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

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

《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钟书先生其人其书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钟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钟书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著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钟书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致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的术业专攻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钟书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钟书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我看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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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像、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他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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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睿智的钱钟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围城》妙语

1、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了，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2、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3、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4、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玷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5、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6、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细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7、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8、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9、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10、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1、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劳，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12、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13、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14、那时候苏**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15、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

16、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捺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它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地走近来。

17、他们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谁知道从冷盘

　　莱特兄弟，即维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1867―1912）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1871―1948）是美国发明家。1903年他们成功地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后，兄弟两人名扬全球。

　　虽然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把声名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工作，不写自传，不参加无意义的宴会，也从不接待新闻记者。

　　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哥哥维尔伯发表讲话，维尔伯回答说：“先生，你知道吗，鹦鹉喜欢叫得呱呱响，但是它却怎么也飞不高。”

　　还有一回是弟弟奥维尔的故事。奥维尔和姐姐一起用餐，吃到一半，奥维尔顺手从口袋摸出一条红丝带擦嘴，姐姐看见了问他：“哪来的手帕这么漂亮？”

　　奥维尔毫不在意地说：“哦，这是法国政府发给我的荣誉奖章，刚刚嘴巴沾油没手帕用，我就拿来擦嘴了。”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最出名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一代才子钱钟书出生在摇曳着水声桨影的江南名城无锡。钱钟书周岁“抓周”时，第一下就抓住一本书不放，伯父为他起名“钟书”。这个名字倒真地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

　　钱钟书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被人叹称为“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他看过的即使是晦涩生僻的古籍，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有时甚至一字不差。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记忆力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也不曾衰退，1979年访问美国时，他常常对提及的学术内容倒背如流，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过目不忘的天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使他成为个性独特的小说家。他的《围城》充满了机智、幽默，蕴涵着深邃的讽刺，让人在浅笑中感悟深刻的哲思，回味无尽。他在《围城》里说，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智慧的譬喻，不仅对婚姻，也是对事业、理想、金钱等人世种种的凝练概括。

　　“文革”时期，钱钟书凭着超人的记忆力、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孜孜以求的刻苦精神完成了学术著作《管锥编》。“管锥”喻意“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这部鸿篇巨制，可称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其广博的思想和浩瀚的内容使人震撼。达观直率、淡泊名利的品质凝聚成钱钟书荣辱不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文化昆仑”；竟被指派在一名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但他却能一直幽默乐观地生活，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批判面前，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的新作旧著，被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面对这种火爆，钱钟书始终保持静默。对所谓的“钱学”热，他认为“吹捧多于研究”、“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

　　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枝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概括起来说就是：头脑、笔和骨气。

人物生平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 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 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 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 ，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F，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书法成就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文学成就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古籍记载

《南越笔记》卷四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明史》列传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 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尧山堂外纪》

陈白沙下第，有神见梦于人曰：“陈先生卷为某投之水矣。”先是，献章寓居神乐观，科道群公往来请益，既而某被劾，疑出白沙，故特恶之，且曰：“彼戴秀才头巾尔，动人若是，脱居要路，当何如耶？”揭晓，编修李东阳为同考官，主《书经》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叹恨。（戬，字景元，安福人。后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陈白沙应诏之京，道过南安，太守张东海欲用曹参礼盖公故事，款留数月受教，白沙不可，东海不能强。

按察使薛纲始疑白沙，及见，即欲解官从学，有诗曰：“欲抛事业留门下，老骥那能学骏奔。”进士姜麟以史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至京师，有问之，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宪庙升遐，哀诏至广，白沙哭之恸。

白沙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都御史邓廷瓒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辅出使外夷，以其师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数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有诗曰：“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根万茎秃。”

弘治间，李若虚任广之宪使，有以旧交谒者，若虚转致以见白沙，并求言赠之。白沙少学于临川吴聘君。询知其人所居，与旧同学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为里，乃以幅纸写一绝云：“居邻厚郭一鸡飞，桂树于今大几围？老忆旧时灯火伴，青山何处望霏微？”桂树，乃昔游丰城时见胡庭之所植也。盖以宪使代请，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轻言。故赠之如此。

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数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辞吾君。”复作一诗云：“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白玉楼。”曰：“吾以乱世。”殁之日，顶出白气，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人物评价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同时，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评论陈白沙的理学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王守仁）而至大”，甚为赞誉白沙学说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概括陈白沙的理学思想面貌时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现代学者章沛教授在其《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推崇陈白沙，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接触的哲学家、理学家，是有明一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新的评价，把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归结为：“自然道论——自然人论——心——涵养论——世道论。因而明确地得出陈白沙哲学的主要范畴体系，即”道——人——心“的科学系列，展示了陈白沙哲学本系论朴素唯物的主要基本方面，指出陈白沙的自然观”采取了关于“道”的朴素唯物的观点，给予“道”以和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位置。他（陈白沙）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也修正了道家传统的“道”的超绝观点，发挥了“道”与整个客观宇宙同一的意义。

后人研究

1、《陈白沙与江门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2、《白沙心学与道家思想》，张云华，广州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代大儒陈白沙》，曹太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4、《广东大儒陈白沙》，陈占标，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

5、《陈白沙诗文笺疏》，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

6、《白沙采青》，欧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9月。

7、《陈白沙诗文选》，关步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8、《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黄明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9、《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白沙理学与江门学派》，张大年，饮水书室 ，1998年4月。

10、《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云华，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1、《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2、《陈白沙诗笺》，陈奇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13、《陈献章集》（上、下），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陈献章评传》，黄明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刘兴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陈白沙诗学论稿》，章继光，岳麓书社，1999年。

17、《陈白沙新论》，杨曙星、王伟雄，花城出版社，1995年。

18、《The Search for Mind：Chen Pai-sha, Philosoper-Poet》，Pau1Jiang,Singepore University Press

19、《白沙学刊》第1-4册，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3 ~ 1967年。

20、《白沙心学》刘兴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关于学习的文言文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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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2000926abcd

欧阳修苦读1欧阳公2四岁而孤3，家贫无资。太夫人以4荻（dí）5画地，教以书字。多诵6古人篇章。及7其稍8长，而家无书读，就闾（lǘ）里9士人10家借而读之，或11因12而抄录13。抄录未毕，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欧阳公：指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3孤：小时候失去父亲。4以：用。来干什么。5荻：多年生草本植物，与芦苇相似。6诵：（多诵古人篇章）朗诵。7及：等到。8稍：稍微。9闾里：乡里、邻里。10士人：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此指读书人。11或：有的时候。12因：趁机，借……的机会。13抄录：抄写。14务：致力，从事。15诗赋文字：诗歌文章。1司马温公幼时，2患记问3不若人。群居讲习，4众兄弟5既成诵，游息矣；独12下帷13绝编，6迨能7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8乃终身不忘也。温公9尝言：“书不可不成诵。10或在马上，或14中夜不寝时，11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选自朱熹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1]患：担忧，忧虑。3：不若：比不上。若：如。4：众：众多。5：既：已经。6：迨：到；等到。7：倍诵：背诵。倍：通“背”，背诵。8：乃：于是，就，才。9：尝：曾经。10：或：有时11：咏：吟咏。12：下帷：原指汉代董仲舒下帷讲学，三年不看窗外这件事。这里借此指专心读书。13：绝编：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意思是，翻阅的次数多了，编木简的

2关于学习的文言文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这是令人疑惑的！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读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聚在一起嘲笑他。问他们（为什么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则足以感到耻辱；以官大的人为师，则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之道的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