古文”的教学要求 通过大纲规定内容的学习，学员应达到以下水准： 1、能够认识繁体字，写出其相应的简化字。

2、能够辨识文选中的通假字、古字与异体字，写出其相应的本字、今字与正体字； 3、能够准确解释文选中的字词特别是常用词（含单音词、复音词、多音词、成语典故等）的形、音、义； 4、能够解释文选中的各种特殊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 5、能够正确理解医古文的文句、段、篇的意义； 6、理解“基础知识”中的基本理论，掌握应用方法，用以解释有关问题； 7、能够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较为准确、通顺地语译古文； 8、能够较准确地为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段落断句； 五、“医古文”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由于文选是医古文的活性材料，理论乃是从对它的研。

4 目录的出版学词汇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目录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文献的揭示与记录，书目索引编制法，书目情报服务以及目录学史等。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普通目录学：研究目录学的一般原理，编制书目索引的基该方法；专科目录学：研究各学科文献的积累、整理和利用；比较目录学：研究中外目录学发展的特性。

此外，还有侧重于对图书版本状况进行考证研究的分支学科，称版本目录学。 目录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界上最早的目录要推古希腊目录学家、诗人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305~约前240）编撰的《皮纳克斯》（又名《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现存残片）。

该书目不仅记录了卡里马科斯领导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还包括当时所有的希腊文献。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促进了书目编制的发展。

1545年C格斯纳出版了《世界书目》。16世纪意大利法学家乔万尼·内维扎诺编制了《法学家文献目录》，1591年德国的伊斯雷尔·施帕赫编制了《医学著作目录》。

1564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法兰克福图书市场目录》（此后每半年出版一次，直至1749年）成为出版发行书目的开端，以后很多国家都出版了这种目录，并在18、19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书目的出现是书目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在书目收录范围以及分类体系、检索途径等编制技术方面都具有很大进步。

19世纪在西方出现定期出版的国家书目，此后各国都陆续编纂出版国家书目。1881~1900年出版的《不列颠博物院字顺馆藏目录》，收录了130万册图书，款目总数超过450万条，与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馆藏印刷图书总目》（1897年出版，迄今已出230多卷）被誉为世界目录中的双璧。

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出现卡片式目录，19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各国图书馆馆藏目录的主要形式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机读目录，以后很多国家也纷纷发行这种目录。

联机图书馆中心的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书目数据库（机读联合目录）。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公元前15~前12世纪）已经有了大量文献，仅安阳小屯等地出土的甲骨文献已有16万片之多，当时甲骨文献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

周代掌管文献的史官有明确的分工，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说明西周时期很可能已有了登记和通报文献的目录工作。《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是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领校秘书。刘向校书未竟而卒，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将刘向校书时撰写的每篇叙录全文汇编而成《别录》20卷，刘歆取《别录》所载，种别而成《七略》7卷。

《别录》为后世叙录体提要之楷模； 《七略》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书目分类体系，对后世目录的编制影响深远（见《别录》、《七略》）。西晋秘书监荀勖撰《中经新簿》，根据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变化，创立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

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其乙丙两部位置互换，史部书部次在诸子书之前，李充定著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成为宋、齐、梁、陈、隋等各代秘阁藏书编撰目录的永制。由 主持对宫廷藏书进行整理而编制的官修目录各个朝代都有，如：唐开元年间，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200卷，毋煚编的《古今书录》40卷，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崇文总目》66卷，南宋陈骙编的《中兴馆阁书目》70卷，张攀编《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明代杨士奇编撰的《文渊阁书目》等。

官修目录中最出色的代表要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公元1772年以纪昀为总纂修官，根据弘历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对每一部书所撰写的提要汇编而成，它收录古籍3461种 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1卷，按经、史、子、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编排，四部之前有总序，大小类目之前有小序，每书有提要，是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著作之总结，可算是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最完善的代表，也是中国书目方法集大成之作。目录东汉班固编撰汉书，根据刘歆的《七略》删订而成《汉书·艺文志》，立下了后世史书志艺文的楷模，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新的目录类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也是研究中国先秦至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状况的重要目录。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文献存亡的状况。此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留下了对一代藏书或一朝人著述的记录。

私家藏书目录是官修目录的重要补充，它始于南朝宋王俭编撰的《七志》，该书目沿用《七略》的分类体系，在六志之后，增设了图谱志，在每书书名之下立一小传，开创了传录体提要的先例。梁阮孝绪编的《七录》，隋许善心编的《七林》，唐代吴兢编的《西斋书目》等这些私家藏书目录大多亡佚。

