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的解释

(1)古代华夏族对 四方 少数 民族 的统称。含有轻蔑之意。《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 孔 传：“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发左衽之人，无不皆恃赖三君之德。”《后汉书·东夷传》：“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 诸侯 云。” (2)泛指外族、外国。 清 魏源 《＜圣武记＞叙》：“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 鲁迅 《坟· 文化 偏至论》：“ 中国 之在 天下 ，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 革面 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 足以 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

词语分解

四的解释 四 ì 数名，三加一（在钞票和单据上常用大写“肆”代）：四方。四边。四序（即“四季”）。四体（a．指人的四肢；b．指楷、草、隶、篆四种字体）。四库（古籍经、史、子、集四部的代称。亦称“四部”）。四 君子 夷的解释 夷 í 中国古代称东部的民族：东夷。九夷（古时称东夷有九种）。 中国旧时指外国或外国的：华夷杂处（）。 平， 平坦 ， 平安 ：化险为夷。 弄平：夷为平地。 消灭：夷灭。族夷（诛杀犯罪者 家族 ）。

　　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编辑本段起源分布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与夏商周的关系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尚书》中嵎夷的地望

　　据《尚书．尧典》，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而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尚书．禹贡》曰：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尚书。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浮于淮泗，达于河（荷）”。历史上有人认为日照属于徐州。根据《尚书。禹 贡》的记载，沂河流域属徐州无疑，但日照地区在沭河以东，似乎不属于徐州。因为徐州之民在《禹贡》中被称为淮夷，历史上也曾称为“徐夷”。如果日照属于徐 州，则日照先民应为淮夷或徐夷，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日照地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从来没有淮夷或徐夷的记载。　根据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12），日照地区应属于青州。图中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线为界，其北为青州，其南属徐州淮夷，嵎夷恰恰就包括日照地区。　嵎夷的北部边界大约在青岛市区一带，附近的胶州市三里河曾经是古莒国的国都—介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山东 地区四个地理单元中，华北平原与胶莱平原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泰沂山系和胶东丘陵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在龙山文化时期，泰沂山系南北分属淮河和济 水两个水系，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胶东地区，由于胶莱平原古代为海洋、河湖、沼泽地带，影响着胶东地区与山东腹地的文化交流，因此自古以来就 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特点”。胶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杨家圏类型。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时期尚为海洋或沼泽之地的胶莱平原阻断了鲁东南与胶东丘陵地区的联系。尧王 城类型为《禹贡》中的嵎夷，而杨家圏类型为《禹贡》中的莱夷，所以青岛市区一带成为尧王城类型的东北部边界。　嵎夷的南部界限可达江苏灌云县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结果证明，鲁东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延伸到连云港市的灌云县。《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都州在海 中，一曰郁州”。何光岳（13）在《东夷源流史》中认为郁州（江苏连云港附近云台山，古称郁州）大部分为郁夷（嵎夷）人所居。这就是说，隅夷的南部边界在 江苏灌云县一带。这不但与禹贡九州图相符，也得到地下考古结果的佐证。而这一疆域内的文化恰恰就是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范围。

　　东夷的华化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到战国晚叶都已经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神龙架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东与湖北省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兴山、巴东而濒三峡，北倚房县、竹山且近武当，地跨东经109°56′--110°58′，北纬31°15′--31°75′，总面积3253平方公里，辖5镇3乡和1个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管理局、林业管理局和湿地公园均为正处级单位），林地占85%以上，总人口8万人。神农架是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长江三峡

　　三峡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191公里。长江三段峡谷中的大宁河、香溪、神农溪的神奇与古朴，使三峡景色更加迷人。三峡的山水也伴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的宜昌的南津关。自西向东主要有三个大的峡谷地段：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因而得名。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1500米。最窄处不足百米。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的。因此水力资源极为丰富。)长江三峡，人杰地灵，它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大峡深谷，曾是三国古战场，是无数英雄豪杰用武之地；这儿有许多名胜古迹：白帝城、黄陵、南津关等。他们同旖旎的山水风光交相辉映，名扬四海。长江三峡是世界大峡谷之一，以壮丽河山的天然胜景闻名中外。　三峡全长193公里(千米），两岸悬崖绝壁，江中滩峡相间，水流湍急，唐代大诗人李白经过这里留下了优美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使白帝城更加出名。 三峡特产：美景、美人、美石，美景有：三峡自然风光、三峡人家、三峡大坝，美人：有王昭君；美石有：景观奇石幻彩红、三峡浪。

