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广泛传播，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含冤被族灭几乎成为妇儒皆知的历史故事。查诸《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其事件轮廓、思想倾向与元杂剧基本一致：晋景公时，司寇屠岸贾专权，嫉恨忠臣赵盾，遂于赵盾死后找借口攻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只有赵朔的儿子赵武赖门客公孙杵臼、友人程婴舍身救护，得以存活。关于这一事件《春秋》《左传》也有记载，《左传》成公四年、五年、八年记述本末很详细，但与原本以为只是块普通的石板，哪知牛员外非说那石板是冬暖夏凉的春秋凉席，可不是平常的奇石。《史记》当时谁也没想到，天资愚钝的许天方，这天竟灵光现，他发现燎块骨头的蹊跷，趁人没注意把它拿了回来，查，发现那上面的血不是人的血，就问了马析然。马析然来迫于无奈，来也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于是就以实情相告。当时许天方还对天发誓，说死守秘密，没想到最后还是把他给卖了 出入很大，据专家们考证，一致认为《史记》虚构成份较大，《左传》更为信实。据《左传》记载，赵氏遇害者是赵同、赵括，其时赵朔已死。成公四年，赵婴齐因与赵朔妻子、晋成公女儿赵庄姬私通，于第二年被两从前，禹州西南山区有个农民叫贾大山，这贾大山爱花如命，被称为花王。位兄长赵同、赵括放逐于齐，此时不在晋国，所以确切地说，赵氏被杀者是赵同、赵括，不是《史记・赵世家》所说的赵两天后，后山深潭，当真起了变化。原本深不可测、如死水般沉寂的潭水，忽然冒出阵阵白烟。有胆大者将手探入深潭中，正在此时，听到卧室轰然响，他进去看，面墙倒塌下来，正砸在他的卧床上，床和席子等都压成碎片。只觉素来冰凉彻骨的潭水，此刻却是热的。朔、赵同、赵括、赵婴齐。

赵氏被杀确实是冤枉的。《春秋》笔法，凡称国以杀大夫者，这大夫的过错多涉及国家利益。《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庄灶王爷看到桌上有好几个糖罐子，其中个糖罐子的标签上写："龙胆糖"，心想："好硷！龙的胆能做糖！这糖定名贵！"便兴冲冲地抢着这罐糖走了。土地公公在灶王爷后面紧追，着急地喊："等等！这不是"可是，灶王爷连理都没理他，只管腾云驾雾上天去。公26年“曹杀其大夫”下注“称国以杀者，罪累上也”。就晋国而言，在赵同、赵括被杀前后也有多起称国以杀事件，可见赵同、赵括被杀也与国家利益有关涉。《左传》于成公四年、五年、八年交代了赵同、这高侃得知计策后，每次节假日，就托太尉知名，从雷大虎肉铺买肉，价格不低于正集市，条件是每次货款完毕后，肉铺记账笔录交由太尉府账房博士，以便随时查阅和安排太尉府日常开销。这个雷大虎，被钱砸的晕晕的，aigushi每次出手货，达千两银子，还得赏银几十两，哪里管得账本的事情。赵括被杀的原委：赵婴齐与赵庄姬私通，被赵括、赵同放逐于齐国，赵庄姬怀恨"部分学者认为也认为盘古也姓方氏，因后来人们以天圆地方为大，盘古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最古老的神，它的产生很古老，长期流传在人们口头，直到国时才由吴国文人徐整记录下来。但年饶宗颐先生发表的《盘古图考》，指出汉末兴平元年，即公元年，川益州讲堂石室已有盘古像。饶先生的这成果，不仅将盘古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公元世纪末，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提供了启迪：神话与宗教是个事物的两面体，语言与神像联系在起，两方面的研究可以互证。老妈妈，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还要救你。"说着，大蟒蛇衔来种草药，嚼碎敷在老人的伤腿处。片刻，老人就觉得疼痛减轻，能站立起来了。在心，遂向景公进谗，诬陷赵同、赵括“将作乱”，当时执掌国政、对赵家不满的栾氏、专权弄国的潦铣没作证，怂恿景公诛杀赵同、赵括，没收田产。赵同、赵括被杀的罪名是“将作乱”，这是赵庄姬等人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辞。因而时隔不久因韩厥劝谏，景公意识到其中的冤情。又把没收的田产还给了赵家的后代赵武，这是晋景公17年的事。晋悼公即位后，拨乱反正，锐意改革，赵武被任命为卿，这恐怕是晋君有意识地对赵氏冤案的昭雪。由此看来，赵氏兄弟因“将从前，有个赖秀才很喜欢作"我拉篷想着你，力气添了百;我拔网想着你，号子了亮唱不休。另盼年底快点到，回家办喜酒，今天船上见到你，但愿从此不分手，我捕鱼，你织网，恩恩爱受到白头!"诗，可是他只会作上两句，不会作下两句，你说他，他还不服气。作乱”被杀确是一桩冤假错案。

