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与权力挂钩的，史料显示，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经相当完备了。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等，都对等级之别有着严格的规定。周代盛行的青铜饮食器具——鼎便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一鼎或三鼎。豆也是如此，《礼记。礼运》载天子之豆三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食品的消费十有严格限制的，《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语：

　　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这种等分出自古代的记载。《尚书。洪范》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这就是说只有君主才能作威作福，吃玉食。《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直至清代，这种等级上的饮食规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皇家宴为例，皇帝宴桌有菜肴40品；皇后的头等宴桌膳品减少为32品；妃嫔的二等宴桌每桌2人，三等宴桌每桌3人，每桌菜肴则递减为15品。而皇帝皇后吃不完的菜则往往赐给大臣们吃。

　　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精神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吃得也要比你好。

　　天下最大的官是皇帝——其实官儿也不过是皇帝的奴仆而已，最大的官儿也跟皇帝有本质性的等级差别，权力最大的也是皇帝，所以，中国的食文化悠久与精美也在皇帝那张嘴巴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此言极是。孙先生同时又指出，这饮食文化之成熟表明了中华文明之成熟。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达到如此高峰，正如中国的”性文化“达到的高峰一样，都是极权制度。

　　何以见得？当年齐桓公吃厌了珍馐美食，就想换个口味——直接说吧，他齐桓公想吃人肉了。他手下有个臣子叫易牙，此人的厨艺非常出色，齐桓公就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对易牙说了，易牙就马上回家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做成婴儿汤给齐桓公喝了。

　　中国的君王有如此权力，想吃什么就是什么，吃了山珍要吃海味，吃了“常味”要吃野味，吃了野味要吃人味，这吃美食的欲望无限放大，如此，则中国的美食想不称霸全寰也难啊！

　　在饮食发展史上，帝王与权臣贵族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而最好的美食总是首先出现在帝王与贵族的豪华筵席上。

　　中国的宫廷御膳，称为天厨，代表了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高峰。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中国的饭店往往都要声称自己有宫廷秘方做的菜，即使是街头小摊也往往要把那圆溜溜的肉丸讲成是贡丸，把那黑不溜秋的黄酒说成是贡酒，以此招徕大众。而在电视里做的食品保健品广告，也每每挖空心思要和皇帝扯上关系，往往要让那假皇帝举起那大拇指，连声赞叹，以此诱导大众。

　　连那武侠小说说到吃，也总以那宫廷之菜为上，如《射雕英雄传》中写那九指神丐洪七公在皇宫大梁上连蹲着三个月，吃那皇宫里的佳肴，临死前还不忘那宫菜鸳鸯五珍烩。

　　自周朝起，在饮食方面皇室都是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的，很是能遵从孔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教诲。

　　周代宫廷中，建有庞大而完善的饮食管理与服务机制，其中包括负责食源的机构，负责屠宰及烹饪的机构等六种机构，六种机构又包括22个单位，计2307人。

　　在《周礼。天官》中说，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中国烹饪史上有“八珍”之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不过，那时的八珍没有后世那样的奢侈与“穷凶极恶”。（根据注疏，这八珍是淳熬：肉酱油烧稻米饭；淳母：肉酱油烧黄米饭；炮豚：煨烤炸炖乳猪；炮：煨烤炸炖母羔；捣珍：烧牛、羊、鹿里脊；渍：酒糟牛羊肉；熬：类似五香牛肉干；肝网油：网油包烤狗肝。）

　　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当然比周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

　　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 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梁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节的变化对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不小的影响。如汉末人徐干说：“在炎气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贵族也感到“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然而季节对饮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后妃那里却被降至当时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葱，韭黄等蔬菜，而这些蔬菜是耗费大量钱财，太官“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而生。”在炎热的夏季，皇帝与后妃则是“坚冰常奠，寒馔代叙。