 关于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

　黄国先民即夏商时期东夷之一支的黄夷。因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楚所亡是在情理之中。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原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古黄国处于江淮之间 ，守东方诸 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 ，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鲁僖公十二年（前 648）黄国为楚人所灭。黄国属东夷之国，处于楚与中原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 ，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 黄国族源论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 ，玄鸟陨卵 ，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 ，帝锡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司马迁所提到的赢姓之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对于赢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吴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 ·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于鲁，向鲁人讲述 自己祖先的故事，让孔子十分佩服，并虚心向郯子学习。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赢姓，可见关于史书对赢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赢姓的黄 国为祝融之后 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 ·氏族略》载：“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赢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 据此，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 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实际上，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此种说法的可信性有待考证。

　赢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夏、商和西周时期，为了打击东夷和淮夷部族，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

　综上所述 ，赢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吴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赢姓，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赢姓部族与东方其他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代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西周初年 ，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 ，又挥师东进 ，伐淮夷，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被完全剿灭，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入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被封为异姓方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赢姓子爵。”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 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 ，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出土的“黄夫人盂”，其铭日：“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盂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日“黄子”，正可证实其爵位。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方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方国并不放心，所以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沈等以监视和牵制它们。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除 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 165米处 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左右。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厘上有铭文“侯君单”，属黄国贵族，侯君是其称号。第二批 5件铜器上有“侯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侯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侯仲子”铜削。表明黄国侯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以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故都便在今潢川县城附近。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 6公里的隆古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

　关于黄国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⑨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钟祥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 675）“伐黄，败黄师于碚陵” 。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人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已而退兵。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寻求保护。就在鲁僖公二年齐 、宋 等中原大国盟于贯 （今 山东曹县南 ），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④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前656年 ，齐、鲁 、宋 、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 ，故亡”⑧。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5年之后，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 。第二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存在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 ·僖公十二年》说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 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人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谷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日：‘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 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⑩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 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 ，这些方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在情理当中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人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子民继续留在黄地。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惟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日‘系君’。”@黄人后裔人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三、黄国的文化特征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影响。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传世的青铜器有黄君簋、黄君孟鼎、黄君孟壶、黄君孟豆、黄夫人益、黄夫人孟姬鬲、黄大子白克盘、单鼎、单盘、单匝、侯季宿车壶等。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具有独特性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 185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季佗父墓 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他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 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匝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则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 区的密切联系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 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赢宝鼎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簋”，铭文云：“叔姬需迮黄邦，曾侯作叔姬 、邛埔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双鼎同出，这是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现象 ，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錾益常见于安徽 、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这种淮夷式的盂多呈觑形、束腰 ，很有地方特色。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 ，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 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也将自己边缘化、独立化，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 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 ，并对周边方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遵循着“墓而不坟”的文化传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赢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 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赢，当地附近赢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l17一l15页。②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4页。③潢川县志编委会：《潢川县志》，出版社，1992年，第7页。④周到：《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561页。⑤⑥⑧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249、278、290页。⑦①《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 1889、1896页。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4o一34l页。⑩信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志》，出版社，1992年，第793页。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⑩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夏朝建立者是启。夏朝（约前2070年/2030年—约前1600年。）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部族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

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封建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初期。

扩展资料：

夏朝军事制度的具体情况因史料匮乏， 难以考证，只得从战争史中窥视夏朝的军事制度。《甘誓》启与有扈氏的战争的叙述中提到夏后召令六卿，六卿是六路军队之将领的统称，六卿各领一军，夏后拥有最高军权，指挥六卿，可见夏时已有军权集中的制度。

夏代，社会上下开始形成阶级，艺术品亦随之分化。广众的下层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实用，纹饰简单，向朴素的审美方向发展。

而上层贵族王亲垂青的礼器向着纹饰复杂、造型万变的方向演变。下层器皿纹饰以简单的几何图纹居多，或有牲畜纹、鱼纹等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题材。

－夏朝

大盂鼎：“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

静方鼎：“隹七月甲子王才宗周。”

大克鼎：“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国语·卷七·晋语一》：“骊姬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韦注：“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庙在焉，犹西周谓之宗周。”

《竹书纪年》今本：“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诸侯咸服宗周。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至幽王*褒姒，以灭宗周……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

