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筹建纪念碑。

1941年12月30日，纪念碑正式落成，命名为“精神堡垒”，以激励中华民众奋力抗争以取得抗战胜利。

1945年10月，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决定，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6年10月31日，在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主持下“抗战胜利纪功碑”奠基开工。抗战胜利纪功碑由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工程由天府营造厂中标承造。

1947年8月，抗战胜利纪功碑主体完工。同年10月10日竣工，碑身刻“抗战胜利纪功碑”。

1950年3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批准更名“纪功碑”。同年7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布告改变市区部分街道名称中，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同年9月18日，时任重庆市市长陈锡联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同年10月1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1958年，环解放碑座辟建圆形花坛，面积280平方米。

解放碑建筑特点：

1947年，竣工时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耗资当时的货币217亿，全部用钢筋水泥浇筑。碑身高24米，直径4米，为八面塔形建筑，分碑台、碑座、碑身及瞭望台。碑台直径20米，台高16米，台阶有花圃。碑座由8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上有石碑8面，采用北碚出产的峡石。

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的内部为圆形，置有悬臂旋梯140步，直升至顶部瞭望台。沿旋梯设抗战胜利走廊。瞭望台直径45米，可容20人登临游览，台顶设风向仪、风速仪、指北针等测候仪器，顶悬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及报警之用。碑顶还有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

人民解放纪念碑东、西两面踏花岗石铺地的8级台阶，供游客上碑座瞻仰、游览。碑座周围装有喷漆铁栏杆，台上为节日检阅和文艺演出活动场地。

以上内容参考 -解放碑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景象惨烈，死伤六千余人图 1939年5月3日，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日本陆海军决定联合轰炸重庆。3日中午1时17分，日机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轰炸。当时彼炸的有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尝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街、朝天门、玛瑙溪等地。市区27条街道中19条被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随着房屋的倒塌和燃烧，大量无辜的平民在炸弹和烟火中丧生。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市区，对都邮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岗一带俯冲轰炸，使重庆中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持续多日，水电设施均遭破坏，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未能幸免。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大轰炸后，遍地死尸枕藉，手、脚、头颅、腹脏等残骸，到处可见，电线和树枝上，也挂着残臂断肢和血衣破片，其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两次轰炸，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仅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商店即达15家，损失布匹167200匹，全市37家私人银行有14家毁于战火。

5月5日，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闻报》、《新华日报》、《国民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障碍，奉军事委员会令，5月5日起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

历史

一、抗日战争之前

现解放碑一带原叫“督邮街”，因这里有一官办邮局而得名。当时仅有几家药铺、绸缎庄和卖文房四宝的公司外，其余都是居民住宅如杨家大院、周家大院等。督邮街四条窄巷交汇处有一仅几十平方米的空地，称“大什字”，如今就是解放碑中心一带。

二、“精神堡垒”

纪功碑旧址原先是通高七丈七尺的木结构建筑——精神堡垒，方型锥体炮楼式，1940年11月始建，1946年10月拆除。该建筑物象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弘扬御侮的精神。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轴心作战，从这时起，中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1940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都邮街广场中心主持修建“精神堡垒”，于1941年12月31日落成。“精神堡垒”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四家单位承建，采用木质结构，四方形，跑楼式，高七丈七尺（约26米），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时钟、方向标志和风速风向仪，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修建。

建碑的意义是：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勉励同胞当有抗战到底的精神，命名它为“精神堡垒”。“七丈七尺”象征“七·七抗战”。

三、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原址上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记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之功。

1946年10月31日，“精神堡垒”原址弹坑新纪念碑奠基。12月，新纪念碑正式动工，改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

1947年8月纪念碑主体完工，同年10月10日竣工，碑身刻“抗战胜利纪功碑”，时称“纪功碑”，外形即今日所见解放碑。在解放碑中，至今仍然存放着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胜利时写给重庆人民的信。

四、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主城。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改碑上文字和图案，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变为纪念重庆被“解放”。

扩展资料：

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本名抗战胜利纪功碑，1949年后改称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中心地带，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是重庆的标志建筑物之一。

1987年1月23日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初定名单。1991年4月16日公布为四川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旅游信息

购

解放碑商圈是重庆最大的商圈，到解放碑自然少不了逛商场，这里汇集了诸多知名商场，另外品牌专卖店也比比皆是。

吃

吃的也不少，不过较为有趣的是好吃街，从临江门沿邹容路过了解放碑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右就是好吃街了。

解放碑“好吃一条街”是八一路（解放前为保安路）的中段，仅205米长。来到重庆解放碑“好吃街”，不得不吃的小吃有：酸辣粉、麻辣串（鸭肝、鱿鱼、毛肚、牛肚、鸡脚和各种蔬菜串串）、炒栗子、刨冰等等。

