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电话是多少？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电话是多少？,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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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是2000-07-11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成立的责任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常州市金坛区晨风路186号。

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耿春霞，注册资本1,600万(元)，目前处于开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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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於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於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战国文字最早被发现是在西汉以后，历代学者都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研究。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一些未遭秦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先后从地下和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这些古籍多使用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写成的，被称为古文。东汉许慎在《说文》一书中对所收一千多个古文从形音义角度进行了全面地研究。自三国到民国以前，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主要有魏初的邯郸淳、西晋的荀勗、和峤、卫恒、束晳、续咸、隋颜之推、唐傅奕、北宋郭忠恕、夏竦、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石林、清代陈介祺、吴大澄等人。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巨增，这一时期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也随之增多，主要有王国维、唐兰、刘节、容庚、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人。其中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他将“古文”确定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这一结论指明了“古文”的性质及正确年代，是对研究战国文字的重大贡献。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特殊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这样，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

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题为元大德间刊本，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南史》残存二十六卷，即《本纪》四至七、《列传》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说：（此本）“下书口记刻工，大都为朱敬之、徐进卿、何甫三数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苟，或单署敬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可证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出处同上）。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

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

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无姓者，共一千三百人。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国印刷史》这部巨著。他说：“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装，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不易看出，所以数字不全。若加入《碛（音气）砂（同沙）藏》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见《中国印刷史第三章》）

古籍的流传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五蠹（音度）》、《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

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

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

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傅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库全书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

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

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

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龚留柱《春秋弦歌〈左传〉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本书共分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从《左传》的来历与传统，《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与中国史学、文学、政治文化，《左传》与中国兵学等方面讲述了《左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左传》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全方位影响。

、《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经》为伪作的学者，很注意从《孝经》内部寻找攻击点，焦点有二：

一是《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说者认定是《孝经》袭《左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字，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姚氏将《左传》和《孔子闲居》等一律视为汉儒之作，未免成见过深。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战国楚简，内中即有《孔子闲居》，姚说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适成反证。类似之说，可置而勿论。姚鼐《孝经刊误书后》云：“若其词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意或为《传》时取词于是，未可知也。”姚说甚是。以《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而断言必是《孝经》袭《左传》，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孝经·谏争章》关于“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

友，则终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此章“父当有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明显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杨成孚《经学概论》云：“《孝经》中的思想，亦不应与《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曾子论孝的内容发生矛盾。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认为子与父辩是祸乱之源。”（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辩难者将争子之“争”理解为“争辩”，似有偷换概念之嫌。此“争”为“诤”之借字，御注云：“争谓谏也。”孔子生逢乱世，昏君当道，乱臣弄权，贼子篡弑，若置若罔闻，依然偏扬敬顺，不倡谏诤，能成其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从某种程度而言，乱世的形成，正是缺少争臣、争子。因此，孔子反对愚孝，在情理之中。御注云：“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关于“父当有争子”的思想，并非只见于《孝经》，在孔门弟子的著作中，时有所见，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

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

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於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

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

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

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

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

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

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在辩难者称引的《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也有关于谏诤的论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

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

孔子甚至批评曾参过于顺从其父，乃至听任其父亲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态度：

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韩

诗外传》卷八）

在孔子看来，使父亲身陷不义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谏争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仁与义的原则面前，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当然，孔子反对为谏父之过而态度激烈，导致父子反目，故《礼记·曲礼》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待日后气氛缓和时再谏，此与孔子谏诤思想并无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为父者与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无过？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责任。《论语·季氏》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将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无论是为人臣还是为人子者，都不应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一看法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云：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矣。”

“恒称其君之恶者”，就是“争臣”。《谏诤章》将争臣与争子置于同一体系中加以论述，既然为君者要有恒称其恶的争臣，则为父者要有能谏其过的争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谏争”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争子”之说否定《孝经》，鄙见以为不可。

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开放时间：8:00--17:00

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景点介绍：

位于富阳市滨江东大道21号，是一处集古代印刷与现代旅友于一体的新景观。村内分古代造纸作坊、装订作坊及陈列室，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一睹富阳土纸的制造和古籍印刷出版的全过程，也可在工人个别指导下参与造纸、印刷等活动。

