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的，等男子长到一定的年龄，要为他们举行一次“成人礼”的仪式。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再戴上帽子，在《说文》里：冠，弁冕之总名也。谓之成人。在《礼记·曲礼上》记有：男子二十冠而字。

《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缨。”缨是五采丝绳，女子许嫁以后用它来束发。郑玄注：“著缨，明有系也。”就是说，缨是许嫁的标志，表示这一女子已经有了对象。这条束发丝绳，直到成婚的当夕，才由新郎解下，这就是《仪礼·士昏礼》所说的：“主人（婿）入室，亲脱妇之缨。”故缨始终是夫妻关系的信物。结发本指女子许嫁时的系缨束发，后移指成婚当夕的夫脱妇缨。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苏武诗）、“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别》）。对结发的另一解释，即传统解释是：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五分别举行冠礼和笄礼，都要把头发绾成髻，以区别于童年的发式，表示已经成人，可以结婚了。《文选》苏武诗注云：“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笄冠为义也。”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不分男女一般都将长发散披在肩上。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加，感到长发散乱颇有不便，就用绳带系束，以骨簪插别。直到距今四五千年的原始社会后期，人们也还是如此处理头发。

到夏商时期，人们开始以梳辫子来装饰自己，直至春秋战国。但男女之间的辫子略有差异。此后，女子开始挽髻于头。根据古书记载：“乃自我始祖黄帝制作衣冠以来，隐蔽形体，仅露首面，扑朔迷离，莫可辨识。后圣知其然也，乃命男辫女髻，以便一目了然，诚法良而美意也。”《礼记曲礼篇》注中，有女子许嫁则十五着笄，未许嫁者则二十着笄的记载。“笄”，原是梳髻盘头发用的簪子。“十五及笄”，也就是说女子十五岁就算是成年了，可以梳髻插簪，可以出嫁了。《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与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礼》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传》云：‘冠而生子，礼也。’”又《仪礼士冠礼》：“始加（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老无疆，受天之庆。’”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九：“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礼经正义序》：“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昌于天下，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 自周公“兴正礼乐”，冠礼就成为周代通行数百年的礼仪。

《国语》、《左传》、 《史记》 中都不乏周代天子、诸侯行冠礼的记载。

“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左传·成公二年》）

“赵文子冠。”（《国语·晋语六》）

“晋悼公冠襄公于卫。”（《史记·鲁周公世家》）

“惠文君三年，王冠。”（《史记·秦本纪》）

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位之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长或年幼都可以即位，但若未成年行冠礼则不可亲政。周成王幼年继武王之位，但周公摄政直至其成年。嬴政十三岁即秦王位，但也是直到二十二岁，“冠，带剑”，方才亲政。

从天子至士庶，冠礼都是“成人之资”，未行冠礼，“不可治人也”。

周代冠礼，士依《仪礼·士冠礼》，年二十而行，三加，初加缁布冠，象征将涉入治理人事的事务，即拥有人治权。缁布冠为太古之制，冠礼首先加缁布冠，表示不忘本初；再加皮弁，象征将介入兵事，拥有兵权，所以加皮弁的同时往往配剑；三加爵弁，拥有祭祀权，即为社会地位的最高层次。周代天子、诸侯、大夫等阶层的冠礼另有不同，天子冠礼年龄，古籍说法不一，有十二岁、十五岁、十九岁等。

仪程或为四加，《大戴礼》云：“公冠四加，三同士，后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后加衮冕。”汉代极重冠礼，《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见他“尤能诵读”，欲拜为守丞。而周防“以未冠”，不能从命。

汉代皇帝冠礼称加元服，汉惠帝行冠礼，宣布“赦天下”，开帝王行冠礼而大赦天下之始。汉昭帝加冠，大加赏赐、减免税赋、普天同庆。昭帝加元服，为与臣下冠礼区别，还专撰冠辞，为后世帝王另撰冠辞之始。

汉代士庶冠礼，据东汉与“经神”郑玄齐名的“学海”，经学家何休所制冠礼，参用《仪礼·士冠礼》而简化，为一加。魏晋时，皇帝的冠礼在正殿举行，并且开始以乐伴奏。从南北朝到隋唐，冠礼一度废而不行。南北朝时，南朝宫廷还有一些皇家冠礼，中原则完全陷入五胡乱华的空前动荡。

隋唐恢复了汉家礼仪，唐天子、皇太子、亲王、品官等，都制定了各种等级的冠礼。不过，实行的并不是很多。经过汉后数百年的冲击，冠礼衰弱之势明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说当时有一位名叫孙昌引的人，“独发愤行之”，冠礼毕，仿当年赵文子见栾书等的故事，次日上朝，希望众卿士能对他有所教导。到外廷后，孙氏荐笏对卿士说：“某子冠毕。”不料众卿士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说：“这与我有何相干？”文武大臣哄堂大笑。可见，朝廷的大臣已不知冠礼为何物。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的强烈冲击，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他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其《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

