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等。

宗教典籍，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面貌。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下跨越近千年，其间，更替变换的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

扩展资料：

《四分律初分》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17年1月30日)，是敦煌遗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早期写卷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本卷抄写于酒泉，后流传到敦煌，最终封存于藏经洞，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北魏时期的敦煌还成立了一个官方写经机构，它们的尺幅形式、所用纸张、用笔风格、格式规范、卷末题记都基本一致，可视为北魏官方抄经的标准品。

到了隋唐时期，唐朝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丝绸之路更加繁荣。

唐咸亨至仪凤年间(670-679)，武则天也曾动用官方力量，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为亡母杨氏祈福。这批写经书法精严腴润，装帧考究，为唐代写经中的上品。

在宗教典籍中，敦煌遗书也保存了不少关于三阶教、敦煌禅宗和道教典籍，可据以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的面貌。

人民网--艺术收藏--敦煌藏经洞里藏了哪些珍品遗书

1、《敦煌学大辞典》

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中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编写，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遗书数量没有斯坦因多，但他进洞数周，“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所得7000余件皆为精华，文本、考古价值最高。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终于“回家”，5300余件以数字资源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距离1908年它们被带出敦煌，正好110年。

3、《敦煌变文选注》

敦煌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

在它没被发现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这些都一度成为疑案而难有确定的答案。

4、《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成名作，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

比如，唐代实行度牒制度，持有祠部所颁发的度牒的道士方为正名，享有免除差徭、赋税、兵役的特权，而且籍隶宗正寺，享受皇室宗亲的待遇。所以，出家当道士在唐代很时髦，这也导致了国家为维持官方教团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5、《归义军史研究》

近20年后再版，足以证明这部敦煌学入门书的畅销。作者重点探讨了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中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2001年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也是敦煌学的入门读物。

敦煌佛经，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佛教文献。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和档案文书，世称敦煌遗书。其中约90%是佛教典籍，内容涉及：(1)翻译经典。这是指由域外传来的佛说经典和解释佛典的论著。这类典籍的数量最多，特别是几种常见经典，如《金刚经》有近二千号，《妙法莲华经》则达四、五千号。其中不少是4、5世纪的古写本。这些古写经一般有统一的规格和字体，写卷所用纸张及装潢也较考究，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校勘价值。敦煌佛经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朝廷颁赐和四方僧人带来的，也有本地寺庙和经生抄写的。不少经本是僧俗信徒作功德的供养品，经尾写有题记的，更具有研究价值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

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

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

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