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申，每天都离不开筷子、筷子在我国起源甚古，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筷子的国家，远在商纣时期，我国古人就开始使用筷子。目前出土最早的实物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侯家庄M1005的铜箸和湖南省香炉石遗址的骨箸。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另据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就有“纣始为象箸”的记载。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唏，哀叹)”。说的是箕子认为纣王用象牙筷子吃熊掌，极度奢侈，乃亡国之兆。与殷墟的文物相呼应，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箸。既然商代就有铜箸、象箸和骨箸，那么使用竹木材料制成的箸当早于商代。学者们都认为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使用竹木制成的箸。其实，商纣王所用的象箸，并非中国第一双筷子，箸的诞生应早于商纣若干年。《札记》郑玄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即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于火中烤熟。而更简单的方法，是把谷粒置火灰中，不时用树枝拨动，使其受热均匀而后食之。先人大概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最原始筷子也就出现在先民手中。

那么“箸”是如何演变咸“筷子”的呢说来话长，一般人类进食主要是用手指、叉子和筷子三种方式。但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自然是用手抓着吃的，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札记•曲礼上》：《毋抟饭》(持，是把散碎的东西捏聚成一团。)可见当时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先民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木棒、枝条或竹枝、竹片来放置和翻动食物，进食时为了避免烫伤手指，聪敏的祖先也就利用它们代替手指进食。在炊具中烧煮肉决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挑取，逐渐学会用两根木棒或竹条来夹取。在煮粥时用它们来搅动，以免米粒附着陶器底壁而烧焦。在吃粥时也可以用它们来拨食，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可以说箸的产生是和用陶器烹煮食物的方法是密切相关。所以它也成了以粒食为主的东亚农耕的民族最具特色的进食工具。筷子的出现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考证，筷子在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代，筷子叫做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箸，饭[危+支]也。……[危+支]者倾侧意，箸必倾侧用之。”另外，箸还被称为“梜”。《急救篇》说：“箸，一名梜，所以夹食也。”《札记•曲礼上》说：“饭黍毋以箸。”即吃饭粥不能用箸，应该用匕。又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梜就是木头筷子。梜即策，《广雅•释器》：“荚谓之箸。”说明箸在古代是用来夹取羹汤中的菜食的。东汉郑玄注：“夹犹箸也，今人或为箸为夹提。”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而夹从木。北方多木，南方多竹，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故竹木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是可能的，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这与我国古代江南地区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行舟讳言住，住箸同音，故谓箸为筷儿。”从字音上听、称“筷”，是希望船快的意思忌讳语变成了吉祥语，从此“箸”改称“筷”，但还有少数地区至今仍叫“箸”。明人《推蓬寤语》书载：“世人误恶宇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筷子，今囚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筷子者，忘其始也。”民间行船最忌“住”和“蛀”，故反其道而改箸呼为筷(快)。而日本则没有这种禁忌的，自唐代传入至今仍称“箸”。筷子在古代还叫“筋”和“梜”，因为它们都不如“筷子”一词琅琅上口而又吉利，“筋、梜”二字早已被淘汰。筷子的悠久历史，还有考古实物作证。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发掘了一座罕见的铜棺墓，其中出土了三根圆柱形的铜筷，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东周中期的遗物。1977年8月，安徽省贵池县东北约7．5公里的里山公社红旗大队徽家冲，出土了一批东周青铜器。青铜器是埋藏在一个土坑里。内中出土生活用器铜筷一双。该筷为细长方形，残长20．3厘米，宽4毫米。看来，青铜不但制成鼎、鬲、尊等炊器、祭器，也制成箸等小餐具。1978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市西北约三公里的擂鼓墩，发掘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群，出土文物有食品箱和酒器箱。食品箱里除了铜鼎、铜盆、铜罐、铜勺等，还有竹策一件；酒器箱中除装耳杯161件及圆、方木盒、大勺等，也有竹策两件。竹策，就是现代的竹筷。先秦古籍《管子)称筷为“策”。三国魏人张揖撰《广雅•释器》栽：“策谓之箸。”经考证，食箱、酒箱为墓主人生前外游的野餐食具。看来，我国2400年前已有设计合理的旅游餐具箱，而筷箸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具。《汉书•王莽传》有“以铁箸食”的记载。唐代名医陈藏器认为：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味，铁氧化锈迹斑斑，都难以进食。故铁箸铜箸渐渐为漆器所替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墓群出土的随葬品申有一双朱漆箸。墓申有落葬纪年木牍，文为“十二年二月乙己制。”经考订为汉文帝十二年。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8年以前已有竹胎漆筷了。

