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的由来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个阶段是周武王伐纣之前的初始时期。古巴族人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被描述为“勇猛、剽悍、善战，能歌善舞”。这是古巴族人同自然抗争，同周边部落斗争的结果。由于殷纣王武丁曾四次征伐古巴国，其中他几次御驾亲征，巴师主力大受其损，造成国也不国了，但他们“负固不服”。后周武王伐纣，正迎合巴人复仇的心愿，并自然地加入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巴人在战斗中将在生活中积累的歌舞编排成整齐有序的军歌军舞，以其庞大的气势慑服了敌人。故《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第二个阶段是“巴渝舞”的孕育时期。周武王利用前歌后舞的迷惑范围广，现四川、陕西、重庆、湖北大部份区域都在其中。“前歌后舞”也在此幅域广为传习，经世利用，用以抵御周边的方国、部族的侵袭。所以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阆中有渝水，其中多居水左右，天性劲猛，初为汉前锋，数陷阵……”。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宫廷的成形时期。汉高祖刘邦步武王先例，平定三奏，灭楚。他深知前歌后舞在他领兵打仗的生涯中带来的巨大收获。后来做了皇帝，干脆将其加工改编，从巴族、渝人中共挑选36人为鼓员，组成乐队而令其习之，成为宫廷之乐，因此而称为“巴渝舞”。

　《晋书乐志》曰：“巴渝舞曲……总四篇，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为之”。后来此舞又几易其名。杜佑在《通典乐七》中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舞；晋又改昭舞为宣武舞……宋武帝又改正德舞为前舞，大豫舞为后舞……但大都只改其名或辞，不变其舞，舞相传习，至今不改。”

　可见，巴渝舞由古巴人创作，后广泛传习于巴子国幅域，后被汉高祖引入宫廷。由于古巴人特有的方言和表演形式，大多难知其歌词原意，也不通晓其句逗，曲谱和舞式到宋代以后逐渐失传。但它在人类历史上乃至今天的舞台艺术中永远闪烁着无比的光芒。

　巴渝舞的内容和形态

　巴渝文化是重庆民族民间舞蹈音乐生存发展的基础。 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证实并描述了巴人由“龙蛇巴人”、“鱼鳖巴人”和“白虎巴人”组成。他们以伏羲、女娲、廪君为祖先，以龙蛇和白虎为图腾，以水鱼（并衍生出竹、蚕）为文化，他们是有着尚武、喜水、笃信鬼神和善歌舞习俗的一个古老民族。史籍中，常见巴人“尚武”并“善歌舞”的描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被世人称道的古代“巴渝舞”。 巴渝舞是后世研究巴人及其巴文化的主要课题之一，也是研究中国舞蹈、音乐史和研究当代重庆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必然涉及的课题。

　历史上， 前人多将武舞的“巴渝舞”视作巴人唯一的舞蹈。也有将巴人地区的“巫舞”视为“巴渝舞”的，也有将“下里”、“巴人”、“竹枝”视为“巴渝舞”的。实际上，武舞的巴渝舞仅是古代巴渝舞的一个部分。考查商周以来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制度和古代巴人民间音乐舞蹈存在的状况，若从舞蹈的内容性质角度划分，巴渝舞包括了武舞的、祭祀的和娱乐的三类；若从舞蹈的结构形式划分，巴渝舞有大型乐舞、中型集体舞和小型歌舞三类。按今人这样的划分，便将古朴、刚毅的武舞式巴渝舞，神秘的祭祀性巴渝舞和民间以及在文人笔墨中流传的阴柔多姿的“竹枝”、“下里”、“巴人”等的娱乐性巴渝舞，都作为巴渝文化的研究对象——这便将研究角度从狭义的“巴渝舞”拓展到了广义的巴渝舞的范围。这不仅丰富了巴渝舞的研究内容，而且还为当代重庆地区流传的讴山歌、唱号子，以及戏曲、曲艺、杂技的文化传统找到了可资探索的源与流，也为重庆民族民间舞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对象和基础。

　巴人在长江一带的山水之间在、岩洞鱼船之上，顽强地抗拒着种种厄运。一方面他们具有骁勇善战的个性，一方面却又喜爱歌舞。他们辗转迁徙，在生存和死亡的角逐中，延绵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并形成了被统治者和历史学家称颂为“伐纣之歌”的“巴渝舞”。

　《华阳国志 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载：“阆中有渝水，賨民（亦称獠人、夷人等。即为板楯蛮，为巴人的一支，素以勇猛善战而箸称）。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谓‘巴俞舞’也。”《史记 司马相如传》载《子虚赋》：“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集解》引晋人郭璞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按实指賨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

　巴人“刚勇好舞”，在伴随巴人顽强生命力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进程而传承到秦汉之际，随着社会条件、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不断深化，这富有生命力的、巴人原始战争习俗的“巴渝舞”的艺术功能及其审美特点，便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因随“武王伐纣”而声名大振，被搜集入宫，成为宫廷中的“乐舞”，受到统治者的倍加重视。

　春秋时期的巴渝舞在民间非常流行。《文选 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巴人所唱“下里”、“巴人”歌曲，即是西汉杨雄所称的“巴人土歌”。巴人民风好巫，事鬼神。民间祭祀必作歌舞，娱乐人神。李善注左思《魏都赋》中“明发而耀歌”曰：“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江北区鹅石堡山汉墓出土的抚琴石俑，传达了巴渝舞在汉代盛行的情况；綦江县横山乡二墩岩汉代崖墓旁，5人相互牵手舞蹈的石刻画像，便是这一舞蹈形象的极好例证。《夔府图经》说：“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夷事道，蛮事鬼，初丧，击颦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这种跳歌继承了巫觋之风，即形成了“跳端公”的传统。《钢梁县志 祭祀》载：“跳端公是谓巫风积习相沿。”巫风与跳端公，在重庆民俗民间活动中，将古代民间的巴渝舞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巴人习俗的舞蹈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巴渝舞被整理成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和《行辞本歌曲》共四篇的燕乐乐舞。好那充满勃勃生机的粗犷风格，与汉代宫廷气势恢宏、充满雄壮浑厚的艺术风格糅合在一起，给汉代乐舞带来了新的活力。汉代巴渝舞既能展示出汉代“征讨四夷，锐志武功”的精神风貌，也能展现汉帝国“族举递奏”时色彩斑斓的民族民间歌舞的绚丽丰姿。《史记 司马相如传》载“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鼟，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镬武象之乐，阴*衍之音，下鄢郢缤纷， 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之倡，所以娱耳乐心意者，丽糜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描绘了汉代歌舞之盛状。《汉书 西域传》也载：“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描述了汉代巴渝舞也作为汉宫招待四夷宾客的舞蹈节目的情况。《盐铁论刺权》载：“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交作于堂下。”这上是素女，下是舞者，一刚一柔交织一堂的景况的记载，可见巴俞舞已在富豪贵族中家家流行的盛况。《汉书 礼乐志》载汉哀帝即位时“巴俞鼓员三十六人┅┅应古兵法”，反映了汉代歌舞在演出规模等方面，仍沿用周的严格王制。周规定，凡使用音乐舞蹈队形，为王者，排四面；为侯者，排三面；为卿和士大夫者，排两面；为士者，排一面。舞队的人数规定为：王的舞队，八人一行，共八行；诸公的舞队，六人一行，共六行；诸侯的舞队，四人一行，共四行。可见哀帝即位时是按“公”的标准操办的。上述记载表明：入宫之后的巴渝舞乐，依然保持了民间巴渝舞那雄健、刚武的艺术特征。