到宋代由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印刷事业的进步，藏书。

5 医古文的内容简介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专业术语等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

本书分文选、基础知识及模拟试题3部分，每篇课文都有学习要点、注释、译文及供练习用的阅读材料。

6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指南

入馆须知1 该校读者入馆需出示校园一卡通或借阅证，校外读者需到图书馆办理临时阅览证后，方可入馆查阅资料。

2 校园一卡通持有者可享受本馆所有资源。3 举止文明礼貌，着装整洁得体。

4 保持馆内安静， 进入阅览区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 调至无声状态，严禁在馆内喧哗、高声谈笑和朗读。5 保持馆内清洁，禁止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不准乱贴、乱涂。

6 注意防火安全，严禁在馆内吸烟。7 爱护书刊、设备和馆舍，请勿涂抹、撕毁、私藏书刊，违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8 自觉遵守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图书借阅规则 图书借还 （1）借还书手续：图书的借还手续在图书馆各借阅处办理。

借书时请出示本人的校园一卡通。（2）借期：30天（3）借书量：5—30册，具体参见《读者借阅权限》。

2 续借和预约（1）续借手续：所借图书在无他人预约的情况下可续借2次。续借手续须于图书到期前在图书馆OPAC系统或到图书馆各借阅处办理。

续借期限从续借当日算起与原借期相同。（2）预约手续：读者所需图书已被全部借出时，可在网上办理预约手续。

一次只能预约3册。预约到书保留4个工作日。

3 图书逾期所借图书需按期归还。图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8685e5aeb931333361303133书逾期不还，需缴纳逾期费，每册030元∕天。

寒暑假期间到期的图书请于开学后两周内归还；其他法定节假日到期的图书，还书日期向后顺延。逾期未还书或逾期欠款累加到10元的读者，图书馆暂停其借书资格，待其还清所借图书、交纳欠款后，再为其开通。

4 污损和遗失（1）污损：读者应爱护图书，不得圈画、污损、撕拆，违者按《图书馆文献遗失、损坏赔偿管理规定》赔偿。（2）遗失：按《图书馆文献损坏、遗失赔偿管理规定》赔偿。

5 图书阅览（1）本馆阅览室馆藏向读者提供开架阅览，阅毕请放到指定书车。（2）读者不得用书、包等物品占用阅览座位。

图书馆对占位物品不负保管责任。期刊阅览规则1 该校读者凭本人校园一卡通或借阅证，校外读者凭临时阅览证阅览。

2 阅览室内开架报刊，仅限馆内阅览，不能外借。读者阅览每次限取2册，阅毕归架。

3 需要复印的报刊，需要向柜台工作人员办理登记手续后，于馆内复印，当班归还。不得私自携书出馆，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4 阅览室内简装中文过期期刊可以外借，借阅规则同《图书借阅规则》。阅览室规则1 图书馆内各种功能的阅览室是读者学习、阅览的公共场所。

该校人员一律凭本人一卡通入内。2 外单位人员查阅资料者请持单位介绍信或有关证件在办公室办理临时借阅证后方能入内。

3 不得携书包、带拉锁的夹子、塑料袋及本馆所借书刊等进入室内。4 阅览室内陈列书刊只限室内阅览，未经特许，不得携出室外。

凡将资料擅自带出者，图书检测仪报警，按违章处理，罚款20元。5 在书架上取书请使用代书板，每次不得超过两册，阅后按号归架。

6 需要复印的文献，经工作人员办理手续后由本馆负责复印。违反规定者，须交图书损失费20元。

电子阅览室规则电子阅览室是读者上网的公共场所，主要服务项目有：公共查询、数据库查询、网络资源利用、上网浏览、文件打印、视频点播以及读者培训等。为了保持良好的网络环境和计算机正常运转、防止计算机病毒侵入，特做如下规定：1 读者须持计费卡上机；用户办理计费卡地点：北外通卡务中心。

2 读者自带U盘或移动硬盘上机，应先由工作人员检查U盘或移动硬盘有无病毒，无病毒方能上机操作。3 爱护室内设备，读者请按计算机规定程序操作，严禁私自改动系统设置，不得擅自输入规定以外的任何指令。

4 读者上网浏览应看学术性强、健康向上、知识丰富、趣味性强的内容。如发现浏览不健康内容，图书馆会予以批评教育，依情节严重程度处以50-100元罚款。

5 读者如有疑难问题或机器故障，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6 不得将食品、饮料等带入室内，以免损坏微机。