　　盛唐在美食方面亦是一大盛世，烧尾宴正是此中的代表。何谓“烧尾宴”？据《旧唐书。苏瓌传》：“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这就是说，大臣初上任时，为了感恩，向皇帝进献盛馔，叫做“烧尾”。

　　烧尾宴奢侈到什么程度呢？

　　《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设烧尾宴时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食单。食单中共列菜点58种，糕点有20余种。菜肴有32种，从取材上看，有北方的熊、鹿、驴，南方的狸、虾、蟹、青蛙、鳖，还有鱼、鸡、鸭、鹌鹑、猪、牛、羊、兔等等。

　　例如宴席上有一种看菜，即工艺菜，主要是用来装饰和观赏的，其中有一道看菜叫“素蒸音声部”，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你看，一个工艺菜，就得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如一糕点名为“金银夹花平截”，是把蟹黄，蟹肉剔出来，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又如其中一个叫“通花软牛肠”的菜，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做成香肠一类的食品。烧尾宴中的羹汤也是非常精致的，如“冷蟾儿羹”，即蛤蛎羹，但要冷却后凉食，如清凉臛碎，是用狸肉做成羹，冷却后切碎凉食，类似肉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限于篇幅，对菜肴只能稍做介绍。

　　这58种菜点，还不是“烧尾宴”的全部食单，只是其中的奇异者。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烧尾宴确切的整体规模和奢华程度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真正确知的。

　　宋代的宫廷饮食，也以穷奢极欲著称于世。如皇帝，“常膳百品”、“半夜传餐，即须千数。”至于宴会，更是奢侈到了惊人的程度。如神宗，晚年沉溺于深宫宴饮享乐，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史载，仁宗有一次内宴，“十閤分各进馔”，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当时蛤蜊一枚值一千，这样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

　　明代的宫廷饮食也是奢靡无度的。如正月十五日宫中的元宵节，其元宵制作十分精细——将糯米磨成细面，再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作馅，然后用酒水滚成，大小如核桃般。十六日，宫中赏灯活动更盛，据《明宫史》载：“天下繁华，咸萃于此”。这一时节，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zong（土＋从），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实是难以一一例举。

　　以上历朝历代的宫廷美食虽然已极其奢华，但和清朝帝宫美食相比，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几千来的美食到清朝始臻颠峰。

　　清朝的御膳，积历代之经验，集全国之精华，美乎极乎。

　　据记载，清宫膳食，归内府管辖，具体由总管太监三员、首领太监十名、太监一百名，“专司上用膳馐、各宫馔品、节令宴席，随侍坐更等事。”（注解18）当时，紫禁城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膳房。这个伺候皇帝吃喝的御膳房到底有多少人，从无准确统计，只知道“养心殿御膳房”一处就有几百人。

　　“御膳房”菜点的原料，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天上地下，有渤海的对虾、黄河的鲤鱼、镇江的鲥鱼、阳澄湖的大蟹、南海的鱼翅、海南的燕窝、东北的熊掌、山东的鲍鱼……

　　宫廷膳食的工序要求是特别高的，如有一道“清汤虎丹”的菜，是用小兴安岭雄虎的睾丸作成，其形状如小茶碗口大小，制作时需要微开不沸的上好鸡汤炖煮三小时，然后剥去皮膜，放在调有佐料的汁水中渍透，再用特制的钢刀银刀，平片成纸一样的薄片，在盘中摆成牡丹花形状，佐以蒜泥、香菜末而食。

　　皇帝们不仅在宫里吃得好，出去吃得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如乾隆南巡时，河北怀柔县一个姓郝的地主接待乾隆，一天的酒食费就达白银十多万两。

　　慈禧，中国的事实上的最后皇帝，生活奢侈，爱搞排场，食肠发达，胃口巨大，美食是她最大的爱好。她的私厨“西膳房”比光绪皇帝的“御膳房”还大，这“西膳房”能制作菜肴4000余种，点心400余种。慈禧的每顿正膳，所用菜肴要摆三张拼起来的膳桌，菜点常在百种以上。她老人家虽说胃口很好，但面对百种菜肴实在也令她为难，所以大多数的菜她大多只瞟了一眼，就原封不动地从她眼前自动消失了。