而在欧洲，直到十五世纪，很多国家的平民还在用手抓取食物，只有贵族才用得上金属制的刀、叉、勺等餐具。在封建王朝时代，有不少王侯、贵族使用银制的筷子，金箸则为皇家所独占，因而银筷便在王公、贵族的餐桌土风靡一时。黄金餐具器皿向为皇宫所垄断。北魏王朝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自百姓、不许私养“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银器皿是犯法的。银箸之所以走俏，主要有银筷可以防毒之说。据说银遇到含硫的毒物会产生化学反应，使表面变黑，从而就能判断食物内是否有毒等，当时富豪士绅，达官贵人，因贪污受贿，制造冤案太多，怕人投毒，故求助于银筷。其实银筷防毒之说并不科学。从这些历史记载申，可以看出古代筷子有多种名称：英、提策、櫡、梜、筋，魏时又称筲或赢，隋唐时统一以箸字为名。

同时。可知汉代箸不仅相当普及，并向多品种发展。《云仙杂记》载：“向范待侍，有漆花盘，科斗箸，鱼尾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博陵崔元晖家有银匙箸。在谈到筷子时，各国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热衰于讨论它。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因为中国的食物精美细巧，筷子是适应了这种的情况而发明的。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正由于筷子的精巧，才使中国食物发展得如此精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自然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食物是精美的，中国的筷子是细巧的，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完美元缺。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筷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值得骄傲和推崇的科学发明。长期用筷子吃饭可以使人心灵手巧，聪明玲俐，头脑反应敏捷。有一位日本学者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他认为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神经系统的内在活动，大大有助于人的动作灵活、思维敏捷。可见，中国人使用筷子对健康有益。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在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手指、筷子和叉子一一关于人类进食技能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在论文中断言：“人类选择筷子进食确实是一种最佳方式。”从而使筷子的身价大增，备受称赞。

