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都市生活繁华，市民文化也随之勃兴，相继出现过众多市井文娱活动，其中有一项“说话”伎艺——也就是说书、讲故事——尤其受到士庶民众的广泛欢迎。然而因为品类繁杂琐屑，加以载籍纷歧不一，历来都缺乏缜密而详审的研讨。以所谓“南宋说话四家”为例，王国维、鲁迅、胡适、陈汝衡、王钟麟、孙楷第等近现代学者，或因所据文献不尽相同，或对资料释读存有分歧，便先后产生过各种说法；至于每一家说话流派内部所包含的具体细目，也同样聚讼纷纭，难有定论。钩稽排比相关史料，居然还牵扯到不少中外学者延续数十年之久的争论，能够从学术史的视角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颇感兴趣的诗人戴望舒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谈〈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收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就涉及“说话”伎艺中“讲史”一派艺人的家数问题。他在文中述及自己写作的缘起，乃是因为“最近读到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东方学报》第十四册第二分册。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杂剧之构成》那一篇。吉川幸次郎先生是日本少壮的中国学家，近年从事元曲研究，于学术界贡献甚巨”。他提到的这一期《东方学报》出版于1944年2月，此时的吉川幸次郎刚届不惑之年，但已经在日本汉学界崭露头角，数年之后还凭借《元杂剧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次发表的正是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戴望舒对吉川的研究近况显然极为关注，然而在礼节性的称赞致意之后，随即就提及，他的论文中“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便是关于引用《东京梦华录》的句逗问题”。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曾经详细开列过一份包括“说话”在内的民间艺人名单，近现代学者在考察“说话人”家数的时候经常会加以征引和分析。戴望舒认为其中一段文字应当标点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而吉川幸次郎居然掐头去尾地读成了“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为了证明自己判断无误，戴望舒还从《东京梦华录》原书当中寻找到了重要的佐证：“同书卷六《元宵》条有‘尹常卖：《五代史》’等语，即可为吉川先生误读之证。”通过前后文的比勘互证，来坐实吉川在研读中确实存在断句失误。

　　平心而论，《东京梦华录》中有不少内容确实很难读懂，尤其是涉及市井民俗的部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作为参考，有时几乎难以索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耗费二十余年时间校注此书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就曾经大叹苦经：“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俱难强解。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戴望舒对此应该也深有体会，所以并没有对吉川幸次郎的误读多加苛责，而是相当体谅地说：“《东京梦华录》是一部极可爱而又极不易读的书，而遇到这种地方，文字之连上读或接下读又是毫无标准的，读错了原无足怪。”兴许是为了宽慰对方，他又附带批评道，即便是中国学者也难免会出现类似的谬误：“赵景深先生曾把‘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孙楷第先生读此节时句逗的错误又完全和吉川先生一样。”所述赵景深的断句失当，留待下文再予细说。先来看孙楷第的讹误，源自他发表在1930年《学文》创刊号上的《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其中引录《东京梦华录》此节文字，标点作“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两相对照，确实和吉川幸次郎的理解相仿。据邓之诚所述，他在整理《东京梦华录》时曾经得到过孙楷第（字子书）的慷慨襄助，有不少资料“皆友人孙子书举以告我者”（《东京梦华录注·自序》），可见孙氏对此书素有研究，颇多蓄积，然而在细节方面仍不免略有疏失，足证戴望舒所说的“读错了原无足怪”，洵非虚语，并无客套。

　　孙楷第的这篇论文此后经过润饰，相继收入其《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论文集中，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所出现的那处断句错误都已经改正无误。不过仔细考察缘由，促使他修订疏漏的恐怕还未必是因为戴望舒的指摘，而是俞平伯在1931年4月发表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号上的《〈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后收入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燕郊集》）。文章指名道姓与孙氏商榷：“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致所记名字悉误。”在示范了正确的断句方式应当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之后，俞平伯又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提到：“此文甫毕，在同书卷六‘元宵’条，歌舞百戏下有‘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可证。”同样通过书中的内证来判定对方的误读。孙楷第当时正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职，就常情而言，应该很容易留意到同样在北大兼课的俞平伯的批评，据此修正自己的误读自然也顺理成章。