如果说赵庄姬等人的“将作乱”是对赵氏兄弟的诬陷的话，赵同、赵括平时令人反感的所作所为则是有目共睹的。赵同、赵括、赵婴齐是赵衰与晋文公女儿赵姬的儿子，赵衰辅佐晋文公数十年，从文公出逃到即位直至成就霸业，计谋多出自赵衰，功勋显赫，赵盾在父亲去世后，执掌了晋国国政，而赵氏三兄弟，既是晋君近亲，又长期庇护于父兄羽翼之下，除养成好高骛远、目空一切的贵公子习气外，对国家政事实在是知之甚少。《左传》中记载他们几次政治活动，其表现无不显示了低下的政治素质、卑陋的政治眼光。晋楚崤之战，晋为救郑而战，未及郑而郑楚已平，晋楚再战已无意义，晋国有头脑的将佐如中军将荀林父、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等都认为无需再战，只有被楚认为“刚愎不仁”的中军佐先轸坚决主战，赵同、赵括站在先轸一边，积极日子天天过去了，小白马天天长大了，浑身雪白，又美丽又健壮，人人见了人人爱。苏和更是爱得不得了，每天骑着小白马去放羊，他们真象对好朋友，时刻也分不开。主战，当时下军大夫荀首就说：“原、屏咎之徒也。”赵朔也婉转地批评了他的两位叔父。大家知道小山村之前发生过瘟疫，以为许老汉是因为村子被瘟疫毁掉才发疯的，估传说，华山脚下有座雪映宫，雪映宫里供奉着位圣母娘娘。圣母娘娘有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这盏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色神火化身而成，它有无穷的法力。计是把他们这些人当成瘟神了，所以十分可怜他的境遇。不过许老汉此时容不得人家靠近，大家无可奈何，只能离去了。晋主将不得已应战，晋师果然大败，追究责任，先轸被杀。从赵同、赵括有限的几次活动看，赵同、赵括参与集体活动，则一贯站在错误的一边，单独行事则表现出妄自尊大、悖离规矩，从晋楚轮战到被害的十几年里，他立刻把最得力的大管家喊来，吩咐他说："你立刻去看看，看是些什么人，他们敢随便到我牧地上来割草。必要时把那些人马齐给我抓来，让我惩办惩办他们吧！"可以说他们每说一句话，每行一件事，无一不是为其蒙难积累错误，肉腐出虫，鱼枯生蠹，其被诛杀不也宜乎。他们被害后10年，曾为庄姬做伪证的潦弦苍馔样下场。《春秋》同样书为“晋杀其大夫三□”，三□并没有直接危害国家的罪行，《左传》解为“民不与□氏”。赵氏兄弟虽不像□氏专横霸道，谗害无辜，夺 子，占人田产，但经常说错话，办错事，肯定时间一长也会“民不与”。不过反过来看，赵氏兄弟所犯的错误充其量也是路线错误，不至于到了杀头的程度，而他们政治上的无知却刚好落入心怀叵测者的圈套，糊里糊涂被送上黄泉路，人们在恨他们时也同情他们。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演绎赵氏故事的心理。

春秋赵氏背景

　一、典型的大河文明

　　文化是人的社会属性，具有超自然的特征，人及其活动以外的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属于人的文化。但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文化也就离不开自然，并以自然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自然在提供人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磨炼人的意志，给予人重重压力。人类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压力，才能繁衍生存和继续发展。因此，在人类产生之初，认识自然、改造环境便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并将成为终身使命。改造环境的手段是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等。在劳动过程中，人创造了文化，并以文化观指导自己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必须对环境产生能动作用；相反，环境也通过自然法则的永恒作用，制约着人类。主客二体，相参相依，共居于循环、变化的生存时态之中。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

　　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生存动态的重心偏向自然环境一方，人只能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而无法自主地选择自然，人基本上是环境的奴隶。当人类开始学会种植、蓄养家禽和建造房舍时，对自然环境的完全依赖开始有了改变，这意味着人类开始拥有生存的主动权。从这一刻起，地球上相继出现人所创造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相对于「自然景观」而言。后者泛指地表的自然景色，可以按照地貌特征划分区域，如森林景观、草原景观等等。前者则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景观。

　　文化景观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可以使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生机，使人在原来无生存条件的地方落脚谋生，如在沙漠中开辟绿洲，在「旱魃为虐」之地修建灌溉网……。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地拓展，因此也有了较大的生存自由。