一件小小餐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因为它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不少专家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科学的论证。对筷子真正作出精辟论断的是我国“学界泰斗”蔡元培。1924年2月，中法大学董事会在法国里昂召开，中方董事长邀请法方董事长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吃中国莱。欧乐见宴席上放的是中国筷子和汤勺，便对蔡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不用刀叉，不方便吧”蔡元培笑着回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酷爱和平的民族，总觉得刀又是杀人的武器，使用它吃饭菜太不文雅，所以从商朝时起就改用‘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烹饪改进，筷子可以夹肉，‘匕’就不再用于席上。”蔡元培说出了筷子的演变历史和它美好的象征，使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和筷子。如今，筷子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它的功能价值又怎样呢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西方人在十六、七世纪才学会使用的刀叉，又怎能跟筷子相比呢原来人们在吃饭时使用筷子，能施展出钳夹、拨扒、挑拣、剪裁、合分等代替手指的全套功能。据科学测定，人们在使用筷子时，五个手指能很好地配合，而且带动手腕、手掌、胳膊和肩膀的几十个关节和肌肉的活动，并与脑神经相连．给大脑皮层一种有益的锻炼。可见，李政道博士对使用筷子的论证，蕴藏着许多科学的道理。因此，不少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以学会使用筷子为他们旅游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中国的筷子不仅仅是一种餐具，它还作为一种与文化有关的器物，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许多记载。楚汉相争年代，高阳酒徒鄙食其向刘邦献“强汉弱楚”，谋士张良知道后即顺手拿起刘邦刚放下的筷子，在餐桌上以箸为图，说出郦食其的错误，并献出自己的剪楚兴汉的战略良策。这就是《汉书•张良传》记载的“臣请借前箸以筹之”的故事。成语“借箸代筹”即由此而来。历代文人骚客曾写过不少咏筷诗。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中有“停杯投箸不能食”之句，那是他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因受权贵谗毁，丢掉“供奉翰林”之职而落魄离京时食不下咽之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唐代大诗人杜甫《丽人行》云：“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诗申“犀筋”，当指犀牛角制的筷箸。朱淑贞《咏箸》曰：“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前两句将筷子拟人化，形象生动有趣，后二句似乎又寄寓着这位宋代女诗人抑郁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明代诗人程良规《咏竹箸》诗中有：“殷勤向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借箸喻人，亦别有意味。相传，刘伯温初见明太祖时，太祖方食，即以筷为题让他作诗，以观其志。刘见太祖所用筷子乃湘妃竹所制，即吟曰：“一对湘江玉并肩，二妃曾洒泪痕斑。”他见太祖面露不屑之色，遂高声续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候一箸间。”诗借楚汉相争时，张良曾“借箸”替刘邦筹划战局的，道出自己之政治抱负，最终博得明太祖赏识。今有赵恺诗人写《西餐》诗进而怀念起筷子：“举得起诗情画意，放不下离情别意。两枝竹能架起一座桥，小桥召示归去。”构思奇巧、意味深长。作家冯骥才曾手书咏箸诗赠上海藏筷名家兰翔：“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首以筷子为谜底的灯谜诗，饶有风趣。诗曰：“姊妹两人一般长，厨房进出总成双，酸咸苦辣千般味，总是她们先束尝。”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筷子的身影时现，小说家常借它来达到刻画的人物性格的目的。据《秦馔古今谈》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在一次御宴中突然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宰相宋璟，这位宰相受宠若惊，愕在坍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赞扬宋璟的品格像筷子一样耿直。而永福公主在自己的婚事上拒不从父皇之命，以折断筷子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在《三国演义》中，筷子又成为罗贯中笔下的精采一笔。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意识到曹操的真实用意，赶忙巧借惊雷响声，佯装害怕将筷子失手落地，以表白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庸人，从而消除了曹之戒心、保全了自己。关于筷子在文学作品中也颇多描绘。曹雪芹的《红楼梦》即有“乌木三镶银箸”，又有“四楞象牙金筷子”出现在大观园的餐桌上。《红梦梦》第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乌木镶嵌银筷，按席摆下。”由此可见贾府的荣华富贵。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四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范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恰在这时汤知县请他赴宴，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还配有“银镶杯箸”。范进却退前缩后不肯入席。汤知县不解其故，经张静斋点拔，“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但范进仍不进餐，再换上一双白色竹筷，“居丧尽礼”的范单人才用之在燕窝里捡了个大虾圆子送进嘴里。原来，在这个装腔作势的守孝单人眼中，唯有白竹筷才最合乎“孝道”，至于是否大吃荤腥有碍“孝道”反倒是无关紧要的。通过这段不动声色“换箸进食”的描写，小说作者以辛辣的笔墨，入木三分地揭露满口“诗方”、“子曰”的斯文君子，其实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诸如此类在文学作品中亦多见不怪。一把筷子(即拾双筷子捆扎在一起)难以折断，而一双筷子则易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喻为一把筷子即是一个集体，而单只筷子便显得形单影吊，难以支撑大厦。团结便是力量，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古往今来，有关筷子的趣闻逸事甚多。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者，是位勇猛武将，生得虎臂熊腰，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每日进餐必用二、三斤重的铁筷，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又据说：湘西苗族曾有位抗清英雄，他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一双两尺长的铁筷，人称“筷子王。他的筷子功，又分为轻功和硬功，轻功的功夫能挟住飞翔的蚊虫，他可以挟了又放，放了又挟，不伤蚊子。他的硬功，一筷子下去，能致敌人于死地。“击箸和琴”，即是宋人何[芫+辶]在《春诸记闻》卷入中记载的一则佳话。南朝刘宋时的柳恽一次赋诗，正在酝酿之时，用笔敲琴，门客申有人“以箸和之”，奏出的哀韵使柳恽大为惊讶，于是“制为雅音”。事实上，借筷子为乐器的例子在文艺舞台上屡见不鲜。清音是流行于四川的曲艺品种之一，系清乾隆年间从民间小调发展而成，多由一个人表演，演员左手打板，右手便是执竹筷敲打竹板进行演唱。而在蒙古族人那里、筷子又被作为舞蹈表演的道具。这种舞蹈历史悠久，流行于内蒙古地区，起初多为男子独舞，解放后发展成为男女群舞。表演时，舞蹈者左右手各执一束红漆筷，伴随着乐曲的旋律，用力敲打肩、腰、腿、脚等部位，并时而击地，时而互击，时而旋转，时而跪蹲，两肩和腰随之相应扭动，边打边舞，动作刚劲，节奏强烈，场面感人，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是牧民欢乐生活的反映。解放初期，蒙古族的筷子曾风靡全国，为人们喜闻乐见。民间还有用筷了敲击碟子的舞蹈，碟声悦耳，舞姿优美，别有韵味。在杂技节目中，亦有借用筷子为表演道具的。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也能觅其踪影。目连戏是一种揉合宗教、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大型娱乐活动，《刘氏出嫁》是蜀人“搬目连”所必不可少的开场戏，戏中新娘上轿时，就要撒24双筷子并唱“撒筷歌”。此乃民间借筷子讨口彩以祈求“快生贵子”的文化心理在戏曲中的艺术再现。在东北新婚洞房花烛之夜，有人就从窗外扔进一把筷子的习俗，为的是讨个“快生贵子”的口彩。云南阿昌族娶亲接新娘时，在丈人家新郎官吃早饭用的“筷子”，必须要用足足有五、六尺长的细荆竹特制，梢子上还带着一簇簇绿叶，并拴上鲜花之类的东西。当新郎拿起这双“筷子”时，手常常抖得很厉害，有时还要用肩膀扛起来。有趣的是，新郎吃的菜，也全是特制的，如油炸花生米、米粉、豆腐、水菜之类的东西，不是细得夹不起，或是滑得夹不住，或是软得一碰就碎。这顿饭常常把那些身强力壮，神气十足新郎吃得满头大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今后对妻子要体贴一点!