　　毫无疑问，若就文句之联上抑或属下，乃至寻求原书内证而言，早在戴望舒之前，俞平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不过再仔细推敲一番，宋人究竟如何“说话”的问题，实际上仍存待发之覆，即戴望舒在文章中还提到赵景深曾将其中一句读作“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卖”字在上下文中到底该如何归属，依然存有分歧——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中将此句标作“尹常卖五代史”，便索性不予细究，含混敷衍过去了——赵景深的误读见于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上发表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他根据孟元老的叙述，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情况，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常”并列，作为“讲史”类的两大派别。论文后来收入其《银字集》（永祥印书馆1946年）中，内容一仍旧贯，并无丝毫改动。究其原委，大概正如戴望舒在另一篇与这场争议相关的文章《释“常卖”》（亦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所言，当是认为在《东京梦华录》原文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其实类似的理解并不仅见于赵景深此文，在此之前，热衷于考证传统小说的胡适也注意到“宋代‘说话’的种类，各书说的不相同”，并在日记中通过列表的方式来比较《东京梦华录》与《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文献中的记载，以便考察“说话人”的流派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之中，就赫然列有“卖五代史”一项（参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10月21日条），可见他也同样将“尹常”视作该艺人的姓名，其断句方式和赵景深完全一致。

　　赵景深、胡适等人依循上下文句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似乎言之成理，不过戴望舒对这样的标点方式仍然持有异议。他在《释“常卖”》中认为“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他还特意摘录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的记载，并进而推论说：“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强调“常卖”意为走街串巷贩卖日常货品，是当时的行当名称，不能拆开分释，而“尹常卖”则是由姓氏加职业而构成的特殊称谓。这一结论无疑是信而可征的，直到此时，这个涉及宋人“说话”的问题才算得到较为圆满的解答。

在戴望舒之后，另一位俗文学专家叶德均又写了一篇《释常卖》（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戏曲小说丛考》），同样批评“近人论小说的专著和文学史之类，就有把‘卖’字当着‘卖唱’、‘叫卖’之类的‘卖’字看，和前面‘说’字作对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当作人名，在旁边加个人名号，如赵景深先生《南宋说话人四家》（见《银字集》）一文”。而他的意见与戴望舒完全相同，即认为“尹常卖”才是对这位“说话人”的正确称呼。除了戴氏先前所举证的《云麓漫钞》之外，他又征引了《铁围山丛谈》和《中吴纪闻》这两部宋人笔记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由于增添了新的例证，使得戴望舒所作的推论更显得坚确不移。戴望舒曾在四十年代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约请过众多学者撰文助阵，叶德均也在受邀之列；而在吴晓铃蒐集整理戴氏遗稿的过程中，叶德均也提供过参考意见（见《小说戏曲论集》中《读〈李娃传〉》一篇编者附记），足见两人在学术上颇有交谊，叶氏在考证“常卖”一词时或许受到过戴氏的启发也未可知。至于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版）、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许政扬文存》）、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著中也都列有“常卖”条目，各家结论基本相同，而考释更为详赡；甚至还有学者如戴不凡在《小说识小录》（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小说见闻录》）中，进一步寻绎宋人笔记中留存的蛛丝马迹，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尽管他们未必都参考借鉴过戴、叶两位的论文，但就时间而言，均已在两人之后了。

　　直接卷入这场争论之中的学者，当然会认真参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释结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讹误。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编的第一、二两章《元杂剧の构成》就是根据此前在《东方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修订润饰而成。在引录《东京梦华录》的那段内容时，吉川将原文转译为“霍四究が说三分、尹常卖が五代史”（据岩波书店1954年第二版），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误读而及时加以补救。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清茂中译本《元杂剧研究》中，却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将这段文字恢复为汉语时，竟然在“尹常”旁添加了专名线（据台湾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四版）。据郑清茂在《译后记》中自述：“我对元杂剧虽有偏爱，但自认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又说：“我翻译本书时，最感棘手的是书中所引中文资料的还原工作。”他或许并不知晓此前围绕着这段文字的标点所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议，在检覈《东京梦华录》原文时又疏忽失察，没有仔细参酌吉川的日译，反而以不误为误，最终导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郑氏在《译后记》中还郑重提到：“胡适之先生、郑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陈世骧先生、牟复礼先生、严一萍先生、罗锦堂学长、郑再发学兄，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我指示或协助。”他将“尹常”视作人名，倒是和胡适先前所作判断如出一辙，不知是否受其影响。列入这份致谢名单之中的郑骞（字因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记》（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龙渊述学》），其中有一条专门考释《东京梦华录》中“常卖”一词，依据《孙公谈圃》《云麓漫钞》和《志雅堂杂钞》等宋人笔记中的记载，指出“常卖为当时一种行业，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设店铺，以贩卖杂货为生者也”，虽然未曾言及戴望舒、叶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结论倒是不谋而合。从其所举例证来看，又有溢出戴、叶两家范围之外的资料，想来并非有意掠美，而是无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郑清茂着手翻译《元杂剧研究》之际，郑骞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考辨，未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点。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而言，在这个细节上终不免被译者误导。