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朱子家礼》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但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 ，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 宋代有人援引《左传》中鲁襄公十二而冠的记载，主张将冠礼年龄提前到十二岁，理学家程颐坚决反对。他说，“此不可。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他认为，既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所以，“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元朝蒙古入主中原，史载，“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宫廷没有冠礼，而民间仍有保存。

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从皇帝、皇太子、皇子、品官，下及庶人，都制订了冠礼的仪文，总的来看，明代冠礼比较盛行。

清初剃发易服政策直接摧毁了华夏衣冠礼仪的文化土壤，衣冠发式俱毁，成为至深的民族耻辱和伤痛。清廷颁布“十从十不从”政策，其中，“老从少不从”使清初幼儿仍可保留汉族发式、著童子服，及至成年，还可勉强行冠礼，但行礼之日即剃发之时，汉民族从此告别了延续几千年的加冠礼仪。

根据《通典》、《明集礼》等礼典的记载，历代建立了从天子至士庶，各阶层不同的冠礼冠服制度：天子冠礼冠服：大戴礼记公冠篇曰：“公冠四加，三同士，后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后加衮冕。”《五礼精义》则说，天子五加衮冕。汉代，天子四加。魏则以天子至尊无加进之礼，故一加衮冕。唐、明，都是一加。 汉改皇帝冠礼为加元服。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东晋诸帝冠仪，一加帻冕，脱帝绛纱服，加衮服。北齐，先著空顶帻，次介帻绛纱袍，次衮冕。

唐初，著空顶黑介帻双童髻玉导绛纱袍，次加衮冕服。明朝，先服空顶帻绛纱袍，次加衮冕服。皇太子冠礼冠服：家语以为四加。魏再加。宋一加。北齐再加。隋复三加。唐宋明都是三加。 北齐空顶帻公服加进贤三梁冠，再加远游冠。隋空顶帻远游冠，加缁布冠，再加远游冠，三加衮冕。唐初服空顶黑介帻双童髻玉导宝饰采衣，加缁布冠，再加远游冠，三加衮冕。宋初加折上巾，再加远游冠十八梁，三加衮冕。明代一加折上巾，再加远游冠，三加衮冕。皆三加，唯刘宋一加。 魏初加皮弁，次长冠，次进贤冠。唐初服双童髻，初加缁布冠，再加远游冠，三加衮冕。宋初加折上巾，再加七梁冠绯罗大袖衫，三加九旒冕青衣朱裳九章。明朝一加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九旒冕。

唐一品至五品初加缁布冠，再加进贤冠，三品以上进贤冠三梁缨青緌导，四品五品两梁，六品以下一梁，三加冕，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元冕，六品以下用爵弁。宋同唐。明则初加缁布冠，再加进贤冠，三加爵弁。《仪礼·士冠礼》冠服： 冠者初服：采衣、紒。 冠者加冠前：缁纚、笄。 冠者一加：玄端。玄裳、黄裳或杂裳。缁带、爵鞸。冠缁布冠，用缺项固定，加青组缨。用黑屦，青色絇、繶、纯，边饰半寸。 冠者再加：皮弁服。素积（素衣、素裳），用白缁布为之。素鞸、缁带。皮弁用白鹿皮，加白色笄。配白屦，缁絇繶纯，边饰半寸。 冠者三加：爵弁服。丝制玄衣，纁裳，缁带，韎鞈。爵弁外玄里红，加笄，加缁色纁边的纮。纁屦，黑絇繶纯，边饰半寸。

《朱子家礼·冠礼》冠服： 《开元礼》、新旧《唐书》、《宋史》礼仪志皆不载庶人冠礼，唯《宋史》舆服志有朱子定冠礼之证。然则朱子之制亦取法前贤，其渊源待考。宋朱子重更定，后代尊之。

根据《明集礼》载，明代士庶冠礼基本沿用宋朱子《家礼》之制。

童子服：双紒，四（衣+癸）衫、勒帛、采履。

初加：缁布冠，服深衣、大带、纳履。

宋代，好以幅巾代缁布冠。

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带、系鞋。

三加：幞头，服公服、革带、纳靴、执笏。或襕衫，纳靴。

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殴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 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建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

出版个人著作：

1《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废墟上的家园》 上海人民出版社

3《六合一统》 长春人民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社

后出修订本《千秋兴亡·秦》

4《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古籍整理） 三联书店，香港三联

近两年发表的主要文章：

1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博物馆事业，《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5月。

2 保护世界遗产：思想与行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

3 《朱子家礼》与中国近世文化，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报》第70号，2000年3月31