同时，游客还可在陈列室中，欣赏到各色仿古宣纸、罗纹纸、古籍线装本封面纸、元书纸、迷信纸、山水画信笺等90多种手工纸，并可购买古色古香的古籍书。

几乎根本找不到木版印刷的，一般都是石印和铅印的，石印的比较早，铅印是在清末才有的，如何区分石印铅印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书的边框如果连上的就是铅印，如果美联上的就是石印的。关于断代说几个简单的方法一要从字上入手，字比较大的一般比较早。二是要看纸质了，一般清末和民国的纸质差不多比较薄，而之前的由于是草纸可以看到一些纹理。三要从题材上看，一般佛经比较早。当然你要想收藏古籍的话也要注意收藏的门类。

补充：木板由于是活字印刷所以字体大小不一，而且印出来的字幽深有浅

印刷业的发展简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而中国的印刷术，不是由某人独力发明，也不是在某一年代突然发明的；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数千年经验的累积，逐渐综合演进发展的集体创作。

中国的印刷术，导源极早；自新石器时代的印文陶、斑文布，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玺印封泥，秦代的石刻碑文、模印传瓦，汉代的石经、到东晋的木板雕印符咒，皆为其先期的历程。古代印玺，用於印布、印帛、印木、印陶、印泥，皆印刷术之先河。

印字之主要意义有二：一是印章，一是印刷。中国在周代，用印章已多，至秦汉，广及民间。印章印於纸上，便与雕版印刷之作业过程相同。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的发展，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图画印刷，其内容由简而繁；文字印刷，其字数由少而多。进而文字与图画混合印刷，形成了我中国的印刷文化。

汉代印章制度普及於民间。佛教徒及道教徒仿印章之法，刻印佛像与符咒。汉和帝元兴元年，宦官中常侍蔡伦，利用树皮、麻头、鱼网、破布，发明造纸新方法，对印刷术之推广，居功至伟。汉灵帝时，发明拓印之法。

梁武帝曾在其父萧顺之墓前立表，石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是与印章一样的左反书刻法。唐初贞观十年，印行「女则」十篇，是为雕版印书之始，可惜无实物可证。现存的最早雕版印刷书籍，是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考证，约雕印於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间，比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由王玠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要早一百多年。宋仁宗时，毕升首创胶泥瓦活字版印刷法。

南宋绍兴年间，政府用铜版印刷钞票「会子」。在「会子」以前的钞票「交子」、「钱引」、「关子」，也是印刷品。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经宋朝时蒙古人西征，元朝马可孛罗东游中国与明朝郑和下西洋，先后传入西方。

元朝王桢设计木刻活字，并创韵轮字盘检字排版法印书。到了十五世纪初，朝鲜（今韩国）创用铜质活字，刊印「大学衍义」、「详定礼文」及「十八史略」等书，是为最古之金属活字版印刷品。西方印刷术的发展可追溯到十四世纪时，欧洲开始用雕板印刷，著名之板印古籍为「贫民圣经」及「圣克利斯多福图」等。明英宗时，德国人顾登堡和荷兰人柯斯特创合金活字版。

后於清嘉庆年问传入中国。一四六O年，意大利人菲尼格拉创雕刻凹版印刷法。后於清光绪年间传入中国。十八世纪未，奥国人塞纳菲雨德创石版印刷术，即现在的平版印刷术。后於清道光十一年传入中国。

台湾地区的印刷业，往台湾光愎初期，仅有小型印刷厂一百八十家，而且绝大多数是活字凸版印刷；平版方面，最多也只能印刷套色的线条印件。由於民国四十二年的美援贷款更新印刷设备，又因民国五十七年起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大量印制彩色教科书，使印刷业欣欣向荣，不仅新厂纷纷成立、产量大增、品质提高，而且由单色印刷进入了平版彩色印刷的时代。

目前印刷工厂巳超过七千八百家。其中台湾省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八，台北市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八，高雄市占百分之四点九四。民国六十二年前后，中小学教科书之印制，占印刷业生产能量之百分之二十。目前教科书及习作，每年产量将近一亿册，印数较二十年前又大为增加，惟教科书之印制，仅占印刷业生产能量之百分之四点五。直言之，由於设备的扩充和自动化，印刷生产能量大为提高。

