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

　　大禹像

　　“大禹治水”无疑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可谓历久弥深。

　　爬梳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无论是《史记》、《尚书》、《诗经》，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人们熟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鲤鱼跃龙门”等，也典出大禹。还有神州大地数以十计的禹迹，似乎都在印证着禹的存在与那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运动的曾经发生。禹的功绩实在太大，所以人们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大”——天大，地大，禹大！

　　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

　　千古传说仍有千古疑云谜团有待揭开！

　　本篇试图根据各类史书典籍的相关记载，结合有关方家的考据成果，对此作若干探寻。其倾向性之推论，或幸而言中，或纯属妄断，偏颇疏谬在所难免，还望方家同好，予以赐正，不胜铭感。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音：滚），《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大男人所生。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窃以为，历史上应该有禹其人。依据有三：

　　其一，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籍最早可推见《尚书》、《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铭文中，则有“咸有九州，处琙之堵”；在《秦公簋》和《秦公钟》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据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似乎对禹有其人是肯定的。

　　其二，《史记·夏本纪第二》对禹从出生、治水经历，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专门化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今绍兴）一地是持肯定态度的。若禹原本只是子虚乌有，何须太史公如此详尽地叙述其下葬之地。

　　其三，无论是《吴越春秋》、《史记》，还是《竹书纪年》、《越绝书》等，都认定越王世家是禹守陵人之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让人颇感兴趣的是，今绍兴大禹陵一带仍存有姒姓的村落，应该是当年守陵人之后裔。倘若历史上本无禹，为一座空冢守几千年，似乎于理难通。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既然禹确有其人，那么禹是否治过水，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笔者赞同徐旭生先生关于大禹曾治理过共水之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 、“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一次最成功的造神运动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大禹治水”便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而无论是《史记》、《左传》、《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庄子》，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广记》、《楚辞》等，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成为这场造神运动的“鼓吹者”与传承者。禹被彻底地神化，治水也成为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

　　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既寄托着民间对大禹的崇敬，也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的具体见证。

　　但无论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永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永远值得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音：滚,,，《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大男人所生。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窃以为，历史上应该有禹其人。依据有三：

　　其一，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籍最早可推见《尚书》、《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铭文中，则有“咸有九州，处琙之堵”；在《秦公簋》和《秦公钟》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据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似乎对禹有其人是肯定的。

　　其二，《史记·夏本纪第二》对禹从出生、治水经历，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专门化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今绍兴,,一地是持肯定态度的。若禹原本只是子虚乌有，何须太史公如此详尽地叙述其下葬之地。

　　其三，无论是《吴越春秋》、《史记》，还是《竹书纪年》、《越绝书》等，都认定越王世家是禹守陵人之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让人颇感兴趣的是，今绍兴大禹陵一带仍存有姒姓的村落，应该是当年守陵人之后裔。倘若历史上本无禹，为一座空冢守几千年，似乎于理难通。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既然禹确有其人，那么禹是否治过水，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笔者赞同徐旭生先生关于大禹曾治理过共水之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 、“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一次最成功的造神运动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大禹治水”便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而无论是《史记》、《左传》、《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庄子》，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广记》、《楚辞》等，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成为这场造神运动的“鼓吹者”与传承者。禹被彻底地神化，治水也成为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

　　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既寄托着民间对大禹的崇敬，也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的具体见证。

　　但无论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永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永远值得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自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后，群籍中记有类似《桃花源记》中事者不乏其文，现将所见姑录于此以备览：

①武溪石穴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入。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麻蔚然，行人翱翱，无复彷佛。”

康按：南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亦有此记，文同《异苑》，见《初学记》卷八引。康又按：武溪，当即 “五溪” 之讹，“武”“五”音同。又按：五溪：古时对沅水中上游五大支流的总称，这五大支流主要分布在今湖南省怀化市境内，故怀化古时除称鹤城外，还称五溪。五溪具体指那五溪，自古有争议，一般认为指满溪丶雄溪丶潕溪丶酉溪丶辰溪。

②鹿山鹿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郎州•武陵县》下引南朝•齐•黄闵《武陵记》：“鹿山有鹿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蛮人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蛮人入石穴，见有梯在其旁，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蔼然，行人翱翱，不以戎境。此蛮乃批树记之，其后寻之，莫知处所。”

康按：此记亦见《太平御览》卷五四引，文同。又按：此与《异苑》中所记武溪蛮人射鹿入石穴乃同一事而另记，见前 “武溪石穴” 条下引文。而此言 “武陵溪”，《异苑》则言 “武溪”。“武溪” 或即 “武陵溪” 之脱字所致欤？或 “五溪” 之讹欤？不详孰是！武陵溪乃武陵山区中之溪的泛指，具体溪名无有确指，渊明所记亦然。

〖鹿苑〗唐•李君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地闲分鹿苑，景胜类桃源。”此即用“鹿山鹿穴”之事。下“桃源鹿”用事亦然。

〖桃源鹿〗宋•郭汝臣《失题》诗：“龙抛玉涧归金阙，鹿认桃源入洞天。”

③桃李源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穴，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乱，食桃李之食者皆得仙。”

康按：吴中：古时对今江苏丶浙江广大地区的总称。

④小成都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在县北五十里，《周地图记》云：‘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鹿群，引弓将射之。有一麛所驰险绝，进入山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边接，阡陌周通。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

康按：此条所记，亦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又按：九陇县，在今四川彭县西北今成都市西北不远处。清•蒲松龄《毕刺史效樊堂落成》诗：“嘉树成林竹数株，风烟绝胜小成都。” 诗中所用 “小成都” 即此。

常建

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皆静，惟馀钟磬音

男：高林

女：磬音{个人觉得可以把磬改为罄，有乐器的意思}

桃源县，古县名，始建于五代，因其地有 “桃花源”，加之受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影响和名声，故以名县。今仍为县名，属湖南省常德市境内。现将我所见古籍中记载县名之由来之一二资料，备录于此：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桃源县》：“本武陵县地，皇朝乾德二年，以朗州所管武陵、龙阳二县敷余一场人户不等，仍析武陵上下四乡四千余户于延泉村别置一县，以桃源为名，并废敷余场入近县。”

康按：朗州，治武陵即临沅，乾德乃五代南平王高继冲的年号。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八0《常德府•桃源县》：“汉临沅县地，后汉为沅南县地，仍属武陵郡，晋以后因之，隋、唐为武陵县地。宋乾德中析置桃源县，以桃花源名，仍属朗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