日。

4 地震与人类文化，《文汇报》2000年10月5日“学林”版。

5 复旦大学藏高山族文物整理札记，《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 。

6 《朱子家礼》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上的地位，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4号，

2001年3月。

7 博物馆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12日。

8 环境权与公共遗产保护，《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21日。

9 试谈“遗产”概念及相关观念的变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2辑。

10 韩国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2辑，第二作者。

11“全方位”的遗产保护，《社会科学报》2002年2月7日。

韩家礼是我的故乡安徽省颖上县人，是一个很有成就的青年画家。二十多年以前，他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与我有师生之谊。过从之间，我知道他清贫淡泊，好 学深思，酷爱绘画艺术。以后去部队做美术工作，正是施展 才华的时候，却遭受到意外的打击，竟被关入疯人院，历尽磨难而志未稍折。被遣返故乡农村后，开始生活条件极差，但他二十年来，仍以刚毅的气力，锲而不舍地潜心画艺，取得可喜的成果。

韩家礼作画注意继承中国古代传统，兼收现当代西方画技而又能独辟蹊径。他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原则，并刻苦实践，孜孜追求艺术的完美。他的画路很广，常常临水登山，努力埔捉自然之美，’艺术地再现于尺素之间，物我一体，异彩分呈。无论是天上飞的，或是地上走的，水中生的；也无论是一虫、一鸟、一花、一木、`一山、一石、一枝、一叶、也无论是春红、夏绿、秋肃`、东严，他都能俯、仰、开合、游目骋怀，放笔抒写，故而得心应手，多姿多态。如他画鹰，能以洗练的笔墨，注意神韵，表现出富于活脱的生命力的形象。他的技巧处理方法，又是别具一格。对鹰的头、眼、觜、及利爪，以抽象的笔调，加以夸张变形，抓住人们一刹那的印象，突出了苍鹰威武雄壮，兀然而立，傲然不群的姿态，似乎在回眸一叫，群鸟皆惊，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量。着幅《雄鹰图》曾获得日本艺术交流国际金奖。

韩家礼的画，也很有灵气。这是他外师造化，从心中悟出美的真悌的体现。也是他长期实践，从人生磨练过来的感受中，放出的智慧之光。有生气而又有灵气，方能达到画艺的妙境。韩家礼正处逆境时，时常忍饥挨饿。他画了一幅《鹭鸶》，画面上一只饥饿的鹭鸶，在月光下，在浅滩上，踽踽独行，延颈探头，在寻食充饥。四顾萧然，毫无所得，一派穷途末路之感，跃然纸上，虽然是几笔线条的勾勒，似乎让人听到有一种饥肠辘辘的声音。他虽是作画，又是写自己，以物喻己，由己及物，物我一体，灵光焕然。但他身处逆境，而又颇旷达，故其又自题诗曰：“欲买扁舟从钓叟，一江春雨一蓑烟，”仿佛超脱物外，但又有对生活美好自由的追求。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不会被困顿吓倒，踏着漫漫的长路，在艺术的园圃里，去披荆斩棘，忘我地辛勤耕耘。

韩家礼又擅长牡丹，但他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传统。他的大写意牡丹，却用倒立三角构图，夸张变形，以达千姿百态之妙。章法上强调化外求境，以简胜繁，以藏显露；笔墨上强调酣畅淋漓，不拘一格；色彩上强调凝重朴茂，洗却俗媚之态。他大胆的运用中国画的点线的散点透视，融入西画的明暗块面的聚焦点的透视技法，而独具风格。他善于摘取春天的花头，盛夏的成叶，深秋的枝条，越冬的老干，四时丰姿，构成一图，把美趣集中概于一轴之中，而且干湿有致，浓淡相间，空灵含蓄，难能可贵。1990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疗养，侄子法宽伴其前来探望，随在《牡丹图》题诗一绝：

阳春独占自天然，蜂蝶来结富贵缘

今日争传韩家样， 直根颖水正华年

时吾年已八十八，平生最爱青年有志，献身艺苑的人。我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渡东瀛，去天竺，漫游南洋诸国，海内外青年就教于我者甚众，我均乐于培养。家乡山水美，家乡人更亲，家礼植根颖水，正当锦绣年华，成长很快，前程远大。睹其人，观其画，他日日奋进，作品创新，我是很欣喜的。

一番辛苦耕耘，自会有一番丰收。他的作品争传各地，许多作品均获得国内国际大奖，其中《耕云》、《逐日》、《甘霖》、《追风》等画作，曾联展于美国、新加坡、尼泊尔、泰国、德国、俄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今将出版画集，以便流传。好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可以跨时代，而也可跨国界跨地区的。美的传播，可以产生无限的力量；艺术的交流，可以给人类带来爱心，带来和平，是很有意义的。今索序于余，故未辞焉。

---常任侠写于1993年5月于北京 注：常任侠文集第二集第184--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