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鲁国国君桓公也曾因为给儿子取名而发愁，为此他询问了一位博学多知的鲁国大夫——申繻。于是，申先生就给孩子取名这事发表了一通言论，节选如下: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这段话里包含了先秦人命名的五个基本原则和六个禁忌。有关六个禁忌实际在当时就被破坏了，而五个基本原则倒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先秦人名的怪异。

信是指以孩子出生时的某些特征命名，这既包括孩子的生理特征，也包括出生前后的特殊状况，比如题目中提到的“黑臀”那就是以生理特征命名，而“寤生”就是以出生时的具体状况命名（难产）；

义是指用美好的文字命名，在名字中给予希望，此乃古今同理之心，比如春秋时期著名倒霉蛋卞和；

象是指用相似的事物命名，具体就是借用与孩子所拥有特征相似的事物来命名，这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孔子了，《史记》上就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这里说孔子生下来头顶凹陷，所以取名为丘，需要说明的是，丘这个字目前我们都是将其解释为地势凸起来的山丘，可在《说文解字》里则说“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孔子的名字取的应该是这个含义。

假是指借用事物的名称来取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代的人们特别喜欢用“臼”这个东西来取名，比如周平王姬宜臼，著名义士公孙杵臼等，这里借用臼来取名，其实也是看重了舂米的臼是坚实不坏的象征，而且这东西还可以与农业丰收相联系；

类是指用与父亲相关的字来取名，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鲁桓公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同”，因为他这个儿子跟自己是同一天生日，我还可以举一个小说人物来说明这一取名原则，那就是杨过，是他父亲有过，故而给他命名为“过”。

看完这些，大家应该对先秦时代命名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不是人家取名怪，而是如今我们的取名方法和对事物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很少以生理特征入名，我们觉得这难免会不雅或者会给孩子带来嘲笑，而古人并不介意，现在我们也不会觉得“臼”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可古人却热爱着那些土鳖的事物，说白了，我们觉得先秦古人名字比较奇异是出于现在大多数人对一些先秦文化的陌生感。

古代的人是怎么起“名字”和“号”的？现在的人大多数只有名而无字，所以我们通常讲到的名字仅仅指的'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大多数人，尤其是高官贵族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号”。古人怎么想到起名字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

古代取名方法最早是出现在先秦时期，著名的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作为选取名字的“五原则”。到了汉代取名的风尚又与先秦大有不同，尊老、德性、身份、称谓一类敬谦美辞，是给孩子取名时的首选。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是采用单字命名。从皇室到老百姓都以单字为好，如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惠帝刘盈。为何钟爱单字命名？原来早在先秦时就有种观点认为二字名低贱、不懂礼数。这一单字取名的风尚一直影响着后世。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玄宗两位皇帝为双字名。南宋及以前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两代单字名才逐渐冷落，在明清两朝的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才使用单字名。

到了宋代又开始以“字辈取名制”开始命名。从北宋元开始编修的孔氏族谱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宋代之前虽然也有以字辈取名的，但现象并不普遍。宋代以后这种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 古代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子女，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男的则多取名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姓名是一个人的称呼需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作为典型的标识符号，在古代，最初的“名”和“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取“名”与“字”有何讲究？如何通过名字看出人物的辈分与排行？除了“名”和“字”，为何古人还有“号”？这些姓名中的学问，你知道吗？

古人的名与字有所联系

“名”大约起源于氏族社会，《说文解字》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晚上看不见，见面要自报家门，说说自己是谁，这就是“名”的起源，源自生活中区别你、我、他的现实需要。

为何古人要将“名”和“字”区分开来？《礼记·檀弓上》曰：“幼名，冠字。”孩子出生三个月时，由父亲命名，名是长辈或者尊者可以叫的。等男孩长到20岁，女孩到了15岁，要行成人礼，即冠礼和笄礼。因为他们长大成人，要为人父母，朋友之间就不能直呼其名，因而在成人礼上，要由长辈为他们再取一个“字”，以用于平时同辈或晚辈称呼。

一般来说，取的字和名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白虎通·姓名》里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古人一般用义近、相辅、反义等方式依名取字。以《三国演义》中涉及的人物为例，义近的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同义；魏延，字文长，延与长义近；鲁肃，字子敬，肃与敬义近；黄盖，字公覆等。相辅的如：孙权，字仲谋，权与谋相辅；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潘璋，字文珪，璋与珪都是玉器、礼器；陈宫，字公台，宫与台都是建筑等。相反的如：曹休，字文烈，休与烈相反。

在古代，名与字还可表示辈分。先秦时期，一般是加“伯（孟）”“仲”“叔”“季”表示兄弟长幼。如孔子，字仲尼，仲是排行第二。

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者字中使用相同的字或者相同的偏旁来表示同辈关系。如明代皇族，同辈之间不仅中间一个字相同，名字里基本都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如朱标和朱棣是“木”字辈的，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和朱棣的儿子朱高炽都是“火”字辈的，明英宗朱祁镇和明代宗朱祁钰都是“金”字辈，等等。《红楼梦》中，和贾宝玉一辈的名字基本都是玉字旁，写成斜王旁，如贾珠、贾珍、贾琏、贾环、贾瑞等，比贾宝玉小一辈的都是草字头，如贾蔷、贾芸、贾兰等。