《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后徐夷僣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晋书·列传第二十六·江统等传》：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

《宋书·志第四·礼志一》：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

《魏书·帝纪第十一》：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

《尚书正义·毕命第二十六》：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丰。宗周，镐京。丰，文王所都。

《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通典·卷第三十一·职官十三》：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宗周，镐京也。

《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下·僖宗》：赫赫宗周，竟坠文王之基业。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鹑首当山河之右，太王以兴，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志七》：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

《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其实，蚩尤应该算是以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的先祖。远古时期，活跃在我国华北大平原的人类集团，是东西两大部落联盟集团，即东部的“九黎集团”和西部的“炎黄集团”。九黎集团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炎黄集团在陕西一带．其率领九族会盟之地就在“崇阳山”，位于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部的营丘镇。据史书记载：在黄帝时代立有方国。其证据是：至今这里还树立着象征部落联盟各自祖先的石祖，即“营丘九头”。 蚩尤战败后，族人南徙，古人为方便随时随处祭拜祖先，便将这些“石祖”刻于石上或绘于兽皮等物上的图谱，相当于后世的宗谱、宗氏图，即古籍记载的“营丘九头图”。 并将 “营丘九头图”带到南方以供祭拜。古籍关于衡山脚下黎族古墓中有“营丘九头图”记载就合情合理了！ 山东省昌乐“营丘九头”至今仍有保留，人们称之为“石祖林”，十分壮观。 九黎君号蚩尤”，蚩尤就是九黎部族的首领。

