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籍大全经典读物如下：

1、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孝经》、《弟子规》、《四书集注》、《增广贤文》等。

儒家经典又称儒家典籍，是儒家学派的典范之作，被世人奉为“经”，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2、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等。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3、老庄之学：《道德经》、《庄子》、《有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明夷待访录》等。

老庄之学，又称玄学、新道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后，继黄老之学道家衍生出的一个新门派，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时期。

4、其他子部古籍：《论衡》、《幼学琼林》、《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

四库全书将中国历史上创立一种学说或建立一个学派的人物文集列入“子部”，包括哲学、宗教科技、医、农、兵、法以及类书、杂著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凡经、史、集无法容纳的皆入子部，十分庞杂。

5、先秦文选：《楚辞》、《汉赋》、《昭明文选》等。

《先秦散文选》是1997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罗根泽 ，戚法仁。

6、唐宋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乐府诗集》、《十八家诗抄》等。

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

　　1899年

　　古董商人携甲骨至京，王懿荣判定甲骨上所刻为古文字，重金收购，此为甲骨文发现之肇始。

　　王襄与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购甲骨文。

　　1900年

　　沙孟海生。

　　秋，王懿荣以身殉国(1845—)，山东福山人，著名金石学家。《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殷墟甲骨文是他第一个认识并作为珍贵文物购藏的。

　　1901年

　　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旧债，出售家藏甲骨与古器物。刘鹗(字铁云)开始收买有字甲骨。

　　唐兰生。

　　商承祚生。

　　1902年

　　刘鹗先后购得有字甲骨约5000片，开始选拓墨本。罗振玉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

　　诸乐三生。

　　1903年

　　刘鹗《铁云藏龟》六册石印出版，共收甲骨拓片1058枚，为第一部甲骨著录。刘鹗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该书的出版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金石时期”。

　　1904年

　　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第十章，为考释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1906年

　　山之南生(—？)，山东黄县人，1924年从叔外祖丁佛言学甲骨文、钟鼎文，其甲骨文书法曾参加上海“中国语文展览”、上海救济委员会主办的“救济古物书展”等，获得好评。

　　冯文凤生。

　　游寿生。

　　1908年

　　罗振玉获悉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

　　孙诒让卒。

　　1909年

　　童雪鸿生。

　　1910年

　　罗振玉考订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出版。

　　1911年

　　罗振玉、王国维赴日本京都。

　　胡厚宣生。

　　1912年

　　罗振玉撰《殷墟书契》。

　　1913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在日本出版。

　　1914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共考释并加以解说485字。

　　1916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默拓影印本出版。

　　1917年

　　罗振玉《殷文存》影印本出版。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1919年

　　罗振玉回国寓天津。

　　1920年

　　王襄编第一部甲骨文辞典《秿室殷契类纂》收可识字873个。

　　1921年

　　罗振玉撰并书《集殷墟文字楹帖》一卷由贻安堂影印出版。

　　1922年

　　秦士蔚生。

　　1923年

　　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收入可识字789个。

　　1927年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将考释文字增至今571字。

　　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

　　1928年

　　丁辅之《商卜文字集联》(附诗)石印本出版。

　　至1928年，各类甲骨著录共收甲骨9919片。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开始大规模科学发掘。

　　1930年

　　丁佛言卒(1878—)，山东黄县人，其于古文字学精思博览，尤其精深甲骨和金文研究。甲骨文书法笔力沉厚，气息醇古。

　　1931年

　　5月，张守义《中国古代书契制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

　　徐无闻生。

　　1932年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其中对五期书风的界定，对后世甲骨文书法创作影响甚大。

　　冯文凤书《赠春渠先生甲骨文书法轴》，刊于《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冯文凤乃广东鹤山人，卒年不详，她以金文笔法写甲骨文书法，行笔沉着，线条丰存，结构工稳匀称。

　　1933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

　　陈夕康《龟甲骨文字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4年`

　　孙海波《甲骨言语编》出版，已能辨识甲骨文五六百字。

　　1935年

　　戴异撰并书《集殷墟百联一卷》刻本问世。

　　1936年

　　安阳举行第十三次发掘，得甲骨17000余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一次重大发现。

　　1937年

　　简经伦《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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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丁辅之《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出版。

　　1939年

　　叶玉森卒(1878—)，江苏镇江人，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谈》、《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其所写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颇得卜辞文字遗韵，曾撰联并书《天衣集》一卷。