　　慈禧夏天还爱吃西瓜，但只吃瓢中心的一点，一天竟可用去350个。

　　更值得一书的是：当年她老人家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被八国联军赶着屁颠屁颠地往西安跑。跑到西安后，仍是不知俭约，硬从各地调集燕窝鱼翅，仍要吃那百种佳肴，日耗伙食费200两银子。逃难结束后，回京的路上，1900年10月11日到达曲沃县侯马镇（今侯马市）时，曲沃县令王廷英在高显报马两镇办好皇差，在高显设三个行宫，在侯马改驿馆为行宫，另还备有45处公馆，招待的宴席上有八珍、八八席、六六席，支银数万两。

　　接上所述，清朝的帝王们平时一餐就得用去百余种菜点，当碰到节日或款待亲王大臣时，其宴席之盛况又当如何？

　　这就可以重点谈谈上文提到的满汉全席了。

　　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的盛大筵席。是清代皇室贵族，官府才能举办的宴席，一般民间少见。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满汉食珍，南北风味兼用，菜肴达三百多种，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北京御膳饭店曾将满汉全席分为六种：蒙古亲潘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节令宴。如蒙古亲潘宴即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于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如廷臣宴则是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也皆参加。皇帝则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满汉全席聚天下之精华，用材不分东西南北，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尽是口中之物，清代的满汉全席，有所谓山、海、禽、草「四八珍」。山八珍指驼峰、熊掌、猩唇、猴脑、猩唇、象鼻、豹胎、犀尾、鹿筋；海八珍指燕窝、鱼翅、大乌参、鱼肚、鱼骨、鲍鱼、海豹、狗鱼（大鲵）；禽八珍指红燕、飞龙、鹌鹑、天鹅、鹧鸪、彩雀、斑鸠、红头鹰；草八珍指猴头、银耳、竹荪、驴窝蕈、羊肚蕈、花菇、黄花菜、云香信。

　　乾隆甲申年间（公元1746年），江苏省义征县有位叫李斗的人，著了一本《扬州画舫录》，其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

　　满汉全席可谓是中国极权主义引导下的饮食文化在几千年的演练中结成的硕果，可说是达到了人类在口福方面所能享用的高峰，至今仍无物能逾越。——去年1月有客商在西安一掷万金，出36 6万去吃一酒店做的满汉全席，其实那个所谓的满汉全席当然不是真正的满汉全席，因为有些东西，如熊掌，猩唇，是不大可能得到了。那么，也由此可见，真正的满汉全席该价值多少人民币了。

　　当年香港金鹰皇冠酒店倾情推出法国宫廷大菜，共九道，每位客官698元。地球人都知道，法国菜是欧美国家中最食不厌精的菜系，但法国的宫廷大菜跟中国的满汉全席一比，那豪华奢靡程度是差得远了！

　　从商朝的酒池肉林到清朝的满汉全席，中国人民可说是为统治者端出了一道道惊人的盛宴。

　　从皇帝的御女一千二百到明清的三千后宫，中国百姓可谓是真正做到了为统治者做到了鞠躬尽瘁，连爱女也都尽献出来，奉王之*乐。

　　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此言是也！只不过把阔人用统治者用皇帝用权臣套进去就更恰当了！

　　我翻阅整部中国饮食史及各类有关的笔记野史，看到了不少有关权臣豪贵的暴殄珍物的记载，而却很少看到古代的富豪在饮食方面是怎样的一个奢华的场面。或者说，富豪的奢华还是远远比不上权贵的奢华。有关权贵在饮食上的奢华与暴殄珍物，以下可举几例：