印刷产品类别比率，约可分为二大类：（1）政府机关的印件，包括教科书在内，约占百分之二十。（2）文化出版书刊，包括书籍、杂志及儿童读物，约占百分之三十。（3）工商业印刷品，包括电路板、纺织品、建材、贴纸、玻璃、陶瓷及宣传品、外销包装材料等，约估百分之五十。台湾区的印刷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厂为家族化组织，优点是全家同甘共苦，为巳定目标努力，极容易达成良好的业绩，但缺乏整体性的经营管理制度，现在正进行调整，以期转型升级。由於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印刷相关的各项制造，遂逐渐分离为专业化的单独作业。目前可分为：平版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网版印刷、特殊印刷、照相分色（电子分色）、制版、装订、上光、制盒，及其他特殊加工行业，业别分类虽细，但各业间均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大型工厂，多采综合性一贯作业生产。而网版印刷在配合工业生产需要之下，十年以来，成长甚乌快速，是为一枝新秀。

　　邯郸学步、负荆请罪、完璧归赵、围魏救赵、胡服骑射、毛遂自荐

　　（一）邯郸学步

　　这个故事说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寿陵有个少年到赵国都城邯郸去，看到邯郸人走路的姿态很美，就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学好，反而连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到家乡。后来这个故事演化为成语——邯郸学步，比喻模仿别人不到家，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本领也丢掉了。

　　这是一个流传的很广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邯郸，同事们见到我都开玩笑说，看你又不会走路了，是不是又去邯郸了呀？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了。流传的广泛固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故事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如今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们生活，照抄照搬西方的倾向严重，忽视了自身的特点，结果学得不伦不类。

　　在邯郸市区中心地带有一座学步桥，传说燕国少年就是在这里学邯郸人走路的。现存的石桥建于明代，已不再通车，围绕石桥修建成了一个市民休闲娱乐广场，把学步的故事刻成雕塑教育后代，广场还刻立了许多碑文，讲述着邯郸的历史，还有一个不规则雕塑上面刻了与邯郸有关的成语条目，寓教于乐，很有意思。

　　（二）负荆请罪

　　在邯郸老市区距离火车站不远的街道里，有一处非常短小的巷子——回车巷，这里就是蔺相如回避廉颇的窄巷。如今这里新修起了很多仿古建筑，巷子也名存实亡，古风尽失，但是还在巷口立了一通石碑，记述负荆请罪的故事。

　　这是一个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故事。战国时，赵国文官蔺相如出使秦国御敌有策，使得价值连城的和氏美玉完璧归赵，又赴渑池会舌战秦王，维护国体尊严，被封为上卿，位于大将廉颇之上。屡立战功的老将廉颇心中不服，扬言如见到蔺相如就要羞辱他。一次两人乘坐马车相遇与窄巷之中，蔺相如顾全大局，让自己的马车退出窄巷避让廉颇，致使廉颇深受感动，于是廉颇便光着上身，身背荆条到蔺相如家请罪，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赵国将相和睦，国势大振。这个故事也很快演变成成语，表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真心实意地接受对方惩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勇于承认，勇于接受处罚，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原谅，征得别人的尊敬。现在，这是个应用得非常广泛的成语。

　　回车巷一带是邯郸的老城区，那里有很多老房子，有几处深宅大院，是民国时期邯郸市政府机构的院落，今天住在那里的都是普通百姓。房子虽然老旧了，民风依然侠义犹存。那一日我背着相机在老街闲逛，一位工人模样的中年人自告奋勇地领着到处转，在他的带领下，我看到了邯郸古城墙遗迹，民国邯郸政府的税务局和机械局的大院，还有一座简易的土地庙。老街上的人们闲适自在，放学的学生们嬉笑打闹，没有呼啸的汽车，偶尔响起一声小贩的叫卖声，深处其中恍如隔世。不过拆迁改造的推土机的轰鸣声已经隐约地听到了，不知道这份宁静还能守护多久。