伏羲後裔“九夷”音转成“九黎”，後裔一支融入彝族黎氏　　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岭南多黎氏，乃九黎之後。”“九黎”即“九夷”，因音转而成“九黎”。风姓始祖太昊伏羲，乃远古部族华胥氏後代，生于成纪，始作八卦、文字、医药，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公认的第一位共同始祖。伏羲建都宛丘在今河南省淮阳市境内，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公元前4012年屠雍大荒落（己巳）至公元前3898年昭阳大渊献（癸亥），“以龙纪官”，设春官青龙氏、夏官赤龙氏、秋官白龙氏、冬官黑龙氏、中官黄龙氏；又命其臣朱襄为飞龙氏、昊英为潜龙氏、大庭为居龙氏、浑沌为降龙氏、阴康为土龙氏、栗陆为水龙氏。故中华民族有“龙的传人之说”——伏羲时代“龙官龙师”的後裔。　　伏羲的後代主要分化成为九个支系，分居九个不同的区域，称为“九夷”，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山西、河北一带。下传近一千三百年，至炎帝姜榆罔时代公元前2767年阏逢摄提格（甲寅）至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在位五十五年），“九黎（九夷）”部落被炎帝姜黎公元前2982年屠雍单阏（己卯）至公元前2953年著雍涒滩（戊申）在位三十年）的後代即蚩尤兄弟、族兄弟八十一人兼并。蚩尤遂成为“九黎国” 国君，部众融纳了伏羲“九黎（九夷）”後裔及炎帝姜黎後代。　　炎帝姜榆罔五十五年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在炎帝姜榆罔与黄帝轩辕争夺帝位的“阪泉之战”中，炎帝榆罔战败，被迫让位，改封于潞国在今山西省潞城县。此时，“九黎族”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追随蚩尤仍居住在九黎国故地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交界的古黎阳郡辖境范围，另一部分则追随炎帝榆罔西迁于潞国。两个支系的後裔中，都有人以黎字作为姓氏符号，这很可能就是后世彝族中黎氏的来源。伏羲後代中的一支，不断衍化发展成为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其他支系则分别衍化形成夷族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彝族、巴族、东巴族、纳西族、土族、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2、蚩尤“九黎国”（九黎族、黎族、苗族、芒族）　　太昊帝伏羲氏的次子皇仲，任“夏官赤龙氏”，生子朱襄。朱襄仼“飞龙氏”之官，后继位为帝，即火帝朱襄，建都于株在今河南省淮阳市境内。朱襄之子任火官祝融氏，亦称烈山氏。烈山氏之子柱，始植百谷，有大功于天下，死后被奉祀为第一代稷神“后稷”。按：第二代稷神是炎帝神农姜石年。第三代稷神是舜帝时代后稷农正之官姬弃，即周王族姬姓始祖。柱下传十七代为公孙少典，因功封有熊国（今河南省新郑县）。公孙少典的长子即炎帝神农姜石年；次子以父字为氏，姓少典氏，袭封有熊国，下传五百三十年至黄帝轩辕灭掉末代炎帝姜榆罔而登上天子之位。　　炎帝神农姜石年建都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以火纪官”，设春官大火氏、夏官敦火氏、秋官西火氏、冬官北火氏、中官中火氏。“春官大火氏”主察大火星即心宿星座。“夏官敦火氏”，主察敦火星即柳宿星座，帝颛顼时代的夏官也叫火正祝融之官，别称北正，以观察火星的移动变化来预测夏季物候节气，创颛顼历。此后，帝喾、尧帝、舜帝及夏朝、商朝时的星象官，也都以火星的运行规律来预测夏季物候节气。今人研究上古史，如不涉入天文历法知识，把火正祝融之官，简单地解说成“上古管理火种的官”，殊为不当。“秋官西火氏”，主察长庚星即太白星，亦即现代天文学所说的金星，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黎明现于东方，古称太白星，傍晚现于西方，古称长庚星。观察太阳的岀入变化，可定金星的位置。“中官中火氏”，主察天上中宫主要星座天极星，即北斗七星，以斗柄所指，来确定毎年十二个月的月名，划分季节，指导农事。至尧舜时期，这种工作，成为天子的专职之一，《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炎帝神农姜姓家族统治时代五百三十年公元前3242年屠雍协洽（己未）至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共传九帝：　　1、炎帝神农姜石年字魁隐，公元前3242年屠雍协洽（己未）至公元前3123年著雍敦牂（戊午）在位－百二十年；　　2、炎帝姜临魁石年玄孙，公元前3122年屠雍协洽（己未）至公元前3043年著雍摄提格（戊寅）在位八十年；　　3、炎帝姜承临魁曾孙，公元前3042年屠雍单阏（己卯）至公元前2983年著雍摄提格（戊寅）在位六十年；　　4、炎帝姜黎姜承之弟，公元前2982年屠雍单阏（己卯）至公元前2953年著雍涒滩（戊申）在位三十年。其子以父字为氏，姓黎氏，受封耆黎国，封地在今山西省黎城县。传至炎帝榆罔时代，耆黎田子黎邛所生九子黎贪、黎巨、黎禄、黎文、黎广、黎武、黎破、黎辅、黎弼，以长子“蚩尤”黎贪为首，伙同族兄弟七十二人，灭掉伏羲风姓後裔“九夷（即九黎）部”，号称“九黎国”。后来，蚩尤在“涿鹿之战”中被黄帝轩辕打败。“九黎国”到颛顼帝时代公元前2538年癸卯至公元前2461年庚申在位七十八年造反，被颛顼之孙即老童与骄福所生二子南正重与北正黎消灭。北正黎之孙黎阳，在尧帝时受封耆黎国，上古文献中“耆”与“黎”为通假字。黎阳为颛顼帝后裔分支黎氏的汉族黎氏本源始祖。　　5、炎帝姜明姜承之孙，公元前2952年屠雍作噩（己酉）至公元前2904年强圉作噩（丁酉）在位四+九年；　　6、炎帝姜宜姜明之子，公元前2903年著雍阉茂（戊戌）至公元前2859年玄黓敦牂（壬午）在位四+五年；　　7、炎帝姜来姜宜之子，公元前2858年昭阳协洽（癸未）至公元前2811年上章敦牂（庚午）在位四+八年；　　8、炎帝姜哀姜来之子， 2810年重光协洽（辛未）至公元前2768年昭阳赤奋若（癸丑）在位四+三年；　　9、炎帝姜榆罔姜哀曾孙，公元前2767年阏逢摄提格（甲寅）至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在位五十五年，其中公元前2722年屠雍大渊献（己亥）至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为黄帝轩辕摄政之十年。姜哀生姜里，姜里生姜节茎，节茎生姜克与姜戏，姜克生榆罔。 “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　　“阪泉之战”要比“涿鹿之战”早。《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按：应为末代炎帝姜榆罔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按：‘百姓’一词，在秦朝以前的古文献中，特指有封地爵位、有姓氏的贵族；秦朝汉朝以后所说的‘百姓’，方是现代汉语意义一样的‘百姓’，而神农氏按：应为炎帝榆罔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按：时黄帝方十来岁，诸侯咸未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没有谁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兿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五臣名，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炎帝榆罔，是为黄帝。”　　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黄帝时年22岁，在“阪泉之战”中打败末代炎帝姜榆罔，登上了天子宝位，建都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八十里矾山镇西部黄帝故城。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城东一里，亦名黄帝泉。而此时的蚩尤“九黎国”，正活跃于中原今河南省，极力扩张势力，争夺帝位。《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公元前2722年屠雍大渊献（己亥）至公元前2713年著雍涒滩（戊申）为黄帝轩辕摄政时期，即11至22岁阶段，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使刀戟大弩，威镇天下，诈杀无道。万民钦命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长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以兵符。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云云，均为艺术性夸张，极言其暴戾，凶犷不服，以致蚩尤战死后，黄帝还要在自己脸上画上蚩尤脸谱，来威吓八方诸侯，足见蚩尤在当时的威慑力！近代有人以为蚩尤“铜头铁额”是外星人，“涿鹿之战”是地球人与外星人之战，那就远远超出了寻宗问祖的范畴。本文一笔带过，不卷入。按：笔者直至2010年8月无意中看到王英先生《苗族蚩尤拳》这篇短文，方了解“铜头铁额”原来是蚩尤正规部队的特殊战备装束。附录全文如下：“蚩尤拳是苗族最古老的武术套路之一。它是把人从战场上搏斗中的动作串起来而形成的套路。之所以传承至今，一是与苗族的祖先崇拜蚩尤有关。二是有实用价值，在实践中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在训练中能锻炼意志和体魄。打蚩尤拳要穿特制的服饰，一般是头戴铜角帽，身穿棕片甲，手腕套虎爪。铜角帽的制作是在杀牛时割下牛头，顺牛角两侧各留一条二指宽的皮做帽带，牛头颈后留下一尺左右的牛皮作为保护后脖子用，然后连同牛角按人头形状绷紧，再将牛角外包以铜皮便成。棕片甲的制作是将若干棕片用棕绳缝成背褂，内外共三层，里二层片头向上，外一层片头向下。虎爪的制作是将虎皮的前爪砍下，长约五寸，顺足剥皮制成。穿戴这套服饰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有口诀为证：铜角帽的口诀是‘双钩压双手，铜角猛触面；抓腕速撞肘，铜角旋操头，飞鞋来扑面，摇头顶裆间；双峰点太阳，躬头胸上撞。’棕片甲的口诀是‘制铠材料广，棕片甲天下，保温有御寒，躺地不肮脏。拳拳纵击身，护体不致伤。穿我棕片甲，时念蚩尤王。’虎爪口诀是‘平掌击正面，手隔必伤皮；劈拳去势猛，虎爪显神威。挂拳势凌厉，爪去如刀劈。冲天捶下巴，爪区胸咽危。’”原载2010年7月26日《医药养生保健报》，2010年8月2日《中国剪报·知识大观》转载，笔者于同年8月9日全文抄录