　　如《世说新语》上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以人乳喂猪，所以他家的清蒸猪蹄膀味道十分鲜美，令皇帝也大感惊讶。

　　如明代宰相，当时的首号权臣张居正奉旨归葬，封疆大吏“皆跪迎。”他所经之处，供奉的“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盖无锡人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饱。‘于是吴人之能庖者，招募殆尽。可见这张先生对味觉的要求比起皇帝来也差不了多少。

　　而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有一个山西一大官僚，喜吃驴肉。养了几只肥驴。他要吃炒驴肉丝的时候，要求厨师在活生生的驴身上刲取一块腴肉，刲得驴儿身上鲜血直流，然后用烧红的铁板烙之，血即止。此时，驴活崩乱跳，痛得死去活来，则不顾也。

　　清薛福成《庸斋笔记》记载了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的奢侈残暴食俗。书中道：总督家炒烧的里脊肉，比起他人家的，都要鲜美得多。但众人都不知其原因。后筵席期间有一客人为解手而走到后院时，竟看见了有数十只死猪暴露于庭院中。经询问得知，总督家的里脊肉之所以如此鲜美，是因为其制作方法与众不同。其制法如下：选中猪后，就把猪关在室内，众仆人以竹竿打猪之背部，猪奔窜不已，直至其血液聚集在背脊上，于是杀猪得其里脊，其余则不用。一顿里脊下来，要杀个几十只猪。总督厨师言：才来数月，而杀猪数千。

　　又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载：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为吃到所谓的鲜美绝伦之鹅掌，先把鹅关在一小铁笼里，鹅下堆炭火，旁放酱醋，鹅受热跳腾不已，自饮酱醋，至死时掌厚数寸，脂膏尽在其中。于是吃其掌。也是这个总督，另有一残忍吃驼峰法：沸水浇其背，烫死骆驼，使全身精华集中到背部。然后割下驼峰，烹制成佳肴。

　　此为权贵的残忍吃法。

　　为什么中国的权贵在饮食上的要求比富豪还要高，而其古怪的想法也要比富豪多呢？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个权力社会，富豪在这样的社会岂敢嚣张至此？还因为富豪得钱不易，自然会加以珍惜。另外，我也深信，古代的当官人，诸侯、王侯与霸占一方的军阀才是真正的有钱人，没权的有钱人的财富是绝难与权势者相媲美的。

　　所以说，把鲁迅说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改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其权贵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更为恰当。说到底，中国一直都是个权力社会，而非商业社会啊！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垄断了暴力手段，所谓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是也。又采取了愚民政策，所谓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是也。——这两项政策是秦始皇所开创的，但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毛氏也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治。又说祖龙（指秦始皇）魂死业犹在。在哪里？就在这套做法上。

9《金瓶梅词话》，兰陵笑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随园食单》，袁枚，中华书局，2010年版。

11《食宪鸿秘》，朱彝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版。

12《老学庵笔记》，陆游，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梦粱录》，吴自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陔余丛考》，赵翼，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潘荣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8《 食珍录》，虞宗撰，唐艮注释，版本暂缺

19《闲情偶寄·饮馔部》，李渔，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20《养小录》，顾仲，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饮食须知》，贾铭，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

22《本心斋蔬食谱》，陈达叟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山家清供》，林洪，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版。

24《清异录》，陶谷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

25《太平御览·饮食部》，李昉，中华书局，1960年版。

26《饮膳正要》，忽思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7《云林堂饮食制度集》， 倪瓒 撰，邱庞同注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

28《易牙遗意》，韩奕，中华书局，1991年版。

29《多能鄙事》，刘基

30《醒园录》，李化楠，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

　　《中华民间百草良方》,此书不仅对中草药的药性--平、寒、热等，药味--酸甜苦辣咸等，归经--心肝脾胃肾、膀胱、三焦等均有介绍，而且收录的经验方、用药禁忌也多有功效。实为继《汤头歌诀》之后不可多得的一部“百草经典”。

