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物质载体经历了先秦时期的甲骨、青铜、石刻、简牍、缣帛后，至汉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汉代发明了纸，使古籍开始朝着适应纸质的技术方面发展。纸的发明，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西汉时期的纸，有来源于动物的丝绵纸和来源于植物的纤维纸两种。

丝绵源于蚕茧。我国养蚕历史悠久，至西汉时期，已经能用蚕茧做原料制作丝绵了。制作丝绵的方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在竹席子上，再把竹席子浸在河水里，将丝绵冲洗打烂。丝绵做成以后，从席子上拿下来，席子上常常还残留着一层丝绵。等席子晒干了，这层丝绵就变成了一张张薄薄的丝绵片，剥下来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了。这种薄片就是“赫蹄”，也就是丝绵纸。

植物纤维纸在西汉时期居多，当时的纸已经为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出土地点有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陕西西安灞桥汉墓、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等，先后10批，均为麻纸。其中7处为西汉时期纸，3处为东汉时期纸。

天水放马滩汉墓是1986年发现的，当时出土的纸质地图，年代约属西汉文景时期。因墓内积水，纸已残破。纸呈**，质薄，表面光滑平整。纸上用墨线绘制山脉、河流和道路。此纸用于绘制地图，当然也可用于写字，说明早在西汉初年造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

西安灞桥汉墓中的纸是比较典型的纤维纸。灞桥汉墓中发现了数张包裹着铜镜的暗**纤维状残片，考古工作者细心地把黏附在铜镜上的纸剔下来，大大小小共有80多片。后来经过化验分析，原料主要是大麻，掺有少量苎麻。在显微镜下观察，纸中纤维长度1毫米左右，绝大部分纤维做不规则的异向排列，有明显被切断、打碎的帚化纤维。这说明古纸在制造过程中经历过被切断、蒸煮、舂捣及抄造等处理。

根据这一发现，考古学家认定，这就是西汉时期麻类纤维纸，并将其命名为“灞桥纸”。它虽然质地还比较粗糙，表面也不够平滑，但无疑是最早的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

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发现的纸，其工艺水平和制作质量相对成熟。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发现一个残破的陶罐，里面有一些铜器，后通过清理，发现陶罐里装的都是些西汉时期做装饰的铜饰件，还有一些西汉时期通用的铜钱。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3个与一个铜饰件锈在一起的铜钱，没想到在这绣在一起的铜钱里竟有一团黄颜色的纸状物，展开后有3块。后经鉴定，这几块纸状物完全符合纸的特征，是名副其实的纸。后经过断代研究，发现出土的铜饰件都是西汉时期以前非常流行的装饰物，而西汉时期以后却使用得很少，而这些铜钱也是在西汉时期流通的。

更为重要的是，装这些东西的陶罐也是西汉时期的，如果这些文物是后人装进去的，不可能找来一个西汉时期的陶罐来装。如果确定这些文物是从西汉时期保存下来的，那么被密封在铜盖里的纸肯定也是西汉时期的纸。

通过初步判定，这些纸是西汉早期的纸。虽然这些纸与现代纸相比显得比较粗糙，但是它比灞桥纸无论从工艺水平和制作质量来看，要成熟得多，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产的纸了。后来将从扶风出土的古纸依据出土的地名，定名为“中颜纸”。后经鉴定，这几张纸是西汉时期汉玄帝和汉平帝之间的物品。由于纸是作为衬垫物在锈死的铜饰件里面发现的，隔绝了外部环境的破坏，具备了长期保存下来的条件。

对于西汉时期的麻类植物纤维纸，后来北宋时期的官员苏易简在所著的《纸谱》中说道：

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当时人工造纸，先取质量柔韧的植物类纤维，煮沸捣烂，和成黏液做成薄膜，稍干后用重物压之即成。

此外，古代还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而造纸技术的不断完善，为古籍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渠道逐渐扩大后形成了一条可供船只通行的运河。张良沟最初是由当地人民修建的一条灌溉渠道，目的是引水灌溉农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渠道逐渐扩大，形成了一条可供船只通行的运河，张良沟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灌溉工程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奉命校理群书，撰为《七略》，将典籍分为六大类。

此后，到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四部分类法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清同治年间，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编《书目答问》，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部，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五部分类法。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

中国的古籍在历史上迭经水火兵燹等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受到破坏甚至毁灭，现在的古籍与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籍相比已经是万不存一，所以保护古籍就显得更为重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同样适用于古籍。然而，由于保存条件不善，古籍遭受虫蠹鼠啮、霉蚀烬毁、酸化老化等原因形成破损，有的甚至变成无法翻阅的“书砖”或严重虫蛀、絮化古籍。竭尽全力保护抢救古籍，千方百计地保证古籍安全，已成为当前一项急迫的任务。

先秦史籍的特点，多为资料汇编，或修订、解释历史文献。—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士大夫成书，非—时一人，因此没有严格的体例。正由于此，它成为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唐以前史体流派有六家，先秦史籍占四家。六家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比较有严格义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纪传、编年、记事本末三大体，最早产生的就是编年体。

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和传说，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因此、使用先秦史籍，要参阅《考信录》、《古今伪书考》等辨伪。

两汉魏音南北朝史籍是史学和史籍成熟、独立和发展时期，它不仅从经部的附庸地位走出，而且成为一个大部类，列于四部中的第二位。首先，恢宏结构的纪传体达一创新，体大思精，使得新的史学典籍容量大，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史记》和《汉书》。司马迁著《史记》就有明确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成一家之盲”。《汉书》用纪传体载西汉首尾一朝史事，成为一代大典。《史记》、《汉书》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史学的成熟，历史家已经能够在相当广度与深度上描绘历史．揭示历史发展内在的动力，从而奠定了文学与史籍的独立地位。其次汉魏六朝还有多种文体产生，以及史注的繁荣。从体裁来看，除纪传体正史外，有别史几十种，有人物传记219种。人物传冉分类，有《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高借传》等。还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会稽先贤传》、《益都杏旧传》、《襄阳营旧传》等。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最筷，因而形成了专门的“哲学”，引申某一氏族的来源、世代世系、户口辽徒等。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也十分发达。三国时魏，产生了第一部类书《皇览》。从史注看，注家蜂起，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和郧道元《水经注》等名著。其=，史籍数量大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署录，类日有十三，数量总计874部，16．558卷。《汉书·艺文志)在六艺赂和请子略中附庸的先案史籍．仅34部，1384篇。其四，史籍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这表现在四个力而。一是内容宏阔：如《史记》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的通史，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二是体例创新，史例、史法纯熟。三是语言锤炼，如前四史，是公认的文史名著。四是史观进步，尤以《史记》最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