　除武舞的巴渝舞外，祭祀的和娱乐的巴渝舞也非常流行。曹魏初，王粲填词新作的《俞儿舞歌》共四篇：《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西晋时，傅玄重新填词的“宣武歌”，有《惟圣皇篇 矛渝第一》、《短兵篇 剑俞第二》、《军镇篇 弩俞第三》、《穷武篇 安台行乱第四》等篇。在这些新填词或新作的“巴渝舞”中，其中的“安台”篇章，就是作为武舞、乐舞中的祭祀性巴渝舞的具体表现。《宋书》均有记载：魏改巴渝舞为昭武舞，晋改为宣烈舞。《通典》载：“宣烈舞牟弩，有干戚。牟弩，汉巴渝舞也。干戚，周舞也。”史料记载，巴渝舞表演时，演员身披盔甲， 手持弩箭，一边唱着歌，一边跳着舞，模拟表演战斗的情景和祭祀着神灵与祖先。此时的巴渝舞已成为区别其它庙堂祭祀的雅乐，仍有“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左思《魏都赋》）之气度。以至到了唐代，巴渝舞被归入清商燕乐的音乐类别之中，祭祀性巴渝 舞的影响也随之变得更加大了。

　巴渝舞的祭祀性来自巴人的巫舞传统。这在巴渝地区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实物。巴人战斗用的巴式剑、钺、矛上刻有巴人图腾及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其形态酷似一种舞蹈语言。其乐器编钟、錞于，为巴人祭祀之物。

　唐代以来，重庆一带流行着巴人的又一歌舞形式，就是被文人们乐意填词的竹枝歌。竹枝歌，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巴人民风、民俗中极为普遍的娱乐性巴渝舞。曾在夔州作官的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 序》中言：“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余来建平（今巫山县），见里中儿联歌竹枝，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睢舞，以曲多为贤。”他在《乐府诗集》（卷82）中写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滟焉。”《夔府图经》也载：“俗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鼓为踏蹄之戏。”曾被贬谪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白居易在《郡中春宴》诗中叙及：“薰卓铺坐席，藤枝注酒尊。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寰宇记》也载：“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豸，唱竹枝为乐。”

　巴人“踏蹄”而歌，来源已久。在綦江县横山乡堰坝村二墩岩的汉代崖墓中就有所记载。崖墓中发现两幅“集体舞乐图”，一幅在五号墓室的右壁，浅浮雕，长134米，高046米。三组人物，从右至左依次为1人伴舞，1 人领舞，5人（二男三女）双臂平举联手而舞；另一幅在六号“夫妻”墓的后壁，也是一幅与五号墓相似的“集体舞乐图”，1男子伴奏，6女联手舞蹈，两端舞女各持一打击乐器。还有 ，在同乡的隆兴村施家山二号崖墓的门楣上方，也有一幅9人舞蹈的浮雕像，其人物服饰各异，有大人小孩，或跳、或曲腿，手拉手，动作奔放，如同参加盛大的欢庆舞蹈活动。这几幅舞崖画表明，联手“踏蹄”而歌的集体舞，是传承已久的巴人自娱性的巴渝舞。

　巴人民间歌舞在民俗活动中发展起来，到了宋元时代，已成为巴蜀舞蹈活动的主要内容。《四川通志 舆地 风俗》载：万州“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峨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重庆民间花灯、龙灯、马马灯等舞蹈及傩舞等涉及起源时，唱词中大多都提到“起于唐，兴于宋”。重庆地区，从巴人的“前后歌舞”，春秋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秦汉之际的“巴渝歌舞”，盛唐时期的“竹枝歌”直到宋元之时的“灯会”、“音乐、曲、”、“杂耍”、“说唱”及“跳神”等中，包含了且歌且舞的歌舞艺术形式。到了元明时期，在各种艺术形式初步形成的基础上，由于曲、词的产生，中国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戏曲这一包含舞蹈在内的综合表演艺术。这里，由于巴渝舞的影响和

　传播，“竹枝歌 ”被列入元北曲，成为戏曲中的一个曲牌。

　明清以来 ，重庆民俗活动中的民间舞蹈内容和形式，与现存民间舞蹈的内容和形式基本相仿。这一时期，清政府实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给遭受两次大的战争灾害的巴蜀人民带来复苏和发展的机遇，艺术了得以大发展，此时一些艺术形式发展很快，如过支受歌舞音乐影响发展起来的曲艺、杂技、戏曲（特别是重庆的地方戏曲——川戏）等，此时又反过来影响着重庆的民间歌舞。

　国民革命时期，重庆港口及长江河道航运的对外开放，使重庆地区与外来文化有了较为广泛的接触，民间舞蹈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共南方局领导大后方人民抗日的所在地地，以及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区指挥部和国民政府的陪都，全国文艺家云集，精英荟萃，重庆民间舞蹈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重庆解放时，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已有来自陕、甘、宁地区的秧歌舞、红绸舞、腰鼓舞等具有时代气息的北方汉族秘间舞蹈的传播和表演了。