　　另一位当事人赵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汇为《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那篇出过纰漏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经过了修订。赵景深与戴望舒过从甚密，在结婚时甚至还盛邀对方出任过男傧相；和叶德均之间则有师生之谊，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过叶氏的遗著，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当然会格外留意参考吸取。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能够亡羊补牢，避免谬种流传，还算为时不晚。

　　更有意思的是，在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与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过元代戏曲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便在日本《书报杂志》上撰写长篇书评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译过来，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其内容“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有当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甚多。因定为低下之书，其疏漏之严重为近来中国出版注释书中所罕见”，言辞犀利刻薄却又有真凭实据，惹得自视极高的邓氏耿耿于怀，“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气和之难耶！”“气坠，起坐良久，乃知又受凉矣！”（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年9月8日条）为了一探究竟，邓之诚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为寻觅入矢义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条）。甚至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他还像小孩子斗气一般说道：“闻日本又遭海啸，名古屋最甚，骂我之入矢义高谅不致受虚惊也。”（同上，1959年9月27日条）而等到接获入矢义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评价说：“其辞极奚刻，指摘甚当，然亦有说可两存者。其人颇称许邓广铭、王利器、周祖谟，服其精审。予老矣！不欲与少年争得失，撰为此注颇有托意，时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条）尽管心有不甘而欲极力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存在失误。看到邓广铭等年轻一辈的学人受到对方推崇，又颇有几分失落怅惘，但也只能强作宽慰之词，聊以排遣抑郁。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留下一笔：“《光明日报·史学》载邓广铭等四人所为文，袭用入矢义高语句，盖赏其能骂我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诚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应该是当天发表的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合作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别列有“古籍整理”一项，介绍“我们在古典历史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今译和标点断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宋史专家，邓广铭对《东京梦华录注》自然会特别注意，对《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转载的那篇书评当然也不会错过，而批评起来也正如入矢义高那样并不客气（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邓广铭全集》第十卷中，涉及《东京梦华录注》的内容已经删削殆尽）。面对入矢义高和邓广铭等人桴鼓相应的批评，理亏的邓之诚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在日记中发泄一通。

　　入矢义高胆敢撰文批评邓之诚这样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备而来，绝不会率尔操觚。实际上，他从1949年开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读《东京梦华录》，所指摘的讹脱疏漏无疑都经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历经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入矢义高最终联手另一位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合作译注《东京梦华录——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书最先由岩波书店于1983年出版，后转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订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比起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来，无论是史料征引，还是文句考订，入矢义高和梅原郁的译注本都显得更为精审翔实。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其他学者所作的考订辨析。尽管全书使用日语撰著，却非常值得翻译成汉语以供参考。而在笺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说话人家数的文字时，他们特别指出“尹常卖五代史”一句，曾经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常’售卖‘五代史’”。两人随即参考戴望舒、叶德均两位的考证，对“常卖”一语加以详尽确切的注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中，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学者又扳回了一局吧。

《易》，传下来了。读《易》的方法没有传下来。

你举的例子，三种都说得通，用在不同的方面。一两句话说不清。

古代读书人，都是要学静坐的。比如孟子著名的话：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从静中得来的。在《大学》中开篇就是：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安而后。。。。最后落在“得”上。这个“得”，就是佛家“觉”的儒家描写。

《易》中有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就是描写打坐中的状态。

打坐，修的是“觉”，也勉强可以称为“直觉”，就是说，该用哪一种句读，就自然而然地会用到那一条。所以古人解《易》爻辞彖辞等，也都各有不同的。哪怕是对同一现象在同一时间起卦也因解卦人不同而有不同结论的。都是因为“觉”有高低，也就是俗人说的修练有高低决定了解《易》的准确度。在关于易的书中，这种例子很多。

一个更加勉强的例子，似是而非的例子就是相声中说的：兄弟三人孤独一技。可以有好几种解法。不过，这个是学了表没有学到里才会闹出笑话的例子。

请参考《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例子。也有另类版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种断句，有三种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