我国古时的筷子，大多是用竹子制作的，“筷”与“箸”都是竹字头就是明证。但也有用木材制成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帝王和贵族们，为了炫耀其地位及财富，又采用金、银、玉、象牙等名贵材料制成筷子，作为自己富贵的标志。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还可以见到这些筷子。筷子跟绘画、雕刻联姻，经艺人之手巧妙点化，又可制成高级精美而魅力独具的工艺品。小小筷子，方圆有致，式样精巧、或烙画、或镂刻，让人观赏把玩，爱不释手。例如，北京的象牙筷，浅刻仕女，花鸟或风景，饰以彩绘，华贵艳丽，桂林的烙画筷，烙印象鼻山，芦笛岩，独秀峰等景，白绿相间，清丽大方。如今，筷子的品种就更多了，上海豫国商场有家筷子商店，经营的品种达七十多种，而且造型也美，工艺更精巧，如杭州的天竺筷、宁波的水磨竹筷、福建漆筷、广东的鸟木筷、四川的雕花竹筷、江西的彩漆烫花筷、山东潍坊的嵌银丝硬木筷、苏州白木筷和云南楠木筷等，皆是中国筷子大家族的名品。现在，北京又制作了以硬木、紫铜、象牙、玉石等为原料，结合景泰兰、雕刻、镶嵌等工艺的高档筷子。有些竹、木筷子的上端还烤印有各种图案或名家诗句，有的还雕刻上十二生肖形象，甚为精致。明清时代，各种筷箸已由单纯的餐具发展为精美的工艺品。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清代，在云南武定县出了个烙画筷子的名艺人武恬，他能在长不盈尺的筷子上烙画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图》、《瀛州十八学士图》，所绘人物须眉衣饰，栩栩如生，其技艺号称天下无双，出自他亲手制作的工艺筷亦是身价百倍。四川江安的竹簧筷驰名中外，1919年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得优胜奖章。此筷创制于明末清初，以节长壁厚之楠竹为原料，经煮沸、制坯、露晒、打磨等多道工艺再精雕细刻而成。所刻狮头竹筷、有单狮、双狮、踏宝狮、子母狮等八十多个品种。据说，制作一双传统狮头簧筷，单是两个狮头，有时竟要雕上三百到四百刀才能完成。其做工之细，技艺之精，委实令人叹服!这筷画、筷雕，构成了中国工艺美术殿堂中独具民间特色的一员。