住

解放碑有很多的大型酒店，可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入住。

行

除了有多路公交直达外，杨家坪方向的朋友乘轻轨也可到达解放碑的繁华地带，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其实建议打车去。

参考资料：

还记得当年邓艾偷渡阴平，过了剑阁蜀道后直抵成都，刘禅都没抵抗就直接带着文武百官举手投降了。这就足以说明，成都并不是一个好的首都。

一方面，成都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一旦日军打到了成都，那基本上就要面临亡国的命运了，首都毕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肯定是要选择一个容易防守的地方。

第二个方面，成都当时的发展规模其实并不大，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至少是排在16名开外的，像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都比成都这种内陆型城市发达得多。所以，在考虑做陪都的情况下，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政治上的因素了。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派系军阀林立，中华民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听从蒋委员长的号令，而实际上，蒋介石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并没有达到全国。

当时的四川就是这种情况，刘湘占据川东，重庆属于他的势力范围，而刘文辉则占据川西，成都就属于刘文辉的。刘湘比较听话，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听从中央号令，也欢迎中央军进驻四川，所以，重庆自然也就成为蒋委员长最为放心的首选之地，成都就被抛弃了。

当然，选择重庆也有多方面的考虑。

一是重庆地势险要。重庆被称为山城，山地面积为62万平方千米，占市域面积比重高达75%。在战略上来说，是属于易守难攻的要地。在二战时期，武器装备水平有限，这样的地形具有很大的优势。

这种地形优势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日军轰炸重庆，从1938年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挨了这么多年的炸，重庆愣是挺了过来，这如果是换成成都，恐怕是早就炸没了。而日军除了轰炸重庆，根本就拿重庆没得办法，根本就无法接近重庆。

第二，众所周知，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能够为重庆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重庆也比成都好。所以，有钱又有粮，重庆自然是比成都更适合。

第三个方面，重庆的交通相对便利。因为重庆就在长江边上，走水路非常方便。在那个年代，铁路和公路交通都不发达，水路是最为便捷的。而成都距离长江最少有三四百公里，这三四百公里如果要走公路，那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综上所述，没有比重庆更好的陪都选择了。

一、重庆历史上的三次主要内迁移民

重庆历史上的内迁移民由来已久，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清代以前的历次内迁移民规模都不大，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真正对重庆文化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内迁移民主要有三次。

1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在明末清初。无论从内迁移民来源的规模、广度，还是内迁移民影响的范围、深度，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运动都是第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明末清初，由于历经战乱，重庆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芜，清政府据此实行移民垦荒。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十余个省的大量移民从川江水路进入川东，而重庆又是这些移民进入川东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外来移民在重庆盖住房、建店铺、营造会馆，为重庆的经济恢复出力。雍正年间，重庆城已是“兵民聚处、户口实繁”。道光四年(1824年)重庆城有17750户，65286人。此后逐年增加，据重庆海关统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庆城市人口约为30万人，城市人口规模已超过作为四川政治中心的成都，为西南第一大城市。

2抗战时期内迁移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区的高等院校、学术文化机构和人们纷纷内迁到重庆。首先是战时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建立抗战教育基地。据统计，战区迁到西南的高等院校共77所，其中迁到重庆的就有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31所。其次是伴随着抗战的进程，战区的许多学术文化机构及文化名人也纷纷内迁到重庆。到1943年上半年，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已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文艺工作者。再次是战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携家带口远赴重庆。据统计，到1938年6月，长江中下游来渝入户的人口达419万余人。

随着源源不断的战区移民的涌入，重庆的人口急剧增长。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人，为有史以来重庆人口的顶峰，其中移民人数达80万人以上。内迁移民主要是通过水路和陆路来到重庆，自抗战以来至1938年7月，单民生公司通过川江水道转运到重庆的就达16万人。由于水路运输的紧张，更多的移民是穿越大巴山，徒步来到重庆。

3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遍及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计划，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根据1964年10月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达200多个。其中，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等地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当时除了工厂外，还迁了许多研究所来重庆，如现在的重庆煤炭设计研究院、59所、62所、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重庆现在有影响的大企业、科研院所基本上都是那时奠定的基础。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主要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约50万人。

二、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源源不断的各地移民在内迁到重庆的同时还带来了各地的移民文化，在与重庆本地文化的不断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新的重庆文化，并对今天重庆人的精神状态、性格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强了重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清代初年，刚进入重庆各地的移民文化还没有互相融为一体，也没有与本地文化融合，各地的移民文化的特色便十分鲜明。由于移民多采取同乡聚居的方式，乡籍的内聚力很大，“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各种方言都混杂在一起流行于重庆各地。清代前期，重庆各地民间的“打乡谈”成为时尚，正是多种移民文化进入又各为一体的一个最好体现。由于移民中以湖广籍为主，因而湖广文化很快便在重庆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庆各地移民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接触开始增多。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重庆后，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互动”，与当地居民通婚，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大家庭。内迁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促进了重庆人口的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重庆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随着内迁移民与本地居民相互之间文化认同感的加深，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也奠定了近现代重庆文化氛围的基础。

