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1、景泰蓝麒麟

景泰蓝是一种将各种颜色的珐琅附在铜胎或是青铜胎上，烧制而成的瑰丽多彩的工艺美术品。“景泰蓝”这个名字是一般俗称的名字，学术上的正式名称是铜胎掐丝珐琅。

景泰蓝麒麟是清朝时期的珐琅器，收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2015年3月1日清晨6点遭窃，下落未明。

2、龙首，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之一，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铸造于清朝乾隆年间。资料显示，该系列兽首均由宫廷西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修，宫廷匠师制作。

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并火烧圆明园，自此，十二兽首铜像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海外流落历史。

3、猪首铜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流失海外143年的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之一的猪首铜像，2004年03月17日下午乘专机由北京顺利抵达广州白云机场。21日起它将免费供羊城市民参观。

4、圆明园印

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中记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国展室中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1904年（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游巴黎，在奇规昧博物馆曾见过中国内府珍物及玉玺等，并认为是圆明园文物。

5、圆明园菊花迷宫图

《圆明园菊花迷宫图》是由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得绘画作品。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流失国宝备忘录 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 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 美国收藏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 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遗书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 。有的找不到了 团聚是不可能了 前一阵子不是说 法国有拍卖 圆明园 文物的 的么。 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加上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可以推测，在全球，我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英军劫走的圆明园珍宝除部分被拍卖外，其余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各地盗掘成风，文物如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六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盗掘，墓中所藏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变卖购买军火而散失。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一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 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像。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80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结合我国20年大规模的文物盗掘、走私活动，如果以查一漏九来估算，近20年中，外流文物至少有几十万件，甚至接近百万件。 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就绘画而言，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 大英博物馆 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大英图书馆 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 波士顿美术馆 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 芝加哥美术馆 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件战国提梁盉。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周 的《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 该馆收藏相当数量的中国壁画、石雕、青铜器、玉器、绘画等珍贵文物。 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 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

麻烦采纳，谢谢!

一、流失文物概况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

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

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

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

二、流失文物介绍

1、十二兽首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

兽首由驻华耶稣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他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座铜像轮流喷水，蔚为奇观。

1860年，十二生肖兽首被英法联军掠夺后流落四方，其中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铜像已回归中国，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马首铜像于2007年被澳门商人何鸿燊购得后捐献国家。

鼠首与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国博；截至2013年5月，据可靠消息龙首在台湾收藏；蛇首、鸡首、狗首、羊首则下落不明。

2、《骏骨图》

《骏骨图》是元代画家龚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描绘了一匹饥肠辘辘的马，它瘦骨嶙峋，几乎抬不起头来，但仍可从其如炬目光中感受到不屈精神。

《骏骨图》右上角钤有“淳化轩图书珍秘宝”印和“淳化轩”朱文长方印，说明此画原藏于圆明园淳化轩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此画被人从圆明园掠出，后辗转到了日本，被阿部房次郎（1868—1937）家族收藏。

阿部房次郎是20世纪初日本的纺织业巨子，他深受当时关西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及长尾雨山（1864—1942）的影响，从日本和中国搜购书画。

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临终嘱托家人其收藏来于社会，当归之社会。

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早期的馆藏支柱。此画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3、圆明园四十景图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弘历即传旨如意馆画师冷枚：按康熙朝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为圆明园各“殿宇处所”起稿分景画样。其后不久又改令唐岱、沈源二人绘画。

由沈源画房舍，唐岱画土山树石。后来周鲲等人也参与了这套“圆明园大册”的绘制。起初这套图仅绘了33景。

乾隆六年增入方壶胜境、蓬岛瑶台和慈云普护3图，乾隆九年九月又增入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洞天深处和月地云居4图，从而最终成为《圆明园四十景图》。

因为圆明园所有建筑均已无存，《圆明园四十景图》便成为后人领略圆明园盛期风貌的最直观最形象的珍贵史料，也可以称之为国宝。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三园，《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军上校杜潘（Du Pin）所得。

杜潘在回到法国后分别于1862年2月26日、27日、28日和3月1日在杜鲁欧拍卖行举行专场拍卖，其中就有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

4、金瓯永固杯

“金瓯永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杯口边铸有“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

根据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对“金瓯永固杯”的制作十分重视，不仅要领用内库的黄金、珍珠、宝石等珍贵材料，而且在制作过程中的每道工序之前都要先精细地画图样呈览，直至皇帝十分满意方可。

根据华莱士典藏博物馆馆方资料显示：这对“金瓯永固杯”为法军上校杜潘（Du Pin）于1860 年从圆明园获得（著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就是此人从圆明园掠夺走的）。

5、《虞山林壑图》

《虞山林壑图》盖有“淳化轩”和“淳化轩图书珍秘宝”两方印章，并被收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证明其为圆明园淳化轩旧藏。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流散民间。此画一度被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的过云楼收藏，后又被上海大收藏家谭敬(1911-1991)得到。

上海解放前夕，谭敬带着书画去了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因驾车出了事故，吃了一场人命官司，因此入狱服刑。

释保后预备出走澳门，为筹备资金，把手边的真品、精品都卖了，得款合当时金价600两。

人民网——学者：法国枫丹白露宫收藏3万多件圆明园文物

——十二兽首

——圆明园

中国海底宝藏的秘密，被一个外国人在古籍上发现了，盗走了上亿的宝贝

南海的古代沉船现在有多少，并无准确的统计数据，这些沉船都是古代的货船，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对外出口的货物基本都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沉船一旦打捞上来，当时的这些货物，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品，基本都成了文物，当然，一部分茶叶和丝绸沉入海底会腐烂，并不能成为文物。

南海的古代沉船虽然很多，但是，进行水下考古的难度非常大，首先，潜水员要潜入到深海，对沉船进行探测，了解了这艘沉船的详细资料之后，然后，再用大型的打捞船将沉船整体打捞上来，成本非常的高。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的沉船一直沉没在海底。

中国南海的宝船也吸引着一些外国的盗宝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英国的职业寻宝人迈克·哈彻，二十年前，他曾在一本大约200年前的古书里发现了中国宝藏——书中记载了两百年前清朝一艘商船沉没在南海的事件，而且他又依据这个线索找到了当年亲历此事的欧洲商船留下的航海日志，这本200年前的航海日志如今已经成为文物被收藏，但Mike Hatcher还是想办法详细地翻阅了这本日志。

最终Mike Hatcher在这本航海日志中找到了古书中记载的那次事故——一艘名叫“泰星号”的清朝商船载满瓷器等商品前往西方时，意外沉没在南海某处，而记载了此事的欧洲商船碰巧经过事发地救起了部分遇难者，1999年5月，哈彻雇用一条盗宝船和300多名水手，找到了“泰星号”沉船的位置。哈彻从海底捞出来60万件康熙时期的精美瓷器和130块1斤重的金块，这一笔价值上千万英镑的财宝让哈彻疯狂。

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从瓷器里挑了356万件精美的瓷器带走外，竟然下令将剩下的20多万件全部砸碎在海底。在文物市场，物以稀为贵 ，砸了这20多万件，剩下的365万精品将升值2——3倍。一年后，哈彻又来到南海盗走了239万件青花瓷和125块金子，100个康熙元宝。

此后，世界各地的海盗都来到了这里进行盗宝，在这里其他国家的海盗还发现了唐代到清代的各种珍贵宝物，这些东西的价值一点都不比哈彻打捞上来的差。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法律才开始介入到了这一环节中，可惜已经有很多的宝物流落海外了，已是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