除此以外，筷子跟传统书法艺术也有很深的缘份。知堂老人五十年代在《吃饭与筷子》一文里，谈及西方人的刀叉和国人的筷子之异同时曾指出：“刀叉与筷子也不好说在文化上有什么高下，总之因有这异同，用筷与用笔才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拿钢笔的手势出于拿刀叉一样。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新加坡各国之能写汉字，固然由于过去汉文化之薰陶，一部份是由于吃饭拿筷子的习惯，使得他们容易拿笔，我想这是可能的。”西方人由执刀叉而拿钢笔，国人由用筷子而执毛笔，知堂老人这番立足发生学的推论，倒是饶有意味。今上海藏箸家兰翔先生更是以箸代笔，练就一手他自称“野孤禅”的“双筷书法”，名声传出，求字者纷纷上门。1994年7月2日《民族文化报》上还介绍了一位练竹筷书法甚有成就的部队文书。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今天人们使用的筷子更是多种多样。除去过去竹制的、木制的、铁制的、铜制的、象牙制的以外，还有塑料的、不锈钢的、铝合金等材料制作的，在其上面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多种书体的。当然一般平民百姓所使用的仍是木、竹制成的筷子。由于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筷子。它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当您走进筷子商店时，在小小的筷子上，可以一览大干世界。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人眼花缭乱。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聪明，皆属筷子的功劳。此话虽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这种简便轻巧的餐具非但未成为古董进入历史博物馆，反而因科学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而倍受青睐。

但是，中国人在使用筷子时是有讲究的，一般在就餐时，一忌敲筷，也就是说，不能随意用筷子敲打碗碟盏杯，这有催主人快上菜的味道；二忌掷筷，即发放筷子时，要双手理顺，将筷子轻轻地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不能随手乱掷；三忌叉筷，也就是说筷子不能交叉摆放，要将一双双筷子头尾有序整齐地摆放着；四忌插筷，即不能将筷子插在饭碗的饭申或莱盘子的莱上，依据民间习俗，那是祭祀亡人的；五忌挥筷，即不能在菜盘里上下左右乱翻寻，如同鸡啄米一样，有食客之嫌，很不文雅；六忌舞筷，也就是说在吃饭时不能拿着筷子当刀具，在餐桌上乱舞，这也是不文明的象征；七忌搁筷，即在民间的木帆船上吃饭时，食毕，不能将筷子搁在碗上，这样就意味着船要搁浅了，这是船家之大忌!