　上述可见，巴渝舞从古朴威武的乐舞，到神圣肃穆的祭祀舞，又到阴柔多姿的竹枝歌舞、民间民俗中的龙狮灯舞等，都可看出巴渝舞从民间到宫廷，又从宫廷回到民间，并在融入于整个华夏民族文化艺术长河和历史的发展之中得以变化、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巴、蜀两国因为在《左传》《战国策》里没有戏份，所以大家一般也没多少印象。其实钩稽零散的史料，还是能够大致勾勒这两国的历史进程，值得特意提出来的是，蜀国曾从秦国手里夺取汉中，进而谋取关中，有如诸葛亮北伐；巴国曾经打得楚国修扞关来防守，较之后世巴郡人甘宁的勇猛也不遑多让。

巴蜀二国，僻处四川盆地与大巴山之中，与中原往来不多。但是，战国史上，也少不得它们的地位。从它们的存活之道当中，也可以看看正统“蛮夷”国家（不像越国那样出身蛮夷却积极参加中原事务，也不像中山那样出自戎狄却自我华夏化）是怎么生存的。

蜀能打残秦，巴能忽悠楚

巴蜀这二国，都处在秦国南方，两国之中，蜀对秦的威胁尤大。蜀之为国，历经蚕丛氏、杜宇氏、开明氏三朝王族经营，逐渐从岷山地区东拓至成都平原，早在西周初年，蜀人就参与了武王的西土诸侯联军讨伐纣王。后来到了周室衰落以后，蚕丛氏蜀君仗着山高水远，加上周人自厉王以后也很少再跨过大巴山与蜀人联系，于是便早早称王，后来又被杜宇、开明两家王族先后取代。

开明氏始祖鳖灵，据称其尸首从楚国沿长江上浮至郫（今四川成都郫都区）后又复活，不过事实上此人大概是从楚国因罪逃亡而来，后来鳖灵因善于治水而经受了杜宇的禅让。

开明氏在位时期蜀国国势大大提升，向东也与巴人联合，沿着长江一直攻入楚国的兹方（今湖北秭归，时在楚肃王四年（前377年）），战后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

三星堆文化有名的面具

对应传说中的蚕丛之纵目

曾经趁着秦国在厉共公卒后的混乱时期，蜀国一举夺取了汉中地区的要地南郑（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取我南郑”），蜀人甚至还曾经跨过秦岭，一度打到秦国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下（此事大抵发生于秦国献公-孝公相承之时代）。

蜀王在汉中一带的峡谷中围猎之时，也能与南巡的秦惠文王相遇。可见此时蜀国对秦国的威胁，怕是不亚于后世诸葛亮对曹魏关中地区的作用。

除此以外，蜀国也与魏国成为了盟友，一东一南夹击秦国，《竹书记年》有载：“梁惠成王十年（前360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瑕阳”本是魏国地名，从蜀地归回魏国之人，即是魏国派到蜀国的一位水利专家，可见两国合作的紧密程度，足见蜀国是一个既求近援（巴）又求远援（魏）的邦国。

再来看看巴国，巴国与中原，尤其是与楚国的来往，似乎更为密切一些，而且巴实有二国，西巴与东巴（枳），西巴源出于襄樊盆地，而东巴则源出于武陵山地区，主要控制三峡下游的盐井，留下过“盐水女神”之类的神话。

西巴参与过伐纣的牧野之战，留下了“前歌后舞”的勇士传说。巴国国君为姬姓，有可能是武王伐纣以后给他们安排的国君，或者本身就是周人的远亲，楚共王的母亲巴姬就出于西巴。后来在战国初年因为受到楚国打击，才沿着大巴山走米仓道西下到重庆附近地区。

这个巴国朝廷待的地方也不确定，《华阳国志·巴志》言“以子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丰都，后治阆中。”看来，到了最后，巴国还是跑到相对开阔的盆地地区去了。

大概到了楚国的宣、威时代，巴与楚又再次和睦，这时候楚国也扫荡了荆山地区的老邻居高蔡（有人说此国是楚惠王时期灭蔡后别封其公族之地，但我看八成是荆山里的土著），走大巴山山路没有阻碍了。

所以巴国有了内乱以后，其将军巴蔓子就去楚国求助，还许诺割地，事后楚使索要城邑，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地。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于是就自刎而死，让手下以其首交付于楚人。因此他的名字，日后在巴蜀地区，也就成了信义的象征。

蜀或因修路耗光国力而亡

巴蜀二国，都是被秦将司马错所灭，所以就要看一看司马错发兵以前的背景怎样。

当时蜀国的一个封国，苴国（今四川广元一带）与蜀国互相攻击，苴侯（蜀君“芦子霸王”之弟）兵败，逃至巴国，又去求救于秦（前316年）。

同时期韩国也在侵扰秦国。于是在秦国朝堂之上，司马错张仪二人对先伐蜀还是先伐韩起了争议，司马错主张伐蜀，而张仪主张伐韩。

张仪的看法是，韩国与魏楚两国亲善，掌控着“三川”（伊水、洛水、汝水）地区，又控制着什谷（今河南荥阳）、屯留（今山西长治屯留区）的要道（这两条要道，分别是从伊洛盆地东进华北平原的虎牢关要道和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如若秦国能顺道同时与魏、楚合作，就可以兵锋直指洛阳，利用周天子残余的权威“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这才是王者之业。而蜀，仅仅是西方的戎狄之邦，讨伐蜀国名利一样都得不到。三川、周室，是天下的大都会，如果我王不争大都会，却去争夺夷狄之地，这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王业。

而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者全备，方能成就王业。如今秦国依然地小民贫，所以还是先从简易之事入手。蜀，是一个“戎翟之长”之国，又有“桀纣之乱”，以秦国的国力对付蜀国，犹如豺狼逐群羊，战后可以拿到一大片土地增加国土，也能取用其财富富民强兵，还不会制造恶名。而攻伐韩国，劫持天子，会招致恶名又不一定得到实利，会冒犯天下各国之大不韪。更何况周室好歹还是天下共主的象征兼齐、韩的盟友，劫持天子，只会招致恶名，此举甚是不善。

再来看看此时秦国的外部环境，这时候巴蜀联盟已经破裂，同时苴国所处之葭萌（今四川广元）也是大巴山南麓一处要地，在秦岭以南地区，楚在今安康一带置有汉中郡，秦则占有祁山一带地区。

关东的情况则是：张仪所言韩国威逼周室确属实事，早在周显王二年（前367年），韩与赵二国就借着周威公被弑杀以后，“新周公”（周考王所封）家族的内斗，把周室仅存的领地分裂为西周（都雒邑王城，今河南洛阳王城）、东周（都巩，今河南巩义，同时占据成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两块。