　　（三）黄粱美梦

　　这个故事跟战国没什么关系，但是故事发生在邯郸。说古时候有个姓卢的书生进京赶考，路过邯郸投宿店家，穷困潦倒，失意落魄，独自慨叹，恰遇吕洞宾也路过此地，见此情形打算开导开导他，就给了他一个瓷枕头，卢生枕着枕头入睡后开始做梦，梦到自己娶了一个出身富庶人家的美若天仙的女子为妻，又进京考中了进士，继而到处建功立业，当了宰相，后被妒贤嫉能的奸人陷害险受牢狱之灾，后来转危为安，子孙满堂，终老而死。梦到了死，卢生就惊醒了，一看店主做的黄米饭还没熟呢。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后来汤显祖和蒲松龄都对这个故事进行过演绎，故事中吕仙后来被演绎成吕洞宾。现在人们利用这个成语比喻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梦想。但依我看，作者原意是打算通过一个梦描述人的一生所可能经历的荣华富贵和坎坷曲折，表达人生如梦的消极厌世的观点，故事的结尾说卢生梦醒之后对人生大彻大悟，跟随吕洞宾云游布道去了。

　　后人在卢生做梦的小店修建了吕仙祠，现存最早遗迹是门前照壁上的明代石刻，据说石刻“蓬莱仙境”这四个大字是吕洞宾手书，苍劲洒脱，有一股子仙风道骨之气。其他殿堂如钟离殿、吕祖殿、卢生殿都是近来重修的。

　　在吕仙祠的东跨院，有一个以梦为题材的博物馆，把古籍、传说中比较著名的“梦”，如庄子梦蝶、红楼梦、南柯一梦等等，用绘画和说明形式展出，生动有趣，仿佛进入了梦的世界，尤其是用中国画技法绘制的绘画很有水准，如果用展出的内容出版一本连环画，一定受欢迎。

　　（四）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这个故事我认为它算不得成语，充其量只能是个典故。这个典故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而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对处在社会变革当中的我们，还是具有比较重要的警示作用的。

　　赵武灵王是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在与周边胡人的军事摩擦中，他发现胡人的短衣长裤、骑马作战非常灵活，于是主张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学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得以击退胡人，消灭中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邯郸市西的插箭岭相传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邯郸市区的丛台公园中的武灵丛台则是赵武灵王检阅军队是使用的。如今从台已经成为邯郸市的地标建筑，许多商品都以丛台命名，当地人还送过我一瓶“丛台”酒呢。

　　“滏流东渐，紫气西来”的丛台，除了检阅练兵之外，还是王侯休息娱乐的地方，颇负盛名，历史上屡建屡废，现在的主体建筑是清朝同治年间留下来的。历史上许多大文豪，如李白、杜甫、郭沫若等，帝王如乾隆等都曾慕名登台，是一处文化古迹。如今，这里建成了丛台公园，成了普通百姓休息娱乐的场所。