另外，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有一些类似图书，权威性较高，

吃萝卜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可以解春困。立春后，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讲究食补的中国人，此时选定了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以让身体顺应天时。

萝卜古代时称芦菔，旧时药典认为，萝卜根叶皆可生、熟、当菜当饭而食，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常食萝卜不但可解春困，还可有助于软化血管，降血脂稳血压，可解酒、理气等，具有营养、健身、祛病之功。

扩展资料

立春之日吃春饼这一习俗在晋时就有，每到立春这一天，人们就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在盘中，加上精美蔬菜食用，故称“春盘”。关于春盘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

唐宋时，春盘之俗已很盛行。至明清，史上均有皇帝在立春日向百官赏赐春盘春饼的记载。明代以后“春盘”、五辛盘又演变为春饼。到了清代，富家或士庶之家，也多食春饼。

源于汉代，与六朝元旦之五辛盘也有一定联系。故春盘或亦称辛盘。明、清之时，于春饼、生菜外，兼食水红萝卜，谓能去春困，因而整个尝新活动称为“咬春”，表示迎接春天之意。

--春盘

中国网--2月4日立春 “咬春”咬的究竟是什么？

采集、狩猎、捕捞

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而开始直立生活以来，即从猿人进化到人后，便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用共同劳动的方式，去寻觅食物，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种生活手段就是采集、狩猎、捕捞。

当时古人的饮食方式是碰到什么吃什么，多是草木果实、鸟兽之肉，饮自然界之水，或饮鸟兽之血，即茹毛饮血。这是古人生活在旧石器时期的饮食情况。

采集多由女子承担，主要对象是野生植物性食物与昆虫等。采集的食物在人类初期生活阶段占有相当的比重。人类经过采集觅食阶段后，便逐渐得知何时、何地可以获得何种食物，即达到知晓稳定的食物来源。由于获取大型野兽。禽鸟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古人的食物主要靠采集。如椽子就是原始人采集的食物，已被浙江省考古学家所证实。他们在宁波北仑柴桥镇沙溪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几百颗椽子。经考证，橡子是古人集中贮藏起来的早期食物。古籍《三坟》中记述古人饮食：“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椽子就是草木之实的一种。

狩猎是人与动物的一种较量、格斗。狩猎多由男子分担，个别时候也有女子参加。猎取对象是野生动物、禽岛等，目的是取得美味的肉食。人与禽兽搏斗，需要体力、智慧，单枪匹马难以达到目的，所以要靠数人乃至数十人同心协力。对古人来说，获取肉食谈何容易，为此，狩猎得到的肉类食物仅占当时人类生活食品的三分之一左右。

大约在农耕开始前的1．5万年左右，人类克服了对水的恐惧，开始向水索取食物，即捕捞。捕捞是人类到江河湖海中去捕捉鱼类、海兽及其他水生经济动植物为食物的一种生活手段。

不言而喻，采集、狩猎、捕捞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手段，而且持续年代久远。当时人类食物的 99％以上均靠采集。狩猎、捕捞而获得。

现在的人，约在3．5万年前形成，大约距今2．5万多年前，才有了农耕和人工养殖牲畜、家禽的萌芽，1万年前才出现农耕栽培及驯养家畜、禽鸟的技术。由此可见来集、狩猎。捕捞在人类进化史及文明发展史上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传说中国古人伏羲氏对人类饮食文化贡献巨大，第一是他创立渔业，率先织网捕鱼。第二是创立畜牧业，使人类学别驯养牲畜。马贞著（三皇本纪）所载：“伏羲氏结网苦以教佃渔、故日‘宓牺氏’；养牺禽以充庖厨，放日‘庖牺氏’。”