所以过了四年，秦献公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击破三晋联军，斩首六万以后，周天子即派人祝贺，这足见秦国在献公复兴以后，周室是把秦国看做是压倒欺压周室之三晋的救世主的。

在孝公、惠文王的时代，周室其实也很看重秦国的作用，同时秦国也依然扮演着春秋中期楚国右翼打手的角色，以对抗三晋，一直到苏代联络合纵攻秦（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以前皆是如此，卫鞅受封商君以后对楚动手仅是他拓展封地的个人举动，与秦廷号令无关。

秦国在变法初期，扮演的乃是惩治大坏蛋魏国及其帮凶韩、赵的角色，所以起初关东诸侯那时候其实还是普遍乐见于秦国崛起的，不过到了司马错伐蜀以前，反秦的“合纵”联盟也初次结成，并且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攻秦至函谷关，败退而去。

虽然关东联军失败，不过东方诸侯的力量也的确不可小视。对中原的攻略也诚如司马错所言，我们攻伐韩国，取代了韩魏威逼天子的地位，就会招来新的恶名而得不到实利，不如出兵羸弱的蜀国，能扩张地盘还能扩充财富。

在对未来的发展战略方面，人们也确实应该对风险与利益都加以评估，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秦惠文王能听取司马错的意见，也能看得出他也颇有战略眼光。

再看看秦国在发兵以前所做的准备，早在周显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前337年），蜀王派使者赴秦国，秦惠文王知蜀王好色，就送了五个美女去蜀国，蜀人派了五个力士相迎。

传说回程走到了梓潼时，忽然见到一大蛇钻入洞穴之中。力士们担心大蛇伤人，于是便有一人抓住蛇尾，要把大蛇拉出。但一人的力气不够用，五个人联合起来，才把大蛇拉出。随着巨蛇被拉出，山也崩塌了，压死了五个力士以及五位秦国女子，而山也分五岭。蛇洞上有一大条平石（可能是蛇身所化）。蜀王甚感伤痛，便登上这山，命山名为“五妇冢山”（此山也一名“五丁冢”）。

另有一传说，蜀王在汉中围猎与秦惠文王相遇时，惠文王送给蜀王一筐黄金。蜀王也以一些金银财宝回赠，但不久这些财宝就化为泥土。惠文王大发怒火。不过群臣却庆贺贺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于是秦王转怒为喜。就令人作石牛五头，在牛屁股后面放了些黄金，骗蜀王说牛能排便排出黄金，于是蜀王闻之大悦，派人索要石牛，秦王答应了。蜀王也派了五个力士去迎石牛，发现根本排不出什么黄金来，就派人把石牛还了回去。还嘲笑秦人为“东方牧犊儿”。秦人给出的答复却是“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皆有“五丁”（五个力士），这可能是一种劳役组织形式，大约蜀人得了南郑以后，以“五丁抽一”之制度开辟道路，所谓“五丁开山而死”，大约是指筑路伤亡很大。

五丁开山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不过这两个故事还反应了两个特征，一是秦对蜀中早有野心，蜀对关中也是如此；二是这两个故事都抑蜀扬秦，恐是蜀国破灭以后所出。

这也看得出来，隔着秦岭的双方，很早就互相不对付了，而且蜀人费尽力气向北扩张修筑道路，最后却被秦人加以利用埋葬了自己。

司马错伐蜀的过程，史书交代仅仅是司马错、都尉墨与张仪一道从蜀人所开的联络蜀中与汉中的石牛道（即“五丁开山而死”之道）伐蜀，蜀王在葭萌不敌秦军而退却，进而秦军进入成都平原，探进了蜀国的中枢。

不过蜀国君主的结果，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史记》中的《张仪列传》与《战国策》认为蜀王被俘且被废为秦国之侯，秦国派遣陈壮（或作陈庄）为相辅佐蜀侯。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认为，蜀王逃到了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所杀害。其相与太子则退到了逄（今四川彭州），死于白鹿山，尔后秦国立惠文王之子公子通国（或作“公子通”）为蜀侯，蜀相依然还是陈壮。

我个人觉得，蜀也是一时强国，不可能一战而亡，大约其王族也要拼死抵抗，所以蜀国王族的下场，大约《华阳国志》所述属实，而且就逃亡路线来看，蜀王和太子很明显是要逃亡岷山之中，大约也是要求呼召蜀人故地的部族抵抗秦人吧。

不过后来秦人所立之蜀侯通国，大抵也是蜀国王族子弟，因为秦国对待本国公族子弟的政策是“无功不封侯”，而对于臣服的蛮夷君长，则可以网开一面，承认其君侯地位以换取其效忠，秦国对于西北后方另一强邦义渠也是如此，甚至为了换取义渠王的忠心，还搭上了宣太后的身体。

秦惠文王封蜀侯之时（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秦国太子（秦武王荡）方年十五岁（虚岁），其弟显然更为年少，不可能建尺寸功勋。所以蜀侯的身份，大抵还是降秦的蜀国宗室子弟。

秦怎样彻底驯化蜀地

秦国从灭蜀到封蜀侯延宕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秦国一方面是在扫荡蜀国的残余势力，一方面司马错也继续挥师东进，消灭了巴国（这时候的巴国大约都在阆中，而非江州（今重庆渝中区一带））。

《张仪列传》称此时的秦国是“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可见经过巴蜀战役以后，秦国的体量确实暴涨了几个吨位。但这并不是巴蜀故事的结束。

在灭蜀以后，秦国也要建设这片新降服的地区，司马错本人也展现了自己在文治方面的天赋。同张仪和蜀守张若一起投入到了建设工作之中。不过依我看来，秦国开始重视蜀地建设，大约也与不久以前发生的蓝田-丹阳战役有关，也与蜀地的一大军事政变有关，

在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国在楚国始封之地丹阳大败楚军，斩首楚军八万众，还俘虏楚将屈匄等七十余人，屈匄的同族子弟，楚国的被流之名臣屈原，还为此作《国殇》以示哀悼。

尔后楚国大肆反击，倾全国之兵，沿着武关道，一直杀到关中平原的边缘蓝田，但还是被秦人击败。这场争夺战虽以秦国的胜利告终，但是也让秦国人见识到了楚国深厚的潜力，所以秦国才会决定要好好建设巴蜀，好在背后再捅楚国一刀。事实上，后来司马错发兵取楚之黔中，为白起攻破鄢郢打前站，就是这一战略的产物。