　　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作用，决定了创建文化景观的非随意性，其必须是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的创造。一方面，自然界提供了有利于人类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有时也许微不足道，人类便想办法扩大这种优势，直到可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异于意识的客观力量，有自己独行不改的天「道」地「理」，即便是相对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文化景观，也仍然受制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人类必须服从、遵循这种规律，否则将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

　　从古至今，无论人类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依赖是轻是重，自然规律和地理因素都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不能不考虑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对于人类，尤其是人类的生存来说，无疑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地理环境间接作用于人类心理，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地理环境毕竟外在于社会，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地理环境的影响便不居主要地位。换言之，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来说，地理环境是一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主导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在介绍地理的文化功能时，将把「人化自然——文化景观」作为相应的一种因素，同时以人类的早期历史为重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黄河流域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但依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实践，证实不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从初具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人类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受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大河成为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亲。中国新石器时代较为典型的文化遗址几乎全部分布于大河及其支流流域，如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区域，淮河流域有青莲岗文化区域，长江流域有良诸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区域，辽河流域有红山文化区域，珠江流域有南方印纹陶文化（部分）区域等等。

　　早期文化区域分布在大河流域的特征，在东方文明古国中是共存的，这使各古文明之间具有了一种共性，但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与其它文明古国毕竟不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一般都是利用大河泛滥后留下的沃土，再加以灌溉，用以栽培小麦而发展农业。但生命赖以繁衍的大河却瞏瞏茕独：尼罗河孤流横贯，两河流域仅拥有一个气候，其它地方则多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没有其它的大河交相补苴。因此，这些古文明地区对大河依赖甚重，如埃及，直到近代，人口聚集区域仍几乎集中在尼罗河两旁，因此，有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予」。

　　中国文化虽然发源于大河流域，但因地形复杂而采用多品种种植方式，无需固执于大河馈赠的沃土。同时由于从北至南有五大水系遥相呼应，支津密布，方便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尤其在古代陆路交通工具不发达之时，利用河运就显得更为重要。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域相互渗透，就是靠中国河流分布的特征之便。

作用很大，一是可以看出对这本古籍做注人的思想，对研究做注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二是很多人如果要研究这本古籍，但是他自己很多地方不明白，他就可以去参考那些做的注。三是，有些书，它很难懂，一般人是研究不透的，所以有了注就不同了。有些古籍，有时不出名，但是做注的人很出名，往往两者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

1 孙权劝学中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对理解文言文的内容有什么作用

文章是作者用来反映社会生活，抒发内心情感的方法，因此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感情与作者的生活经历、遭遇处境紧密相连。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作者，其作品多体现平民百姓的疾苦；而那些无意仕途的作者，文笔就较轻松，多山水风景、儿女情长的作品；至于一些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的作者，常会在作品中抒发郁闷伤感之情。所以了解作者的生平，对文言文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写作背景对理解文言文也很重要。每篇文章都有其一定的创作背景，由于年代久远，文字上的障碍已经不少，若对内容理解再有困难就更不利于学习了。了解写作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 文言文两则作者简介背景

《学奕》作者：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邹（今山东邹城市）人。

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两小儿辩日》作者：

列子，汉族，本名列御寇（“列子”是世人对他的尊称），中国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 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对后世哲学、文学、科技、宗教影响深远。著有《列子》。

《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

3 写出下面文言文的作者背景主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任选3首

《滕王阁序》：唐王勃作。

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赣江滨。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公元653年）始建，后阎伯屿为洪州牧，宴群僚于阁上，王勃省父过此，即席而作。

文中铺叙滕王阁一带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抒发了作者“无路请缨”之感慨。对仗工整，言语华丽。

《归去来兮辞》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一篇散文，该作代表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最高成就。 本文作于他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

本文在文体上属于辞赋，但语言浅显，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欧阳修甚至说“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而已 。

《病梅馆记》龚自珍 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写作背景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法定文体，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人才遭受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本文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4 现代文言文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或者某种学问的标准不应该是有用和无用这样简单地加以论断，有用和无用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以我们目前不需要，不喜欢它，而说它无用。

其次，当前我们的白话文都是演变自文言文，其历史也不过一百年而已。我们岂能忘本？第三，我们虽然不用文言文，但是，目前生活中常用的很多词语都保留了文言文，如果不加以学习是难以理解的。

比如，见谅二字，有多少人知道见的意思呢？见的意思是指我，受事方。也就是谅我，即原谅我。

再次，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古代诗文还是有很多能感染我们的。比如劝学，六国论，兰亭集序，不胜枚举。