7 读者离开机器时，请按规定程序关机。图书馆文献遗失、损坏、逾期的规定为保护国家文献资料防止损失特作如下规定：1 对盗窃文献资料行为，报请学校依法处理，并追回原资料，如无原资料，按原资料价十倍罚款。

2 遗失文献资料者，以同样版本实物赔偿为原则，并付文献加工费。无法赔偿同样版本的，视具体情况按下列办法赔偿现金。

（1） 1987年后出版的中文文献按原价的五倍赔偿；1987年前（含1987 年）出版的中文文献按原价的十倍赔偿。（2） 外文文献国内版按原价的五倍赔偿；国外原版文献按原价十倍赔偿；孤本、绝版、珍贵书刊、画册等文献按原价十五倍赔偿。

（3） 全套分卷中一册或一部分，在无法赔偿原样文献时，按全套书总价的5-10倍赔偿。3 读者如有批点、划线、涂改、污损等损坏文献的行为，按下列情况处理：（1） 若用铅笔批划、涂改书刊，要求借书人擦净，并予以批评教育；若用圆珠笔、钢笔、毛笔等勾画、涂改或撕掉插图，丢失其他附件时， 视情节罚款原书价2倍。

（2） 污损严重、影响文献继续使用者，按遗失条款处理。（3） 撕毁文献，按原价五倍赔偿，并通报批评。

被损坏的文献仍留在图书馆。馆际互借制度1 本馆读者（限该校师。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详细信息：http://baikebaiducom/view/2515htmlwtp=tt

　　编辑词条张籍

　　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字文昌。原籍苏州（今属江苏苏州），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孟郊至和州,访张籍。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 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 2卷。

　　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概括事物对立面，在数篇或一篇之中形成强烈对比，又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其体裁多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沿用旧题也能创出新意。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含蓄，常以口语入诗。他还着意提炼结语，达到意在言外的批判和讽刺效果。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之致，对晚唐五律影响较大。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张籍诗集》。

　　详细信息：http://baikebaiducom/view/16858htm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清初著名词人。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 《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悦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但是仅三年，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三十岁时，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她在与纳兰性德相处一年之后，纳兰性德就去世了，这段短暂的爱情又以悲剧告终。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词作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性德少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继承满人习武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康熙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

　　妻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诰赠一品夫人，婚后三年，妻子亡故，吴江叶元礼亲为之撰墓志铭，继娶官氏，赐淑人。妾颜氏，后纳江南沈宛，著有《选梦词》“风韵不减夫婿”，亡佚。纳兰性德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文人祚薄，哀动天地”葬于京西皂荚屯。有三子四女。一女嫁与骁将年羹尧。

　　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汉族名士交游，从一定程度上为清廷笼络住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一生著作颇丰：《通志堂集》二十卷、《渌水亭杂识》四卷，《词林正略》；辑《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说补正》三十八卷；编选《近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笔力惊人。

　　纳兰性德以词闻，现存349首，哀感顽艳，有南唐后主遗风，悼亡词情真意切，痛彻肺腑，令人不忍卒读，王国维有评："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朱祖谋云:"八百年来无此作者" ,潭献云"以成容若之贵……，而作词皆幽艳哀断，所谓别有怀抱者也"，当时盛传，“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纳兰词》传至国外，朝鲜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

　　纳兰词初名《侧帽》，后名《饮水》，现统称纳兰词。

　　纳兰容若，名性德，容若是他的字。纳兰容若这名字风光旖旎，教人惊艳：胸纳幽兰，神容略若。一吟此名，浊世才子翩翩风貌，历历眼前。

　　纳兰容若诞于清顺治十一年，正黄旗人，其祖于清初从龙入关，战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容若天资颖慧，博通经史，工书法，擅丹青，又精骑射，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后晋一等侍卫，常伴康熙出巡边塞，三十一岁时因寒疾而殁。

　　纳兰容若著有《通志堂文集》二十卷，但大的的成就是在词上。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有此为证：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恸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容若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套不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套子。 所以，当代每个选本在评论纳兰词时都要说些“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当代人编的书里，纳兰与纳兰词成了文学史的花边，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抹闲笔。

　　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与重视。尤其自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成立，把纳兰研究推向一个高潮。1997年8月由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承德举行，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交流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纳兰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得到日益全面而精深的研究。 而对于普通大众，纳兰性德与纳兰词更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与喜爱，甚至有人概括为“社会现象”之说。

　　详细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3507htm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