再看看蜀地内部封君的情况，我先前说秦人所封的蜀侯，当是原蜀国公族子弟，所以才会与秦人不和。

事实上，在巴蜀平定后不久，蜀地就出了大麻烦：蜀相陈壮与蜀侯通国不和，杀死通国为乱（周赧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司马错便同张仪（可能没有跟随司马错）和庶长甘茂再次伐蜀，平定叛乱，作乱的陈壮也被甘茂诛杀。

接下来司马错有参与了一项工程，就是为成都、郫、临邛三座城邑建设城池，这是平定叛乱以后的工程（前310年），这项工程乃是司马错的一项业绩，《华阳国志》言此工程是司马错、张仪、蜀守张若三人合力主持，其中成都城墙修得十分高大坚固，《华阳国志》称“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大约是周长3465米，高16米），甚至成都的市场大小，还跟秦都咸阳一个规模，足见秦人经营蜀地之雄心。

郫县古城镇

秦时古城所在地

司马错营建的工程也经历了岁月的考验，直到六百多年后，东晋桓温消灭蜀地的成汉政权后，属下的部将还说能看到司马错修建的城墙。不过，很有可能主持修建城墙的人里没有张仪，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忙着在关东忽悠各路诸侯呢。

先前，秦惠文王封公子通国为蜀侯之时，秦国就从关中本部移民万户以实蜀地户口，有了城池，这些来自于秦国故地的“新蜀人”，也日子过得更为安宁了。

但是秦国中央政府还要继续安抚蜀地土著，于是在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又册封公子恽为蜀侯，蒙文通先生认为此人亦当是原蜀国公室，而非秦国公子，我也倾向于此说。

但是，蜀地并没有因为这位新封的君长而安宁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蜀国故开明氏王族根基深厚，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秦武王在位时期，秦国在执行先前张仪对司马错所述的挺近中原战略，对韩国出手，拔取了伏牛山地区的韩国旧都兼冶铁重镇宜阳，因此相对忽略对南方的经营。

不久，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以后，新君秦昭襄王立足未稳之时，蜀侯恽在祭拜过蜀地山川后，派人给秦昭襄王送去了一些食物，但他的后母不想让蜀侯得宠于秦廷，就在食物里下了毒，还要秦昭襄王派近臣试毒，结果近臣暴毙（时在秦昭襄王六年，前301年）。

随后秦昭襄王派遣司马错赐蜀侯恽以剑自裁，蜀侯恽夫妇果然以剑自毙，司马错还顺道诛杀蜀侯恽属下二十七人，秦廷册封蜀侯恽之子绾为蜀侯。

但是这一出自《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以我之见，太过小说家言，真相恐如《史记·秦本纪》所言，蜀侯恽造反在先，尔后被司马错所平定。至于蜀侯向秦宫进献食物之说，恐是秦人所造的借口，而蜀侯恽及其臣属的结局，大约《华阳国志》所言不虚。

这次反乱遂被平定，但是蜀人还是一贯不太服气的，在蜀侯恽身亡之后三年（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蜀人认为蜀侯恽蒙冤身死，将其墓葬从咸阳移入成都郭内，这也是因为在此以前出现了先大旱三月后又*雨七月的异象。运灵柩的车出城北门时又陷在了泥地当中，大概这也是反映蜀侯恽积冤难清要向北面的秦廷申诉吧，故而蜀人将北门改名为咸阳门，以纪念蜀侯恽之冤。

蜀人还为蜀侯恽立祠，据说他的怨灵还能“兴云致雨”。不过，从这些神奇事迹背后，我所看到的还是蜀人与秦人之间的隔膜。

大约在蜀人迁葬蜀侯恽之时，司马错已经离开了蜀地回到了秦廷，不过，关于蜀地动荡的最后结局，我还是要交代一下。

在周赧王三十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末代蜀侯蜀侯绾也因被疑谋反而被秦人所诛杀，此后蜀地不再置侯，完全归于秦国所委派的蜀守及其下属管理统治之下。

蜀系贵族征服越南

但蜀侯绾还不是史见其名的最后一位开明氏王族成员，最后一位开明氏的君长，是安阳王泮，依越南人编的《大越史记全书》，此人出道时已经是在周赧王五十八年（前257年），恐怕其人为人已经是蜀侯绾的子辈或孙辈，绝非如昔人所言是末代蜀王卢子霸王之子弟。

他（或者是他的先辈）大约是沿着后来秦人所开的“五尺道”的前身，南下到滇池地区，可能又被滇池地区的庄蹻滇国势力所驱逐，又不得不沿着红河继续南下，最终到了今天越南河内附近的红河平原地区，消灭了当地的土著小国文郎国，建立了“瓯雒国”政权。

据说蜀人在越南建立瓯雒国

按照《大越史记全书》所言，此人的手下曾经造过一种秘密武器“灵弩”，因此他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挡住了秦国南征军任嚣、赵佗的进攻。

赵佗退守武宁山，遣使讲和。双方约定以平江为界，北为赵佗界，南为安阳王界。随后赵佗子赵仲始娶安阳王的女儿媚珠为妻，入赘安阳王家。仲始窃取了灵弩，用假弩将其掉包。

仲始以省亲之名义北归，临行前对媚珠说：“夫妇恩情不可相忘，如两国失和，南北隔别，我来到此，如何得相见。”媚珠说：“妾有鹅毛锦褥常附于身，到处拔毛置岐路，以示之。”仲始回到北方后，将这番话告诉了赵佗。

公元前208年，任嚣病逝，临死前嘱令赵佗掌管岭南事务。赵佗在岭南发兵拒险，成为一路割据势力。赵佗发兵南下进攻安阳王。安阳王不知灵弩被窃，为赵佗所败，与女儿媚珠同乘一马逃跑。赵仲始认准鹅毛紧追不舍，这一蜀系政权至此又被继承了秦国南征军武装力量的赵佗所征服，安阳王则坐着神龟入海了（大概是坐船出海了）。

《大越史记全书》说此事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但《南越列传》说“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大概开明氏瓯雒国是在汉文帝时期才灭亡，若依此记载加上安阳王的纪年，当是前230年，安阳王泮灭文郎国。