　　邯郸的历史文化

　　邯郸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8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磁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衍、休养生息。在邯郸悠久历史的进程中，孕育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这是先人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绵绵8000余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邯郸十大文化脉系。赵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赵文化，其基本内涵为开放、进取、包容，展现出赵国在逐鹿中原时所表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华夏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和升华的结晶，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构成的二重性，集中反映了北方地区诸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她丰厚博深、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是邯郸地域文化中的代表。赵文化滥觞于舂秋，兴旺于战国，延续至两汉，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至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这里产生了发达的冶铁、制铜、制陶等手工业，形成了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孕育了荀子、公孙龙、慎到等一代学术大师，涌现出赵武灵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慷慨悲歌的英雉人物。它与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概貌。赵文化其主流内涵是“开拓进取，竞争图强，兼收并蓄，改革创新”，贯穿其中的以人为本、广揽贤才、团结向上、忠勇报国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磁山文化磁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是我国以粟作农业和定居生活为特点的原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表现出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奋斗精神，因最早发现在武安的磁山遗址而命名。经科学测定，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1976年开始考古发掘，出土陶、石、骨、蚌器5000多件和大量家禽家畜、胡桃等动植物标本，还发现了炭化的粟约10万余斤，磁山被确认为是世界上粮食作物—粟的最早发源地，还是中国家鸡和中原核桃最早的发现地。农作物“粟”（谷子）、家鸡和胡桃（核桃）三大发现，不仅反映了磁山先民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改写了我国乃至世界粟作农业、家鸡驯养和核桃产地的历史。以陶质平底盂、鸟头形支脚为特点的生活用具，以石制斧、铲、磨盘、磨棒为特点的农耕和脱粒工具，以长方形坑穴为特点的粮食窖穴，以陶、石器“组合物”为特点的祭祀遗迹等，构成了磁山文化独特而丰富的内涵。磁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瑰宝”，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女娲文化在涉县的古中皇山上坐落的娲皇宫，传说是华夏始祖女娲氏“炼石补灭，抟土造人”的地方。娲皇宫因此而得名。因女娲抟土造人，又是人类的创造者，故被世人尊称为“华夏祖庙”。娲皇宫建造在悬崖峭壁上，阁楼高悬，构造奇巧，被称为河北古建筑十大奇观之一。从娲皇宫开凿的石窟和摩崖刻经考察，它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有1450余年，后经历代相继扩修，逐渐形成今日规模。相传农历三月十五日为女娲的诞生之日，每当此时举办娲皇庙会，来自周边数省的游客云集此地祭祀女娲。千百年以来，流传在这里的民风民俗，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形成了丰富的神秘文化，在中原大地远近闻名。以娲皇宫为代表的女娲文化，展现了女蜗在洪荒之世，与自然抗争、改造自然、造福苍生的不屈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涉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曹魏建安文化位于临漳县西南的古邺城遗址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东汉未年至隋统一的400年问，为北方著名的古都，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在此建都。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而显名于世，东汉末年孕育出了文学史上璀璨的“建安文学”。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在邺城聚集了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辞赋慷慨，谈诗论文，开一代风格刚健，情调激越之文风，留下了大量的词赋文论作品，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处黄河之北的邺城，散布在漳河之滨的百余座东魏北齐皇陵和众多的寺庙遗址，书写着它曾经的辉煌。铜雀三台和邺城的建筑格局，对隋唐长安都城、元大都（北京城）、日本奈良城乃至后世的都城建筑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以邺城为依托的建安文化，是建安文学的摇篮，民族融合的结晶，中国文化史的奇现。北齐石窟文化以响堂山石窟和娲皇宫石窟为代表的北齐石窟文化，是中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宝藏，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摩崖刻经群，代表着北朝时期佛教发展的最高成就。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院，是位列中国云岗、龙门、敦煌、麦积山四大名窟之后的全国第五大石窟群。也是北齐佛教雕刻艺术的宝藏。它始建于北齐，经隋、唐、宋、明历代开凿续修，共有大小洞窟十六座，造像4300多尊。它一方面是中西方文化互相融汇过程的历史体现，另一方面是南北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汉化过程中承上启下，融汇贯通的重要环节。娲皇宫石窟现存北齐佛教刻经六部，共计约l 3万字，是国内摩崖刻经保存文字最多最完整的一处，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和校勘中国佛教史籍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北朝书法艺术的精品。梦文化以“一枕黄粱”名梦和黄粱梦吕仙祠古建筑群为代表的梦文化，蕴含着极为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执着追求。

　　家乡邯郸名胜古迹

　　赵邯郸故城在邯郸市。历经8王，共158年，邯郸一直是赵国的都城；汉代是五大都市之一。邯郸故城是由赵王城及大北城两部分组成。赵王城在市西南，距市中心约4公里，是赵都的宫城遗址，分东、西、北三城，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512万平方米。遗址北临渚河，地处太行山余脉，土筑残垣高3-8米，蜿蜒起伏，气势雄伟。城内地面上有布局严整的大型夯土台，如龙台、北将台、南将台等，地下有面积宽广的夯土基址。龙台最大，东西宽265米，南北长285米，高19米，是当时主要宫殿基址，显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都市建筑的基本面貌。

　　丛台在邯郸市内。相传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在位）为阅兵与歌舞而建。原名武灵台，登台纵览古城，楼阁园林，湖光山色，尽收眼帘。台西有小湖，湖心有亭名望诸榭，以战国时燕将乐毅号望诸君命名。台北有七贤祠，内有燕赵名人韩厥、程婴、公孙杵臼、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的塑像。现丛台已扩建为丛台公园。