中国与日本虽为近邻，但毕竟是两个国度，又处于不尽相同的自然环境，加之文明开化的年代不同，虽都经历过采集、狩猎、捕捞的见食方法，但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国是大陆国家，采集、狩猎获得的食物所占比重多，而日本是岛国，捕捞而获取的食物自然会多一些。在获取食物的方法上，中日两国有同有异。如养马捕鱼两国皆有。日本系海洋国家，捕捞手段比中国多，如训练海士、海女，让其潜入水中捕捞鱼虾、海藻等。直到今日，海女捕捞的方式尚存，并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大胜景。

在与自然搏斗中，创造了劳动工具，最初用棍棒，后来发明了弓箭、刀枪，进而设陷井捕捉动物，显示了人类智慧。劳动工具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渐产生了分配制度、礼仪祭粑，这就进一步丰富了人类生产和文化活幼。当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相处的。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上的人进化较早。据考古发掘文物及考古学者研究结果得知，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国河姆渡一带（现今浙江省余姚附近）已有先进的种稻技术，采集、狩猎、捕捞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生活来源。

远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国人就学会了让鹰替人去捕捉小动物食用，后称为目猎。据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河姆渡人采集的主要果实和植物，以麻株果、酸枣居多，此外尚有葫芦及豆类植物。河姆渡人狩猎获取的肉食有鹿、猪、狗、水牛、犀、象、熊。虎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禽类肉食。

采集、狩猎、捕捞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人类取得食粮的主要手段，所以备受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发展成为与人类饮食文化有关的习俗。此点在日本表现尤为突出。在狩猎前举办宗教仪式；捕获大型野兽时禁忌特别多；每年年初，猎人要举行开山茶、首箭仪式；屠宰猎物时有毛祭、血祭乃至用动物的头祭山；获得较多猎物时要举办感谢山林的仪式，获鹿多时举行供养千只鹿仪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

家畜的饲养

原始人类在从事狩猎的过程中，逐渐摸透了某些野兽和禽鸟的习性，加之猎物随人类智慧的增长而愈来愈多，有时吃后尚有剩余，便把捉到的幼兽喂养起来。时间久了，人们发现某些经过家养的动物要比野生的温顺，甚至有的动物尚可帮人做点事情，如牛和狗等。若遇灾荒之年，家养野兽还可作为“储备食粮”。经过多少代圈养驯化的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饲养的环境，去其野性，成为家禽。为此，人们说狩猎是饲养家畜之始祖。

据考古学者研究得知，最早被人类饲养驯化的动物是狗、猪、牛、羊等等。其中狗最早，是由早先的狼驯化而成。大约相当考古学所说的中石器时代，即至今1万到2万年前。

科学家曾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家养猪的骨骼，距今大约8500年前。

1973年试掘广西桂林郁皮岩遗址时，发现很多猪骨及其牙齿，到明为六七个猪的遗骨。经古动物学家鉴定认为：“它们只能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结果。”家猪的年代已达9000年以上，证明中国也是世界饲养家猪的起源地之一。

中国尚有“六畜”之说：猪、马、牛、羊、鸡、犬，六畜均是食用畜。中国古代“猪”叫“豕”，“家”是屋格下有“豕”。可见“豕”是家中财产。

中国和古代印度、古代秘鲁一样，把狗作为亲把的牺牲。狗是人忠实的侍从，容易驯化，中国很早就饲养出食用大种。狗还可看家、拉雪橇，也是人的爱玩之物。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和饮食进化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家畜，莫过于牛和猪。关于家养猪的作用，前面已述，此不多赘。关于牛的家养驯化，一般认为起源于地中海东北部，约1万年前。中国把牛、羊、猪作为三牲，用于礼仪、祭扫。特别是牛，在中国的地位很高，被尊为某一种族的始祖，如苗族。据中国传说记述，神农氏是中国的农业神，其形象是人身牛首。牛在股代就是富裕和丰饶的象征。中国民间用牛镇水害。牛全身是宝，牛肉、牛奶和牛血均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牛皮可做服装，牛粪可以做燃料和涂墙材料，牛尿洗脸保护皮肤。牛尚可牵引车辆帮人运输，从事农耕。牛曾代替货币作为赔偿费和婚资。由此可见人很早驯养牛，并把牛作为很有价值的家畜之一。