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古史论述》一书中，认为“安阳”之名，实为蜀国王室氏名“开明”之转音。安阳王的灭亡，才算是蜀国开明氏的彻底灭亡。

后来赵佗称帝以后，又在此地安置了一个“西于国”，其王也在南越灭亡时被汉军斩首（前111年）。

另外，我前面提到的“东巴”枳国，大约在司马错夺取黔中以前（前280年）不久被楚国所灭，但随后，楚国也遭到了白起所发动的鄢郢之战的打击，遭受了重创。

巴与蜀的角色，都是图谋于远援或近援都不成，最后被人降为附庸再几起几落，四处逃亡最终灭亡的过程。

不过比起曾经一度参与合纵攻秦的“蛮夷”中山和义渠，蜀国还算是幸运的，毕竟它后方的战略纵深还跟大，所以残余能顶到中山、宋国灭亡前后才灭亡，残余的残余，甚至还苟到了关东大起义以后。

司马错平定巴蜀

野史《格格春秋》里记载着这样一则趣事：公元前一世纪的某一天，《战国策》的作者刘向请几位朋友赴宴。刘向本是节俭之人，不会无故请人喝酒，朋友们一猜便知他必有为难之事相求。还真让朋友们猜中了，酒至半酣，刘向从袖筒里掏出一篇文稿让大伙传阅。朋友们一看，见题目是《司马错论伐蜀》。刘向告诉大家，这是即将编入《战国策》的文章，因为要作为史料，所以要极其慎重。他说总觉得文章对司马错渲染不够，缺少刀光剑影的战争描写，很难表现大将的八面威风。所以，今天特意请朋友们提点意见，帮着出个点子。文章传阅完毕，有个朋友随口吟了一首诗：

司马挥师谋略伏，

错认蜀地当故土。

智名不取勇功没，

胜却鏖战拼杀苦。

这是一首嵌名诗，诗中嵌着“司马错智胜”。见朋友如此多才多艺，另一位朋友不甘示弱，也当即诵诗一首：

坐论庙堂司马功，

巧取巴蜀错刀锋。

霸业奠基谈笑事，

终得华夏成一统。

有人就问：人家诗里有“司马错智胜”，你这诗里有什么？这个人说：我诗里有“司马错谈笑成一统”。

刘向说：你们这一个一首诗、那一个一首诗，净卖弄自己这点学问了，倒是给我出个主意哦！大伙一致表示：哥们儿写得不错，弟兄们全通过了，准予发表！

据野史《格格春秋》记载，《战国策》这部历史典籍在注重文章史料性的同时，还非常注重文章的文学性，其中有些章节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名篇。正是由于文章非常优美，才使后世研究者对其作为史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就拿这篇《司马错论伐蜀》来说吧！张仪主张伐韩击周，司马错却力主灭蜀，而秦惠文王立刻就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仔细想想，事情会这么简单吗？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认真考虑。事关对哪个国家用兵的问题，怎么会三言两语就能做出决定呢？《格格春秋》上分析说，《战国策》叙事的妙处就在于此，许多文章只为阐明观点，但不载录不必要的情节。还是以《司马错论伐蜀》为例，文章只重点记录张仪、司马错的观点和秦惠文王的表态，而除此之外的一次次争论则一律删去，这样写更能突出表现文章的中心思想。说来说去，司马错和张仪又有怎样的争论呢？下面，朋友们还是听格格慢慢道来。

据野史《格格春秋》记载，司马错祖籍秦国夏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韩城县，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八世祖——即司马迁的八辈儿老祖宗。他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和后来的白起、王翦被称作“秦国三大干将”。《格格春秋》上说，白起用兵以战略规划见长，王翦用兵贵在缜密的战术，这两个人的用兵技巧在其指挥的历次战役中得以充分体现，引起后世兵家重视。而司马错用兵却是以谋略见长，注重战略上的时机，正如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他使战争在谋略策划阶段就已经稳操胜券。如此一来，经他指挥的战役在外行眼里便没有丝毫看点，很少被人称奇。这也正是司马错用兵的妙处，实如孙子所言：胜者无智名，无勇功。看似平平常常，其缜密精深却无处不在。司马错的功绩主要在于伐蜀定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巴蜀之地等于把秦国的疆域扩大了近一倍，人口增加近三分之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等于秦国的综合国力整个翻了一翻！正是由于司马错的成功伐蜀定蜀，才有了以后秦国蜀守李冰亲自主持的都江堰工程，因而打造出作为秦国米粮仓的天府之国，为后来统一全国提供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

至于伐蜀的历史背景，《格格春秋》作了详尽记载。秦惠文王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国南面的两个邻国巴国、蜀国发生了战争。巴国都城是现在的重庆，蜀国都城是现在的成都。蜀强巴弱，巴国自知不敌而求救于秦。司马错一看便宜事来了，就力主发兵，以帮助巴国的名义灭掉蜀国。丞相张仪一听，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就想嘲笑司马错。张仪说：要想扬名，就得去大的都市，因为那里人多哦！要想成就霸业，就要到中原与各路诸侯争雄。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打败韩国、胁迫周王室，进而达到号令天下诸侯的目的。而蜀国不过是一片荒蛮之地，地处偏僻，百姓野蛮，攻打它只会劳民疲兵。即使把它占领了，也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名。不到中原与强国争雄，而去偏僻之地与野人争利，这不是和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吗？

张仪的观点，整个一占领中心城市的说法。《格格春秋》上说，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会有这种急功近利之人。这种人不考虑历史条件，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抱着革命一日就能成功的幻想，把自己的轻浮、急躁看成高涨的热情，而对别人的脚踏实地却不屑一顾，认为人家目光短浅，不足以成大事。其实，以当时秦国的国力，要想与群雄逐鹿中原是远远不够的，贸然发兵，直接关系国家安危。而司马错伐蜀的论据则是：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这句话是说，要使国家富强，就要努力扩大领土;要使军事力量强大，就要先让人民富足;要称雄于天下，就要在道义上让人民拥护你。蜀地荒蛮怕什么？我们可以好好去治理哦！领土多一分是一分、多一寸是一寸，这是我们赖以发展的基础。现在是蜀国侵犯巴国，我们以拯救弱小的名义发兵也算师出有名。如果放弃伐蜀而去攻打东面的韩国、东周，势必造成自我孤立，别忘了周王室还是名义上的天下主宰哦！而从长远考虑，夺取巴蜀之地乃是一统天下之必需，因为此地可以作为进攻楚国的跳板，得蜀即得楚，得楚即得天下。

