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战国策序跋(5)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历代战国策序跋(5),第1张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著作书目：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惶》(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1 民国时期的文言文

举好找的例子：鲁迅的作品。

下面的例子可从《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线阅读查到（如：/sztushu/sztu/%C2%B3%D1%B6%C8%AB%BC%AF/lxqj）。一九二六年写的《汉文学史纲要》用的是文言文，现录其第一篇开头的三小段：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

声音繁变，濅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

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

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1〕（《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

（《诗谱序》）〔2〕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

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

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 “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

〔3〕（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4〕），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

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说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呐喊》中一九一八年四月写《狂人日记》前的小序，用的是浅易文言文：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⑵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

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

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且介亭杂文》中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

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

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2〕。

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

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

铭曰：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3〕，巧黠因时，鷃枪鹊起〔4〕，然犹飘风〔5〕，终朝而已。

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6〕。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古籍序跋集》中的文字多用文言文，如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的《跋》《嵇康集》跋〔1〕右《嵇康蒙》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2〕写出。

原钞颇多讹舛，经二三旧校〔3〕，已可罶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

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

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

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

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4〕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

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

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

以上只是举数例。另外，写于辛亥革命前的一九〇七年的《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文化偏至论》当然用的是文言文，后收入杂文集《坟》中。

别人的当然也很多，举一例赋体的《祭母文》（写于1919年10月8日）祭母文作者：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

2 为什么《清史》《民国史》没有正史

自汉代司马迁写下巨著《史记》并被后世史官引以为佳作后，纪传体成为史学家们往往会选择的写史方法，然而纪传体有一个弊端无法被避免，那就是它只能被后一个朝代的人写下，为什么会如此呢？

纪传体，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以上引自百科，可以看到，纪传体是详细叙述一个人的生平，那么可想而知它不可能在这个人死前被写好，只能等这个人死后，同样的，为了写好一本史书不可能只写皇帝，它涉及了该朝代的方方面面，上到皇室贵胄、下至百官黎民，凡是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人都可以青史留名，因此一部好的史书必然要等上一个朝代完全灭亡后，写史人根据前朝留下的史料，综合考证汇总（往往耗费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后写下纪传体史书，这往往也是我们提到的“正史”。

所以，《清史》《民国史》没有正史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社会不稳、民心未定兼社会尚未繁荣、百废待兴，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史官世家也要在如何活下去上耗费心神，没有什么功夫和心情去编写史书，待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繁荣，可以去写史书了，却又因文言文式微，没有人去写传统的纪传体史书。

附：

1现今有《清史》编写计划，且该计划正在被执行，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投了十几个亿太耗钱，编纂人员对一些内容有争议），该计划目前一直处于被执行的状态中，何时完结暂且遥遥无期。

2清朝留存下一些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不少成书的清史，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不够系统和权威，真正系统和权威的清史还在编纂中……编纂中……纂中……中……

3至于《民国史》为什么还没写，这就涉及一些正攵氵台上的原因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 为什么《清史》《民国史》没有正史

自汉代司马迁写下巨著《史记》并被后世史官引以为佳作后，纪传体成为史学家们往往会选择的写史方法，然而纪传体有一个弊端无法被避免，那就是它只能被后一个朝代的人写下，为什么会如此呢？纪传体，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

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以上引自百科，可以看到，纪传体是详细叙述一个人的生平，那么可想而知它不可能在这个人死前被写好，只能等这个人死后，同样的，为了写好一本史书不可能只写皇帝，它涉及了该朝代的方方面面，上到皇室贵胄、下至百官黎民，凡是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人都可以青史留名，因此一部好的史书必然要等上一个朝代完全灭亡后，写史人根据前朝留下的史料，综合考证汇总（往往耗费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后写下纪传体史书，这往往也是我们提到的“正史”。

所以，《清史》《民国史》没有正史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社会不稳、民心未定兼社会尚未繁荣、百废待兴，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史官世家也要在如何活下去上耗费心神，没有什么功夫和心情去编写史书，待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繁荣，可以去写史书了，却又因文言文式微，没有人去写传统的纪传体史书。附： 1现今有《清史》编写计划，且该计划正在被执行，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投了十几个亿太耗钱，编纂人员对一些内容有争议），该计划目前一直处于被执行的状态中，何时完结暂且遥遥无期。

2清朝留存下一些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不少成书的清史，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不够系统和权威，真正系统和权威的清史还在编纂中……编纂中……纂中……中…… 3至于《民国史》为什么还没写，这就涉及一些正攵氵台上的原因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4 急求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

序号书名作者卷数

1 史记西汉·司马迁 130

2 汉书东汉·班固 100

3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120

4 三国志西晋·陈寿 65

5 晋书唐·房玄龄等 130

6 宋书南朝梁·沈约 100

7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 59

8 梁书唐·姚思廉 56

9 陈书唐·姚思廉 36

10 魏书北齐·魏收 130

11 北齐书唐·李百药 50

12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 50

13 隋书唐·魏徵等 85

14 南史唐·李延寿 80

15 北史唐·李延寿 100

16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200

17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 225

18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 150

19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74

20 宋史元·脱脱等 496

21 辽史元·脱脱等 116

22 金史元·脱脱等 135

23 元史明·宋濂等 210

24 明史清·张廷玉等 332

25 清史稿民国赵尔巽等 529

5 梁书列传

何敬容字国礼，庐江人。祖父攸之，任宋塞曲

太常卿；父亲昌珝，任齐吏部尚书：均闻名于当

时。

何敬容以名门之后，刚成年就娶齐武帝女长城公主为妻，授驸马都尉。天监初年，任秘书

郎，历任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太子洗马，中

书舍人，秘书丞，迁任扬州治中。出任建安内

史，清廉公正有政绩，民吏都称赞他。回京授黄

门郎，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侍中，司徒

左长史。普通二年，再任侍中，领羽林监，不久

又领本州大中正。随即又署理吏部尚书，选拔官

吏审慎严明，号为称职。四年，出任招远将军、

吴郡太守，为政能体察民情，断案如神，任职四

年，政绩为天下第一。吏民到朝廷请求为他树

碑，得到允许。大通二年，入朝任中书令，未就

职，仍任吏部尚书，领右军将军，不久加任侍

中。中大通元年，改任太子中庶子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抱经堂集》、钱大昕《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是鲁迅第一部小说,其中收集1981年至1922年间所写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14篇，原题是“自序”。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华盖集续编补编》(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