　　1940年

　　罗振玉在旅顺卒(1866—)，浙江上虞人，“甲骨四堂”之一，有甲骨学著作多种问世，后世誉他是“开甲骨文识字之始”。考释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并以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楹联，其甲骨文书法秀润清丽。

　　1941年

　　易孺卒(1874—)，广东鹤山人，擅甲骨文书法篆刻，气息高古。

　　1946年

　　王雪民卒(1882—)，天津人，善以甲骨文入印。

　　1948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1949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27片。

　　丁辅之卒(1879—)，浙江杭州人，精于甲骨文书法，他在前人基础上，用常识之契文集自撰联语、诗作，留下大量甲骨文书法作品。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

　　董作宾与王怡合编《集契集》。

　　简经伦卒(1888—)，广东番禺人，早年曾任国民政府参事，后游历南洋欧美。其甲骨文书法篆刻恬淡超远，自然天成。著有《甲骨集古诗联》(上、下册)、《琴斋书画印全集》、《千石楼印识》、《琴斋印留》、《巳卯第一集》、《丁亥第二集》。

　　刘顺生。

　　1951年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5片。

　　1952年

　　孙儆卒(1866—)，江苏南通人，教育家，其甲骨文书法多以集长联形式出现。

　　1953年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3片。

　　1954年

　　9月，日本贝冢茂树《甲骨文与金文的书体》载于《书道全集》第1卷，对董氏书法断代做了更进一步分析，多有发明。

　　1956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

　　傅振伦《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字与书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王襄卒(1876—)，天津人，古文字学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见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

　　柳诒征卒(1880—)，江苏镇江人，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管会委员。1925年因同事王伯沆之托为刘鹗遗孀分售甲骨，他自购200版，皆精品，其间又为叶玉森写《殷契钩沉序》，所作甲骨文书法别具特色。

　　1957年

　　苏莹辉《中国文字书写工具探源》(上、中、下)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第3、7、8期。

　　懿荣《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朱家濂《中国字体演变简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15片。

　　1958年

　　严一萍《中国书谱殷商编序》收录于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书谱》。

　　1960年

　　《甲骨文墨场必读——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在日本出版。

　　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1期上。

　　杨仲子卒(1885—)，江苏南京人，精于钟鼎文字及甲骨文书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鸿称其为近代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1961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中之人猿图》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2期。

　　董作宾《跋鼎堂赠绝句》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3期。

　　日本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由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编印出版。

　　1962年

　　胡小石卒(1888—)，浙江绍兴人，他21岁始钻研甲骨文，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甲骨文，成《甲骨文例》，为第一本研究甲骨文文法的著作。30年代有《临甲骨文》存世，其书涩笔顿挫、古朴瘦劲。

　　金梁卒(1878—)，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其甲骨文书法见于《民国时期书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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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63年

　　董作宾卒(1895—)，河南南阳人，是研究甲骨学专家“四堂”之一。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作了卜辞断代研究，即根据卜辞之“贞人‘等所属时代而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并指出各个时期卜辞的风格特点。同时他还经常书写甲骨文对联、集诗等，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

　　1965年

　　9月，《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正编共录定甲骨文1723字(见于《说文》的有941字)，附录共收入2949字，全书共收入4672字。

　　童雪鸿卒(1909—)，安徽巢县人，其甲骨文书法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1期。

　　1967年

　　董作宾所写卜辞集联收入《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

　　1969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丁辅之、简经伦)为《集契汇编》。

　　1971年

　　潘天寿卒(1897—)，浙江宁海人，其甲骨文书法用笔老辣苍润，结体峻拔奇肆，章法遗失宕起伏。

　　1972年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期。

　　1973年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卜辞5335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二次重大发现。

　　鲍鼎卒(1898—)，江苏镇江人，擅甲骨文书法。

　　1974年

　　台湾石叔明、林翰年编《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

　　1977年

　　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遗址出土西周甲骨卜辞17000余片。

　　1978年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十三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1978年至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台湾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

　　日本欧阳可亮《集契集》出版，欧阳可亮在东京建立甲骨学院。

　　严一萍撰《甲骨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该书第八章为《甲骨文字的艺术》。

　　11月，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在长春举行，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

　　郭沫若卒(1892—)，四川乐山人，为“甲骨四堂”之一。以历史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文书法条幅。