古人名字避讳曾闹笑话

关于名字，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避讳。如给小孩起名，《礼记·内则》曰：“凡名字，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士大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这些都是对神圣的避讳。而在封建社会，凡遇到跟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或读音，也不能直呼、直书其名，要采用某种方法加以回避，这叫“避讳”。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可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如，《兰亭序》中“每览昔人兴感之由”的“览”写成“揽”，是因为王羲之曾祖叫“王览”，所以加个偏旁以避讳；《汉书》中为了避刘邦的名讳，把提到“邦”的地方，都用“国”替代，《诗经》中的“国风”在先秦时期本叫“邦风”。

秦汉之前，避讳制度较为粗疏，礼制明文规定不讳嫌名。所谓不讳嫌名，是指可以不回避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声相近的字。而六朝以后，避讳制度逐渐严格，连嫌名也须兼讳。如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避讳之风至唐、宋和清代，极为盛行，避讳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须避讳皇帝的名号，从始祖到孔子、老子等圣贤，再到个人的长辈都须避讳。

其中，避自己长辈的名讳，叫家讳。“诗鬼”李贺，就因他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诗圣”杜甫，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在家讳中，晚辈遇到与长辈名字相同的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比如“讲道理”的“道”字，要是有长辈在场，他的名字恰好有“道”字，那么为了避讳，遇到这个字就要谦虚地说：不敢说。古人因为这个避讳还闹出很多笑话，如有一个名叫冯道的人，他的门客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一看这么多“道”字，门客于是就读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哄传。

文人雅士偏爱以“居士”为号

在中国民间，曾流传一句话：“赐子千金，不如赐子好名。”可见人们对取名的重视。除了名与字，与称呼相关的符号还有“号”“法号”“道号”等。

“号”，又称别号，大约诞生于东汉末期。诸葛亮隐居卧龙岗，号卧龙居士，这大概是最早的雅号。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雅士喜欢自己起号，以明心志或者寄托某种情感。如陶渊明，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的号是“五柳先生”。唐代以前，取“号”并不盛行，唐宋以后，取“号”的风气越兴越盛。

古人取号，有的是根据居住地点而来，如李白儿时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谪居湖北黄州时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北宋画家李公麟，晚年退居龙眠山，号龙眠居士；蒲松龄常去柳泉边上采风，自号柳泉居士。有的还以旨趣抱负为号，如“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

在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为居士，文人雅士以某某“居士”为号，表现的则是自己对世俗社会的蔑视态度。在古代，除了地点、兴趣与“居士”组合成号，还可由书斋、抱负、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等和“斋”“庵”“山人”“子”“道人”“翁”“叟”“老人”等组合成号。如北宋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南宋陆游号“放翁”，南宋杨万里号“诚斋”，等等。有的号则没有后缀，如清代王夫之号“船山”，顾炎武号“亭林”。

“法号”一般是佛教出家人自取的一个号，如“弘一大师”的“弘一”就是法号。道教仿照佛教，也有道号，《西游记》中提到的“镇元子”就是道号，“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也都是道号。

“姓名”文化涉及诸多学科

除了用名、字、号等称呼人，历史上还存在以地望（地名）敬称他人，如柳宗元河东人，世称柳河东；以官爵名称呼他人，如杜甫曾任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以谥号称他人，如范仲淹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等等。这些往往都是他们去世之后，后世对他们的尊称。

名、字、号等都是古代指代人的一种符号，其中“名”最早出现。“名”和乳名、小名、别名不一样，它属于正式的名称，当官或者入户籍都要用到“名”。“字”出现在成人礼中，是步入社会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人的一生中先有名后有字，自称名表示谦虚，以示与对方相比，自己还涉世不深。称对方以字相称，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暗含对方比自己见多识广之意。生而有名，壮而有字，中年以后则有号。“号”可在任何场合作为代称，一般与人的居住环境、地点、兴趣志向以及对政治和其他事物的态度有关，是有一定的人生经历之后对心志的表现。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名称呼”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深广，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姓名文化所不具备的。

古代人有“名”有“字”，“名”又叫“ 本名”，旧说是古代婴儿出生后三个月由父亲所取(当然亦有一说是出生后即可取名了)；

而“字”又叫“表字”，是除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 ，而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

名，在夏朝之前已经有，而取字据说始于商朝，如推翻夏桀的商汤，原名履，又名天乙，字汤。还有，名与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常自称己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尊称，另姓与字连称亦是对人尊称。

名与字是有关系、关联的。有的是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是意义上的相辅，有的是意义上的相反。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扩展资料：

姓名是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它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姓名是人们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标识，它是人在社会人文交流必须的信息表达、交流、传播的一种工具；

它还是人们在描叙自己的能量与另一个能量之间的延续气场的一种载体。姓名就是名主的长辈为名主传承的思想，也是别人对自己的逻辑思想的记忆。

—名字

—姓名

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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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