中国的筷子何时传入海外，虽然尚无确考，但它远涉重洋，遍及五大洲，受到各种肤色人种喜爱的历史事实，实在也是一桩颇为微妙的话题。如今，不仅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使用筷子，连西方那些传统使用刀叉的民族，也都相当普遍地生产和使用着筷子。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滨城。有一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筷子制造厂，因而被誉为“筷子城”，一年的销售额高达l400万美元。在世界上，筷子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外，还被作为艺术品广泛收藏。沪上筷子收藏家兰翔先生所收藏的各类名筷，不下千双，内中有一双唐代鎏金银箸，上方下圆，银皮镶包木胎，长28厘米。在筷的上端持筷处，有3厘米环形鎏金纹饰，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金色依稀可辨。现在箸身虽已斑驳，但仍掩盖不住精美豪华原貌。印度尼西亚有位筷子收藏家，他的家藏珍品达900双之多，其中最名贵的一双，据说是我国明代一位皇妃使用过的金筷。目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筷子的声誉也在悄悄地增长。筷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有时还会有特别的纪念意义。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尼克松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总统，第一次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使用了中国的餐其一一筷子。宴会刚结束，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顺手就把尼克松用过的那双筷子拿去，在场的宾客当即对这位记者风趣的举动的报以热烈掌声。消息传出后，有人出到二千美元的高价收买这双筷子，伯恩斯怎么也不肯割爱，据说后来竟要价到5000美元。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也有一则关于筷子的花絮。英国皇家电视台在报导女王访华的特别节目中，最使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女王在在中国国宴上纯熟使用筷子进膳的特写镜头：一家报纸刊登的大幅照片，文字题示：国宴服务员正在为女王准备的一双筷子；另一家报纸则以用筷子夹龙眼为题。报导女王出席国宴盛况。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在前几年摄制的一部科幻片申，特别设计了一个男女主角在太空船上用铅制的筷子进食的镜头，据说，因此而使这种铅筷很快成了市场上的时髦产品，每双售价达40美元。筷子，是炎黄子孙引为自豪的餐具，正如曾到上海来访问的联邦德国著名**明星科尔宾**说的那样一一“我会用中国的筷子进餐，等于半个中国人。”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以筷子为餐具。筷子，这种轻巧的餐具，自AL遣隋使将它引进日本后，1300余年来，筷子文化的软硬体都有不少的变化。“箸”这个战国时代便和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古字，至今仍通用于日文中。谈到日本文字，不能不谈谈进餐前后的独特表达方式，日本人在动用筷子前必先说声‘‘领受了”，餐后放下筷子则说“蒙赐盛馔”，这些充满宗教感情的话语，实为感谢我们从山、海采撷的食物的人及天地、大自然的恩赐。

日本箸的材质，设计极为考究，乎日常见的有竹、杉、桧、瑞木、紫檀、铜、铝合金、合成树脂等造成的箸；遇有节庆喜事便使用称作“嬉箸”的柳制箸，而桑制的箸则意味着延年益寿。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日本人使用筷子，是在四到六世纪之间，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日本了是崇拜中国筷子的国家，日本人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筷子古称“箸”。日本深受我国隋唐典章制度的影响，在宫庭和贵族们的宴会上，使用金属筷吃中国式的饭菜，以示尊贵。日本人非常重视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东京有一所筷子学校，专们教授学生如何使用筷子，每一期学员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儿童使用筷子还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因而使用筷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世界上消费筷子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税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每年全国共消费筷子七十多亿双，发展至现代，愈来愈盛行一次性使用的筷子。日本还将这种普及使用筷子的新潮视为弘扬日本文化最基本的标志。据说有位叫本田总一郎的学者，为感谢筷子一日三餐辛勤地为人们效劳，建议将每年的8月4日定为“筷子节”。这位学者的倡议，立即得到人们的热烈响应。一九八0年八月四日，“保卫日本的节日之会’’分别在东京赤坂的日枝神社和新泻县三条市的八幡神社举办了供奉筷子的仪式。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地庆祝这一庄严神圣的节日。从此，日本有了个“筷子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以感谢筷子一日三餐地为他们服务。农村在播种、插秧、收获、生日或婚嫁的喜庆的筵席上。都的要换上新筷子，以表愉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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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于2010年11月16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着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18卷分别如下：