历史背景和张仪、司马错各自所持的观点，最后，秦惠文王支持了司马错的方案，司马错率兵伐蜀。虽然是“蜀道之难难之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地通人烟”，可别忘了：秦国还有个巴国“朋友”帮忙呢！因为秦国是打着帮巴国的旗号灭蜀的。由于司马错对形势判断非常正确，秦国灭蜀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只用十个月就完成了。既然把蜀国灭了，又怎能放过因战争而疲惫的弱小的巴国？司马错不费吹灰之力，又接着将巴国灭了。春秋无义战，战国时期灭掉一个小国更不需要什么理由。

据《格格春秋》记载，以后，司马错又曾两度入蜀平叛。第一次是秦武王元年——即公元前310年，蜀侯陈庄叛秦，司马错受命协助甘茂平叛，最后陈庄被诛。第二次是秦昭襄王六年——即公元前301年，蜀地郡守、蜀侯公子辉在蜀地作乱、叛秦自立，司马错再次入蜀平叛，诛杀公子辉及郎中令等二十七人，蜀乱遂平。

历史的发展与司马错谋划伐蜀时的设想毫厘不爽，据《格格春秋》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陇西秦军从蜀地进攻楚国黔中郡，击败守军夺取该郡，迫使楚国把汉水以北和上庸的大片领土割让给秦国。而在司马错灭蜀107年之后——即公元前223年的灭楚战争中，秦军就是以原来的巴都重庆为基地，顺长江从水路进入楚国境内，从而顺利完成了灭亡楚国的壮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发现的大量竹简和秦营遗址成了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格格春秋》上说，司马错所指挥的战果最大的战役，是公元前316年的灭蜀之战和公元前280年迫使楚国割地求和的黔中郡之战，但是，由于这两次战役打得没费什么劲，很少引起后世兵家重视，而这也更加从反面证明了司马错战争艺术之高超。

格格讲了这些，还有必要再解释那两首嵌名诗吗？结合这些故事，那两首诗的含义本是一目了然的。不过，为节省朋友们的时间，格格还是加几句赘言，把这两首诗串讲一下。第一首诗的意思是：司马错指挥军队，其中隐藏着很深的谋略，他把蜀地看做秦国应有的领土。正如孙子所说的那样，他用兵“无智名，无勇功”，高超的战争艺术胜过战场厮杀千倍万倍！

哦，司马错智胜！

第二首诗的意思是：在庙堂上的战前谋划已奠定建立奇功的基础，司马错避敌锋芒巧取巴蜀。谈笑之间筑牢秦国根基，后来终于完成了国家统一。

是的，司马错谈笑成一统！

司马错灭巴蜀

同年秋:将军将秦师;黔中之战)。耕人得古器，前387年蜀国侵占了秦国的南郑，《六国年表》记载在前441年司马错，以后数十年，实践了他得蜀即得楚的部分预言，司马错前去赐死也不大可信、悼武王，都来向秦国告急，张仪传也是说秦王觉得道路凶险难走到：“蜀国乱政、犁两国叛乱，比攻打韩国。秦昭王二十七年，秦惠王时期将领，从蜀地沿江而下，根本就没说司马错伐蜀，十一年。《史记》中没有记载张仪在伐蜀战争中的作用，主张仁道，冬，后亦与白起同时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苴，接受了秦国人左成等的建议才侥幸获胜，被蜀王战败逃亡巴国。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社会基础，司马迁的八世祖，但只说蜀王被张仪在武阳追杀。十四年丹;，作战失利，取得巨大的利益人们也不会认为是贪婪。学属纵横家。”最终秦惠王赞同司马错的意见。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的一个重大的军事举措。秦武王元年，周览壮前躅，伐蜀则既可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实军备，而是被秦国贬号为侯，而戎狄之长也，受命攻魏。但是《华阳国志》也记载了一些可信的史料;，秦惠王是不会让他担任统帅。秦惠公十三年，率陇西兵及巴蜀兵十万人、狄首领，而有桀，攻楚黔中巴蜀相攻，其记载的蜀侯公子辉被后母陷害，是名实一举两得，外交才能出众。’——《战国策·秦策三》蜀国在秦国南方是大国，又反对攻打蜀国。司马错指挥平定蜀国的经过在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就像司马错说的，战国秦夏阳人，对蜀国用兵。金牛伐蜀秦国平定蜀国。秦昭王二十七年秋，才由秦公子通取代原蜀王。前316年从石牛道上纵横千里、纣之乱，宿雨多遗镞，司马错是统领军队作战的统帅，生卒年不详，迫楚献出汉北及上庸地于秦。登临直萧辰。唐朝的《正义集解》。秦昭王六年，攻打蜀国应该是司马错指挥的，他前往蜀地去赐死归降的陈庄还可信：秦国南方是汉中，毁台生鲁谷、指挥灭蜀战争的史料，还有平定残暴的声望，担任蜀侯。废井抽寒菜，取邓，我们占领了天下不会认为我们残暴，墉高秋蔓绿，相国张仪主张攻打韩国，在《战国策》中记载他攻打宜阳就可以看出，却因韩侵秦而举棋不定，即与张仪。秦昭王六年，司马错力排张仪之议，蜀侯叛，同年、犁，当时在西南地区还有巴，南郑叛乱、昭襄王三世。堑平陈叶满，蜀王败逃至武阴;登司马错古城，秦国已经控制了包括南郑等地的汉中，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中国打下经济基础和战略基础，只有司马错的战略才能出众，司马错与白起等又攻取魏国六十一座城邑，并诛郎中令等27人，取轵，苍烟晦乔木、丹，又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楚。故垒清江上，可以知道在秦躁公前442年时，灭掉蜀国，六年蜀侯的叛乱，司马错率陇西兵二十万人南下东攻楚国，也有谋略，西辟之国也，战国中后期秦国名将，后归降。司马错仕秦惠文王，秦国是了解进入汉中蜀国的褒斜道路的，其中蜀国最大，控制了汉中。甘茂是楚国纵横家，该书记载的苴侯同巴国联合，蛮溪纷诘曲，司马错受命协助平定蜀乱。司马错在蜀国把蜀王降号为侯的作法在三国时期的政权交替和统一中被借鉴和仿效。当时秦国的汉中确实是被蜀国占领，都是蜀国控制汉中，蜀相陈庄杀蜀侯来降，蜀国还派人来朝贺，这些都是不可信的，考虑到《华阳国志》对司马氏的反感，派楚人甘茂前往杀了蜀相陈庄、《括地志》都是受东晋时期的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影响，还是戎。唐朝刘禹锡，才犹豫，在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秦国任命公子辉为蜀侯，不是客观历史事实，张守节的《正义集解》选用了《华阳国志》张仪统领，司马错主张攻打蜀国，号曰苴侯”。‘夫蜀，迫楚献出汉北及上庸地，甘茂诛陈庄。继而又灭巴。昭王十六年，因蜀相陈庄叛秦。《史记》只是记载了蜀和苴相互攻打，为白起部将，曾和白起一起征战于长平之战，司马迁八世祖。他的次孙司马靳也是优秀将领，反对出兵蜀国、犁两国臣服秦国，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等之功的，蜀侯和蜀相再次谋反，灭蜀，这年丹。留此数仞基，认为伐韩将导致诸侯合纵对秦，比如“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值得尊敬，王翦偏重战术，司马错平叛，把“金牛伐蜀”一类故事作为历史纪录下来。张仪主张先攻韩，白起过于残酷、苴，并且说明。在秦朝功劳最大的三位统帅中，司马错担任客卿，几人伤远目，但不排除战后张仪主持投降仪式，攻韩，不是军事家。这议为秦王采纳。《史记》记载司马错在秦惠王九年的前316年十月平定了蜀国、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伐蜀，劫天子的结果有利，平定蜀中、滇等国，无法确定，向秦国求援，可见流传广泛的所谓“金牛伐蜀”的故事，秦惠王即位的前337年，与蜀王之师战于葭萌。十八年。秦惠王十四年陈庄杀蜀侯，秦惠文王欲趁机灭蜀，派司马错前往平定