中国目前所知最早被驯养的牛是六七千年前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发现的水牛遗骨。

羊系中国三牲之一，中国对绵羊、山羊很早就开始饲养。羊是很好的肉食来源，特别是中国牧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食物。羊肉串、涮羊肉早已发展为中华民族有代表性的美味佳肴。日本民族不愿破坏森林资源来开发草原，所以很少养羊，只有在广阔的北海道才偶尔见到羊肉，因此，少吃羊肉，成为中日饮食文化中的相异之点。

除家畜之外，人类还饲养家禽鸟类，如鸡和鸽子等。鸡有早熟、多卵、杂食、易养性等优点。中日两国都喜欢养鸡。人类养鸡的历史大约在4000多年前。鸡是人们喜欢的一种食肉资源，而且鸡肉好吃、好烹任，并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鸡除食用外尚有羽毛、形色美观及鸣声悦耳等特点，被人视为爱玩之物。在中国“鸡”与“吉”谐音，是吉祥物之一。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中世纪首先在倡导和平的僧院饲养。中国人也有一套饲养驯化鸽子的方法，用于通信，同时有多种烹任技术做出种种鸽肉食品。

总之，人类饲养驯化家畜、禽鸟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为饮食文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家畜、禽岛等在未来的21世纪将为人类食疗做出新贡献。中国这一饮食大国已着手这一新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如乌鸡、鹌鹑等，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效果。中国早有古训：“宁食飞禽一两，不吃走兽半斤。”现今，中国不仅开发人工养殖，而且利用其材料开发营养食品。

农耕的起源和传播

农耕的发明是一个文明国家胎动的第一步。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特别是女子在采集实践中，经过长期观察，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习性。她们发现在气候、水分、土壤适宜的情况下，植物能萌芽、生长并结出果实。这便使原始人逐渐懂得了选择适宜的季节和地点，在居住地附近栽培一些植物，用以谋求稳定的食物供给。这一行为就是农作物的起源，即农耕问世。人类社会从跨入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一万年。正因为如此，人称采集是农业之母。从事采集的女子就是农耕之母，由此可见女子对文明、对饮食文化的巨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有不少农作物是在中国首先从野生植物中选育培养而成的。

刀耕火种又称火耕水耨，也是人类农耕初期的一种耕作形式。刀耕火种就是用火烧毁一些杂木林，撒播某些植物的种子，不用去保养土壤，也不用施肥、灌溉，完全靠天收获。种植数年之后，土地已贫脊，则放弃那片土地，再找其他杂木林，烧毁林木，用简单工具耕种。被放弃的土地过十年乃至数十年后，又长出不少杂木野草，再用同样的方式耕耘。这种周而复始的初期农业就称为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是采集狩猎时代的一种补助手段，已经向前走了一步。中国、日本和世界很多地方都留有刀耕火种的现象。日本大约见于绳文时代晚期，中国则更早一些。中国南方边远地方的少数民族，日本四国的个别山区，至今仍可见到刀耕火种的痕迹。日本称刀耕火种为“烧烟农业”。日本在刀耕火种时代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黍、养表、大豆、小豆及薯类。中国由于地大而物博，种植的内容多种多样，除杂粮外，还有蔬菜、果树类。

刀耕火种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简单的耕作方法，但它开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农耕技术，使人类获得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给后人的农耕文化打下了基础。日本人甚至赞颂刀耕火种为日本文化的“基底”、“原点”。不言而喻，刀耕火种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在刀耕火种时期有种植陆稻的经历。日本则至今未发现曾种植陆稻的遗迹，而且未找到原因，也许因为日本水资源一直丰富，无必要种植陆稻？或因实现水田化后破坏了陆稻痕迹？