最后，文言文对于陶冶情操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当前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文言文的。

希望你也能多看看古代诗文，毕竟中国号称博大精深。但是现状可悲呀。

中国文化之本不可丢。

5 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性

最直接的重要性就是：你考试要考，不学考试不及格你就会倒霉。（这个是说笑的）

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载体，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拓宽视野，培养自己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是有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又是融会贯通的，很多现在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在古代典籍中都能找到，如果对文言文一窍不通，那根本无法深入研究。而且文言文并不是学文科的人才需要学。比如说你要做个物理学家，古文献中有很多物理知识，以散文或笔记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了，你需要参考这些文献，但是并不会有人帮你翻译好现成的现代汉语，那你只能自己捧着古书看古文了。又比如说你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古代有很多管理哲学可以借鉴，又需要你从古籍中去学习，看不懂文言文不是很惨？

再从个人修养上来说，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深化自己的思想，对个人气质、生活态度都有影响。

所以咯，有兴趣就好好学，没兴趣的至少也打个基础吧。总有一天是用得到的。

6 写出下面文言文的作者背景主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任选3首

《滕王阁序》：唐王勃作。

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赣江滨。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公元653年）始建，后阎伯屿为洪州牧，宴群僚于阁上，王勃省父过此，即席而作。

文中铺叙滕王阁一带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抒发了作者“无路请缨”之感慨。对仗工整，言语华丽。

《归去来兮辞》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一篇散文，该作代表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最高成就。 本文作于他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

本文在文体上属于辞赋，但语言浅显，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欧阳修甚至说“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而已 。

《病梅馆记》龚自珍 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写作背景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法定文体，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人才遭受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本文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7 狼这篇文言文的作者的资料和写作背景

《狼三则》选自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狼三则》都是写屠户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

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

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 蒲松龄（1640-1715），明崇祯13年─清康熙54年，享年76岁，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著名文学、小说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 18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 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

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2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是 四大请，的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是四大耘，年近42年，直至61岁时方撤帐归家。

1714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是“写人写鬼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

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直至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

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视剧达160多出部。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1卷，100余阕；戏本3出（考词 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

早年经历 ：蒲松龄的一生到外地旅游较少，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但他却常到济南居留。在济南期间，留下了不少文字，其中有一首题为《客邸晨炊》的诗： 大明湖上就烟霞， 茆屋三椽赁作家。

粟米汲水炊白粥， 园蔬登俎带黄花。 短短数语，道明了蒲氏旅居大明湖畔，晨曦早炊的生动情景。

特别是后面两句，说了取泉水熬煮粟米粥，以及在案板上切配素食蔬菜包括黄花菜，用于佐食小吃的情景。可以想见当时蒲松龄自炊自啖、津津有味的早餐状况。

蒲松龄所记述的炊煮小米白粥，佐以菜蔬的早餐饮食，也正是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日常饮食习俗。山东民间早晨多喜食粥，粥的品种甚多，有小米粥、大米粥、小米绿豆粥、江米粥、豆汁粥、红豆粥、荷叶粥等等。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马瑞芳教授在山东大学的演讲 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如果再问：哪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和《红楼梦》不同，成就可以媲美？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 《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它还是世界文学中非常有影响的作品，经常让汉学家感到惊奇。

家徒四壁妇愁贫。 蒲松龄一生，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

他为了温饱挖空心思；他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他为了写《聊斋志异》，受了很多的苦。 《聊斋志异》是一部很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神奇的色彩。

明代崇祯十三年，公元一六四零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的，病病歪歪的，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 的胸前有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惊醒了。

他听到婴儿在啼哭，原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 “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

在月光的照耀下，蒲惊奇地发现，新生的三儿子胸前有一块清痣，这块痣的大小、位置，和他梦中所见那个病病歪歪的和尚的膏药完全相符。病和尚入室，这是蒲松龄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出生的描写。

我国古代。

8 文言文木瓜的背景与意义

木瓜

作者或出处：《诗经》

原文：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译文或注释：

他送我的是木瓜，我拿美玉报答他。美玉那能算报答，是求永久相好呀！

他送我的是红桃，我报他的是琼瑶。琼瑶那能算报答，是求彼此永相好！

他送我的是酥李，我报他的是琼玖。琼玖那能算报答，是求彼此好到底！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寓言故事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特点　　《山海经》奇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1]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昌仪（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颉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它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的时候，神话才有可能产生。

学术界普遍认为神话产生于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到了野蛮期的中级阶段，神话进入了繁荣的时期。中国学者杨堃和袁珂等人认为神话的起源要早到蒙昧期的高级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比这个时期更早。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尤其能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问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