2抗战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大批高等院校和学术文化结构的内迁，大批文人学者以及西上求学学生的到来，活跃了重庆的学术文化氛围，从整体上提升了重庆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下江人”群体在重庆的确立，对重庆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内迁移民队伍中，人们最习惯于提到的是“下江人”，即从长江中下游诸省区迁来的移民。但事实上，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下江人”的范畴远远超越了长江中下游的地域范畴，而是笼统地指四川“本地人”以外的所有“外省人”。相对传统、落后的重庆“本地人”，“下江人”通常拥有优越的社会心态。由于“下江人”与“上海模式”的天然联系，以及“上海模式”所赋予的文化优越感，“下江人”开始和“工业化”、“现代化”直接划上等号，对于重庆“本地人”而言，“下江人”简直就是中国最现代的人群。抗战时期大量内迁的“下江人”群体急剧壮大，在与重庆“本地人”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下江人”带来的与工业化、现代化等直接联系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对于重庆“本地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在东南沿海地区盛行的“上海模式”得以在重庆城市建设中迅速推广。“下江人”由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重庆“本地人”的广泛认同，成为建设重庆的生力军和城市现代化的代表。“下江”文化也由此成了陪都重庆的重要文化景观：因“下江人”迁渝者日众，为适应移民的需要，“下江”馆子趁势崛起，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下江”的一些饮食文化成为时尚，可见当时“下江”文化在重庆的流行。

3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对重庆人性格品格、人文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上。

三线建设时期各地内迁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来的主要为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上重庆原有的科技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这批人才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带来的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移民精神对于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包容性格品格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他们带来的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对于今天重庆人强悍刚毅、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深入挖掘移民文化的几点建议

重庆历史上的移民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近年来，随着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推动着移民文化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是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深入挖掘移民文化，有助于提升重庆文化品位，更好地为重庆经济建设服务。对深入挖掘移民文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重视对重庆各地会馆的保护和修缮。历史上内迁到重庆的外来移民在重庆各地修建了大量会馆，在历史的演进中，各地会馆陆续遭到破坏，保存下来的不过数十处，主要在各区县，如酉阳县龙潭镇江西会馆(万寿宫)、綦江县东溪镇广东会馆(南华宫)、潼南双江镇湖广会馆(禹王宫)等。重庆主城区鼎盛时形成了“八省会馆”格局，但只有广东公所、禹王宫(湖广会馆)、齐安公所(湖北齐安籍人士的会馆)三处留存至今，统称为湖广会馆。2003年，市政府决定对湖广会馆进行修复，现已成为一个集历史、文化、人文价值为一体的新旅游观光点。但各区县的会馆保护和修缮还需引起重视和加强力度。

2重视对移民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弘扬和继承。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80%以上的重庆人都是明清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由于历次移民，重庆的民间艺术也集纳了各地不同的风味。移民文化和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需要我们弘扬和继承。2006年9月29日到10月7日在湖广会馆举行了以“寻根问祖，弘扬移民文化；品味人生，体验复古风情”为主题的湖广会馆移民文化节，给市民奉献了一场传统祭祀、民歌歌会、婚俗典礼、渝绣表演、民间服饰展示、山城名小吃等带有浓郁巴渝特色的文化盛宴，集中展现了移民乐观和坚韧的精神面貌。

3重视对移民文化的研究。移民文化拥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与重大现实意义，值得长期研究与关注。2006年9月29日，中国首个移民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移民文化中心”在重庆湖广会馆挂牌成立。它的成立，填补了中国移民文化研究基地的空白。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以及其他人员致力于探索中国移民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以传播移民精神，并积极开展与国外移民研究机构的交流活动。除了专业的移民文化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需重视和加强对移民文化的研究。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是：一是应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二是应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研究倾向；三是应深入挖掘史料，关注移民运动细节，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四是应改变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结合，提倡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4重视对移民文化的宣传。对移民文化的关注，仅仅靠举办一次移民文化节和几次研讨会，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善于利用现代传媒的作用，尤其是电视的影响力，来宣传移民文化。2006年9月湖广会馆移民文化节上，有人提议以“湖广填四川”移民大运动为历史背景，拍摄移民题材和渝商题材的电视剧，利用电视传媒的影响，扩大湖广会馆及移民运动的影响。以此题材拍电视剧，有不少优势，但也存在剧本资金尚未成熟等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