日本最早的栽培植物，发现于本世纪70年代初，在福井县乌深贝象遗址发现有葫芦、牛劳、绿豆等，约距今5500年。 胡萨系西非原产的栽培植物。中分则从北部传来的可能性大。鸟换贝家遗址中发现大小两颗牛势种子。据日本学者考证，牛分从欧洲到西伯利亚，再到中国东北部，系野生种。牛劳传到日本后，作为蔬菜而定居下来。直至今日仍是日本人喜欢的一种蔬菜。因其纤维质多，有通便、消肿、去痛、利尿等药效。在中国，特别是北方，几乎见不到牛劳。

绿豆原产中国，由于它不仅可供食用，而且可入药，所以中国广泛栽培。绿豆可煮粥，做糕饼，又可生绿豆芽。绿豆的药用价值是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止渴降压。绿豆在日本系栽培品种《鸟浜贝冢》，J；I昌和与桥本澄夫著，读卖新闻社，1994），数量不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农耕早于日本，对日本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日本不少学者从传播到日本的农耕过程中寻找日本文化之源。如1991年日本小学馆出版的佐佐木高明和大林太良编著的（日本文化的源流），详细地阐述了从中国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到日本的农耕技术以及三个农业中心问题，他们的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下介绍他们的主要观点。

公元前8000年的后半叶，在中国华北黄土地一角，曾种植小麦、玉米等，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除为人类提供粮食外，也用以饲养猪及鸡、鸭家禽等。这便是旱田农耕文化的诞生。这一文化直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先后发展为仰韶文化、大江口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到公元前两千年中叶，在黄土地一带出现城市国家。

书中还提到在黄土地一带曾有典型的杂粮农耕文化。那时，这一带气候温和，拥有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换言之，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中国大陆气候温和，使华北的农耕文化得以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农耕文化中心地带。

后来，在东亚照叶树林带，形成“东亚半月邓”，即从印度阿萨姆，经过中国云南直至湖南一带，这一带是亚洲栽培稻的发祥地，被称为第二个农耕文化中心。

在这一农耕文化中心还诞生有白＊、山药及适应温带的三倍体系统及其品种群。甚至亚洲栽培的稗子及薏米等，也是这个农耕文化中心栽培出来的。

在第二农耕文化中心附近，还栽培过紫苏、白苏并加工茶叶，因而形成吃茶、饮茶的习俗。这一阶段人们学会了发酵，掌握了利用曲酿造酒，发展了酿造酒的技术。发酵大豆，发展了众多豆腐食品。养蚕、纶丝，利用树上液体加工漆器；学会了广泛制造糯米食品。在东亚基础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第二农耕文化中心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他们认为，第二农耕文化中心很可能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近来通过研究稻作文化初期阶段，得知早稻与水稻尚未分化，稻谷像其他杂粮一样，在旱田里耕种。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水田种稻的农耕文化才问世。日本因为旱稻之米不好吃，很少种植。

第二农耕文化中心向南、向东延伸，经过长江河谷一带，就在长江下游一带种植水稻。后来成为欧亚大陆杂粮中心。这一中心也是传播农耕文化的重要基地。

欧亚大陆杂粮中心继续向北扩展，经过萨哈林（库页岛）到北海道。待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确有小麦、玉米等杂粮的栽培。这时，由于粮食有剩余，人们有条件发展畜牧业，便掌握了养猪的技术。

关于农耕文化的起源与传播，日本柳田国男还提出过“海上之路”。他判断，经过南岛，有热带系二倍体植物，如芋头、山芋以及近代日本型作物。日本型作物近似印度尼西亚原生稻，柳田国男未提及传播的具体年代，约与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大体同一时期。“海上之路”似到达过南九州一带。

以上多处涉及水稻。近年来人们一直热心于探索稻作文化的传播，以寻找文明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