后来，炎帝族从陕西中部沿渭水流域经黄河向东发展，碰到九黎族，战败而返；黄帝族从陕西北部的黄河上游经太行山向东到达河北的怀来县一带，同样为九黎族所阻，炎黄两族联合起来，才把九黎族打败，占据了中原地区。作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一个氏族首领的蚩尤，败死以后就葬在了他的属地。根据魏人王象、缪袭等所编撰专门记载先代冢墓之处的《皇览》，“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而九黎部落或被融合，或移徙南下，甚至还衍生出蚩尤部族是苗族祖先的传说。我们冀鲁豫一带的人，有机会应该去所谓“东平郡寿张县”附近看看，还能否找到蚩尤陵墓的痕迹 头跟铜铸的一样硬以铁石为饭，还能在空中飞行，在悬崖峭壁上如走平地，黄帝怎么也捉不住他。追到冀州中部时，黄帝灵感突现，命人把夔牛皮鼓使劲连擂九下，这一下，蚩尤顿时魂丧魄散，不能行走，被黄帝捉住了。黄帝命人给蚩尤戴上枷栲，把他杀了。害怕他死后还作怪，便把他的身和首埋在了两个地方。蚩尤死之后，他身上的枷栲才被取下来抛掷在荒山上，变成了一片枫树林，那每一片枫叶，都是蚩尤枷栲上的斑斑血迹。

黄帝打败蚩尤后，诸侯都尊奉他为天子，这就是轩辕（黄帝的名字）黄帝。轩辕黄帝带领百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