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成立于一九八三年，是教育部直属的事业机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高校古委会项目申报最新申请表为2015版，新版增加了签名项。

马继兴先生深知，许多古医籍虽佚失国内，却收藏海外。因此他有一个心愿：尽早让先人留下的宝贵知识遗产——古籍善本回归故里。为此，数十年前他就开始积累海外收藏中医古籍的书目。先后三次申请经费，以“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的考察与出版研究”为题，复印、拍摄回归国内亡佚古医书155种。在主持完成“考察当前流散海外中医药善本古籍及其回收途径的研究”、“《海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编纂”等课题基础上，领衔国家课题“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已收集11个国家、2个地区（香港、台湾）230种中医古籍收藏目录，复制回归古籍266种，并影印、校点出版69种善本古医籍，复制古籍达17万叶。2003年出版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马继兴从事中医药科研工作60余年，出版学术著作25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带教学生数十名。这些成就与硕果，使马先生成为中医药文献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

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

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

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

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

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

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

主任委员：安平秋

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

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

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

秘书长：杨 忠

副秘书长：曹亦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

　　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

　　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

　　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

　　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

　　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

　　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

　　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

　　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頫书及失之于“软”[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

　　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

　　一、清朝前期的隶书

　　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

　　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

　　二、清朝后期的隶书

　　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

　　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 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

　　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