　　学步桥在邯郸市内，南北横跨沁河之上。据文献记载，原为木桥，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改成石拱桥。全长35米，宽83米，通高4米。桥名出典于《庄子·秋水》篇，谓春秋战国时期邯郸人步履优美,燕国寿陵的少年前往学步，不但没有学会赵国的步法，反而连自已固有的步法也忘记了，弄得不会走路，只好爬了回去。

　　回车巷又称蔺相如回车巷，在丛台区。

　　左权墓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南艾铺十字岭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安葬在涉县石门村。1950年10月21日移葬邯郸。

　　响堂寺石窟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分南北两窟。窟内石雕精美，闻名遐迩。和村东石窟始建于北齐。当时北齐王朝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邺都（今临漳县），一是晋阳（今太原市）。响堂地处两都来往必经之地，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北齐文宣帝高洋于此营造宫苑，凿窟建寺。后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有增筑和修葺。是我国古代建筑、雕刻、书法、绘画艺术的珍贵遗产。

　　响堂寺

　　北响堂寺石窟在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之腰和村东。山势高峻，多峭壁悬崖。石窟筑于山壁，分南、北、中三组，每组有一大洞。共9洞。中组释迦洞前有拜殿檐阁，窟外两侧各雕一高大天王。大佛洞宽133米，深125米。坛上坐佛高近4米，肌肉丰满，线条柔和，面部虽经千年风日侵蚀，仍圆润光洁。刻经洞内外壁上满刻经文，旁有石碑，记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唐邕写《维摩诘经》等4部经书的经过。笔锋犀利，刚劲挺拔。

　　南响堂寺石窟第七号窟外景。第七号窟为北齐时所凿制，窟前雕出华美的仿木建筑窟，表明这是一座外貌模仿佛塔的洞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黑龙洞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神麇山北麓的滏阳河边。又称龙洞珠泉。石洞深邃，洞下深潭，其色黛绿，清泉从岩缝喷涌，因有龙泉之称。与鼓山的广胜泉、滏阳泉及八字漳等汇流，为滏阳河的发源地。或谓泉水从沙际上涌，状如釜中水沸，故名滏水，又因位于鼓山南段（一名釜山）之阳，故名滏阳。洞前山峦映翠，河柳成荫，殿阁若隐若现。

　　武安市

　　舍利塔在武安市东门里。砖砌八角十三层，高40米。此塔造型玲珑，外观挺秀。塔始建于北宋，历代均加修葺。

　　磁山遗址在武安市磁山镇东南约1公里的名河北岸台地上。面积约13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7500年。发现有长方形直壁窖穴、组合器物坑、圆形半地穴式房址等遗迹。窖穴内的粮食经鉴定为粟。出土遗物有大量手制陶器、石器和骨器。磁山家鸡骨胳为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家鸡。以其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被命名为“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石磨盘、棒，1978年出土。

　　定晋岩禅果寺在武安市活水乡寺沟村东。始建于东魏，后唐天成年间（926-930）重修，以后历代多次维修，增修。位于一峡谷内，东、南、北三面为悬崖峭壁。现存有乌龙桥1座，单檐方塔3座，石塔14座，另有石造像5尊。塔均为砖结构。

　　明修城隍庙在武安市内。

　　东魏石刻北丛井造像碑在武安市西277公里阳邑镇。

　　战国古城遗址在武安市固镇村及邑城镇。

　　汉代冶铁遗址在武安市固镇村。

　　店子古城遗址在武安市东宋二庄乡。

　　万年古文化遗址在武安市南庄晏乡。

　　北安庄古塔在武安市东南北安庄乡。

　　东大河古文化遗址在武安市东南北安庄乡。

　　石塔在武安市西北活水乡。

　　三世佛像在武安市西北活水乡。

　　法华洞石窟在武安市西石洞乡。

　　南岗古塔在武安市南崔炉乡。

　　天青寺大殿在武安市南崔炉乡。

　　牛洼堡遗址在武安市崔炉乡。

　　够详细不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