　　1979年

　　10月，《文物》开始公布岐山出土有字西周甲骨。冬，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唐兰卒(1901—)，浙江嘉兴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院长。有关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国文字学》等，其书临甲骨文多见于著录。

　　1980年

　　徐中舒主编、徐无闻主持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5月，唐兰著《殷墟文字记》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该书着重甲骨文字的形体分析，对于一般的书法篆刻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李圃编《甲骨文选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法》第6期发表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

　　陆维钊卒(1898—)，浙江平湖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其甲骨书法瘦硬劲健，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3期。

　　1982年

　　李其复编《董彦堂先生甲骨文法书集》出版。

　　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发表于《考古》第1期。

　　1983年

　　孙杰《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其字体特色》发表于《书法研究》第3期。

　　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甲骨文字书例》出版。

　　容庚卒(1894—)，广东东莞人，早年师从罗振玉、王国维，对殷周以来甲骨文、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青年时先攻小篆，后转向金文、甲骨文书法，其书端庄清隽。

　　1984年

　　3月3日，徐稷香《郭沫若手书甲骨文(为柳非杞手书)》发表于《人民日表》第8版。

　　《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城南山人著，由日本株式会社日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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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河南建立安阳殷墟博物苑。

　　河南安阳举行殷墟笔会、甲骨文还乡书法展。

　　河南巩县建立“甲骨书法碑廊”。

　　刘亮《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发表于《书法》第4期。

　　诸乐三卒(1902—)，浙法安吉人，解放初在浙江美术学院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除精读少数甲骨拓片、影印件之外，还大量抄写、集联，其甲骨文书法用笔厚重，古朴自然。

　　1985年

　　《书法》第2期发表唐复年《甲骨文简说》。

　　游寿《殷契选释》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欧阳可亮编辑出版《甲骨文书道作品集》。

　　日本贝冢茂树著、杨升南译《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发表于《殷都学刊》第4期。

　　陈恒安《殷契书法漫述》发表于《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创刊号。

　　安阳甲骨学会成立。

　　1986年

　　欧阳可亮《甲骨文还乡之愿》发表于《殷都学刊》第1期。

　　刘桓《从甲骨文到金文》发表于《文物天地》第2期。

　　《书法研究》第2期、4期分别发表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冼剑民《甲骨文的书法与美学思想》。

　　5月18日，童稼霖《古朴遒劲数甲骨》发表于《苏州报》。

　　6月，朱鸿元《青铜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讨》载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5日，陈振濂《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发表于《光明日报》。

　　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

　　10月，日本内山知也编《甲骨文墨场必携》由东京木耳社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集句简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胡厚宣任会长。

　　美国魏乐唐《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出版。

　　1988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为《集契汇编》发表于《中国文字》新12期。

　　锡山秦氏古鉴阁藏本《殷墟文字集联》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孙叙常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

　　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在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

　　6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十六章为《甲骨文与甲骨书法》。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0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其中收录有刘江等对商周甲骨文及近现代甲骨文书法篆刻名家名作的品评文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

　　1990年

　　徐谷甫、濮茅左编篡《商甲骨文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台湾甲骨文学会成立。

　　1991年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濮茅左编《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由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杨仲子金石遗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秋，安阳花园庄东地发掘有字甲骨579片，其中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达300多版。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

　　1992年

　　徐无闻、黄任重编《殷墟甲骨书法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仁生《从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谈及殷商甲骨文》发表于《书法赏评》第2期。

　　徐振韬《罗振玉和甲骨文书法》发表于《书法导报》第30期。

　　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

　　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

　　沙孟海卒(1900—)，浙江鄞县人，所临武丁时期甲骨文一帧见于《沙孟海书法集》。

　　商承祚卒(1901—)，广东番禺人，1921年到天津问学罗振玉，研读甲骨文，1923年编著《殷墟文字类编》，先后在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著名学府讲授甲骨文。青年时期受其师罗振玉影响学习甲骨文书法，其甲骨文书法古穆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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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93年

　　袁德炯《八然斋习书答记之一》发表于台湾《甲骨文学会会刊》。

　　张俊之《甲骨文书法谈》发表于《书法艺术》第1期。

　　齐冲天《一项切实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书法选>读后》发表于《书法报》第15期。