山经

第一卷 《南山经》 第二卷 《西山经》 第三卷 《北山经》 第四卷 《东山经》 第五卷 《中山经》

海经

第一卷 《海外南经》 第二卷 《海外西经》 第三卷 《海外北经》 第四卷 《海外东经》

第五卷 《海内南经》 第六卷 《海内西经》 第七卷 《海内北经》 第八卷 《海内东经》

第九卷 《大荒东经》 第十卷 《大荒南经》 第十一卷 《大荒西经》 第十二卷 《大荒北经》

第十三卷 《海内经》大禹

◇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无疑是最富有神奇色彩，让人一时难以说清的著作之一。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也就是它是一部什么书，从汉代以后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地理书，如汉代的刘秀（歆）就是如此。他认为《山海经》是“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隋书·经籍志》）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认为是巫卜星相之类的书。明人胡应麟称之为专讲神怪的书，认为：“《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视它为最古的小说，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清人张之洞《书目答问》则把它看作历史著作，把它列入古史类。鲁迅则认为它是巫书。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由此可见，给《山海经》定性归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吕子方先生认为，《山海经》“涉及面广泛，诸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疾病、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及祭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器物的发明制作，以至绝域遐方，南山北地，异闻奇见，都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当然，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和中国神话渊府也不错。

现在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秀（歆）在校阅古籍时整理而成的。当时，刘秀（歆）发现的《山海经》是三十二篇，后经整理成为十八篇。这十八篇经晋郭璞作注后流传了下来。清人郝懿行博采诸家之长，为《山海经》作注，写成《山海经笺疏》。现在行的就是郝懿行的笺疏本。

今本《山海经》为十八卷三十九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卷二十六篇，共二万一千多字。这部分又称为《五藏山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这“海外四经”四卷四篇及“海内四经”的“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卷四篇以及《海内经》一卷一篇。而《大荒经》包括了“大荒四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四篇。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刘秀（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认为是“出于唐虞之际”，为伯益所著。司马迁和班固都承袭此说。南宋朱熹则认为是战国屈原之后人为解释《天问》而作。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决非一人一时所作。大都认为，《山经》，即《五藏山经》成书最早，保存了许多远古的传闻资料，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海经》和《大荒经》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汉初期。由于《山海经》内容及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要确定其具体的作者及作年是非常困难的。

《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及《大荒经》三个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山经》的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等，对各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也时有描写。《海经》中的《海外经》多写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有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则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枭阳、巴蛇、贰负的状况等，也记载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大荒经》则主要记载神话，在各部分中，它保留的神话是最多的，一些重要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禹杀共工、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就记载在这一部分里，是研究神话的宝贵资料。

在古代，《山海经》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在书中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山海图”这样的说法。郭璞注《山海经》时也有“图亦作半形”、“亦在畏兽图中”这样的说明。可惜的是，这些图大部分都已亡佚了。

◇二《山海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地理、宗教、神话、动植物、医药、历史、气象等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的那样：“《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而《山经》在记述时，往往以山为纲，以首山叙起，依次叙山名、水名、道里、民族、风俗、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又是研究其他学科的宝贵材料。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结胸民、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长股国、一目国、大人国、君子国、无肠国、夸父国、黑齿国、玄股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并非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但也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这是研究古代巫的活动的资料。又如：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一段神话的前半部分写女魃在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的作用，后半部分写巫师驱逐女魃的宗教活动。“神北行”即是巫师的咒语。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这就意味着《山海经》中的这一谱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言。再如鲧这一人物，《国语》、《尚书》、《左传》、等书都把他写成反面人物。《国语·周语》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尚书·洪范》载：“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这些材料不是说鲧品质不好，就是说鲧治水方法不对，因而被尧所杀。而《山海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照这一记载，鲧被杀不是因为他品质不好或治水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因而激怒了帝尧。鲧不仅不是反面人物，而且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到底《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呢，还是《尚书》、《国语》中的记载真实呢？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山海经》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假如我们把《山海经》的这一记载与屈原《离骚》中的“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以及《惜颂》中的“行婞直而不豫合，鲧功用而不就”等联系比较一下，恐怕还会倾向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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