　　8月，《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在京著名古文字学家关于古文字与书法的座谈会。

　　锐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殷墟甲骨书法选>》发表于《博览群书》第9期。

　　翟万益《殷卜书法艺术的叛逆——周原甲骨文书法艺术探微》收录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阳市书法家协会编《甲骨文书法艺术论文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徐无闻卒(1931—)，四川成都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曾手抄甲骨文字约20万字，为书法研究生讲授甲骨文及其书法。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其甲骨文书法篆刻质卜典雅。

　　1994年

　　吴仁生《董作宾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发表于《中国文房四宝》第3期。

　　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摹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

　　台湾《印林》《甲骨文书艺入印。专集出版。

　　游寿卒(1906—)，广东霞浦人，胡小石弟子，黑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殷契选释》，其甲骨文书法浑朴自然。

　　1995年

　　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

　　江苏省甲骨文学会成立，该会与台湾甲骨文学会、日本甲骨文谈话会建立了良好的合和关系，进行了多次学术文化交流。

　　苏金海《甲骨文治印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书法报》第25期。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中有张铁民对于商周甲骨文艺术的述评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马洪《甲骨文入印：从文字结构到艺术结构的问题》发表于《书法艺术》第4期。

　　王天民《甲骨文心理场的现代观照》发表于《现代书法》第6期。

　　刘顺《我写甲骨文》发表于《书法报》第46期。

　　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

　　金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书法集联》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1996年

　　黎忻《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发表于《现代书法》第2期。

　　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

　　1997年

　　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成果鉴定会。

　　刘正成《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刍议》发表于《中国书法》第5期。

　　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戴天仇著《甲骨文书艺》(百日通)出版。

　　《书法》第3期发表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7月，南京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

　　陈爱民《从甲骨文到甲骨文印的审美转化》收录于《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书法艺术》4、5期，发表张俊之《谈甲骨文书法及篆刻的创作》。

　　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土文物与书法”国际书法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毕涤辛《甲骨文断代分析及其书法风格简介》发表于台湾《甲骨文论文集》。

　　12月，《中日首届甲骨文书法展选集》出版。

　　刘顺卒(1950—)，河南安阳人，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安阳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其甲骨文书法空灵简古。

　　秦士蔚卒(1922—)，江苏淮安人，数十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书印浑朴奇崛，别开生面。

　　1999年

　　《中国书法》第1期，发表刘一曼《殷墟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

　　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第4届篆刻作品评展”、“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理论研讨会”。其作品投稿要求其中希望1方用甲骨文入印。短论内容之(3)为：“甲骨文入印的探讨及与篆刻有关的其他方面。”

　　4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活动。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与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

　　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

　　刘一闻《甲骨文与书法篆刻》发表于5月13日《大众日报》。

　　《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作品集》出版。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上海博物馆从其馆藏的5000版甲骨文中挑选出1000版甲骨文，举办上海百年来首次甲骨文专题展。

　　8月，“魏峰甲骨文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河南省安阳市8月19日召开甲骨文书法艺术研讨会，20日召开甲骨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另安阳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纪念大会，21日举办“全国甲骨文书法篆刻作品大展”开幕式。

　　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百年甲骨精品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甲骨学一百年”科研成果《甲骨文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共收录甲骨13450片)和《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录》出版。

　　南京举办“百年甲骨学——南京图书馆藏甲骨学文献展”。

　　《胡小石临甲骨文金文长卷》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孤本《丁山摹本》拟由江苏出版。

　　徐振韬、周凤池主编《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家大辞典》拟出版。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拟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这些古籍中曾记载着一些私人书信、医书等等。但是这些考古学家却并没有把这个书籍中的内容向外公布，因为上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并且不少学者也对这种信息有争议。

要知道在罗布泊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古城。楼兰古城在公元前630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非常神秘的古城。在上个世纪探险家发现了他的遗址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专门感到了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个人书信，也有医书等等。虽然当时发现的这些古籍与平常所见到的竹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要比其他的竹简多得多。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

在考古学家进行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了永康三的字样。要知道现如今这些学者一直对这个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名号根本就是不存在，是别人虚构的。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名号是当时君主篡改的。至于当时这个名号是否真实存在，现如今也没有学者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因为这部古书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其他古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专家也没有把握判断古书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进行佐证，并且上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的深奥，所以专家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内容向外界宣布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楼兰历史。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考古发掘出土的简帛文字内容广泛，有云梦秦墓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西北地区敦煌和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边塞屯戍档案、公文文书，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处方简牍，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地图类古代书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