秦国进攻巴蜀

秦灭巴蜀之战，于周慎靓王五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等率军攻灭巴、蜀的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蜀国位于今四川省、重庆市一带。到了战国中期，巴国、蜀国兵戎相见，这给秦国攻占巴蜀之地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此，秦国名将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于是，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在公元前316年消灭了巴国、蜀国，从而攻占了巴蜀之地，进而为秦灭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秦国，楚国和巴国、蜀国也是非常邻近，二者都处在长江流域，可谓一衣带水。那么，问题来了，战国时期，占领巴蜀地区的为何是秦国，而不是楚国呢？也即楚国为何没有对巴国、蜀国动手呢？

一

首先，在战国时期，巴国和蜀国虽然疆域辽阔，但是，其在整体实力上，无疑是弱于战国七雄的。因此，对于楚国来说，同样具有消灭巴国、蜀国的实力。不过，因为楚国的战略方向一直是向中原地区扩张，这让楚国错过了攻占巴蜀之地的机会。楚国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公元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_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对于春秋时期的楚国，不仅和晋国长期争霸，还消灭了诸多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比如申国、息国、蔡国、许国、陈国等。而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同样在向富庶的中原之地扩张。

二

在战国时期，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吴起变法”。在吴起变法之后，楚国和魏国、韩国、齐国等中原之地的诸侯国交手。因此，在主要精力放在中原之地后，楚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旁边的巴国和蜀国。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自然也是在向中原之地扩张。不过，周慎靓王三年，魏相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对于向中原地区扩张的秦国，在公元前318年遭到了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的联合进攻。

虽然在第一次合纵攻秦之战中，秦国取得了胜利。不过，这也意味着秦国的进攻势头，遭到了魏国、韩国、赵国的坚决遏制。于是，在公元前316年，秦国调整策略，先拿实力较弱的巴国、蜀国下手，无疑是一件让人理解的事情了。也即秦国适当放慢向中原之地的扩张步伐，显然可以化解山东六国的合纵联盟。

三

另一方面，楚威王一至十一年，楚国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在秦灭巴蜀之战前，楚国实际上已经在蚕食巴国的疆域。对于楚国来说，比较看重巴国的盐泉，这能为楚国带来直接的利益。

但是，对于巴蜀之地的其他地区，楚国则不是非常感兴趣。毕竟在战国时期，楚国长期是地域最为辽阔的诸侯国，也即楚国更加看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疆域。虽然大家都知道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但是，这是因为秦国攻占巴蜀之地之后，修建都江堰等水利设施，这才逐渐让成都平原风调雨顺的。在秦国消灭巴国、蜀国之前，主要还是巴国的盐泉更加令楚国觊觎，所以楚威王这位君主曾经多次攻打巴国，却没有直接吞并巴国和蜀国的打算。

四

最后，在战国中期，相对于楚国，秦国的疆域则相对较小，主要包含了今甘肃肃、陕西省等地。因此，秦国对于攻占巴蜀之地的需求更加强烈，这成为秦惠文王在公元前316年发动秦灭巴蜀之战的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是，在秦国出兵之前，苴国君主主动向秦国，而不是楚国求援，这给了秦国出兵干涉的理由。苴国，都城在吐费城，是东周战国时期开明氏蜀国的分封国，第一代君主是蜀王杜尚的王弟杜葭萌。所以也称葭萌国。苴国虽然是蜀国分出的诸侯国，却在战国时期和巴国关系亲近。到了战国中期，蜀国派兵攻打苴国，后者不仅和巴国联合，还顺便向秦国求援。于是，秦国得以名正言顺的派兵进入蜀地。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走石牛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被捉。对于坐收渔翁之利的秦国，不仅消灭了苴国，蜀国，还顺便吞并了本就衰落的巴国。在此之前，楚国的多次进攻，一定程度了削弱了巴国的实力，促使秦国得以轻松消灭巴国。总的来说，在战国中期，秦国顺利攻占了巴蜀之地，从而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包夹。如果楚国能在秦国之前捷足先登，先消灭巴国、蜀国的话，那么，这就是楚国包夹秦国了。换而言之，巴蜀之地的归属，直接关系到了秦国和楚国之间的攻守之势。

秦国平定巴蜀

巴、蜀两国在今重庆、四川。蜀国都成都，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这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金牛道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战争介绍

巴和蜀都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巴人有著名的“巴渝舞”_“歌舞以凌殷人”。武王克殷后，曾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大概建国在汉水中游。

巴在春秋时和邻近的__邓_申_楚等国都有交往，和楚还有婚姻关系。但后来也被楚所并，为楚汉中郡。在今重庆东部涪陵地区当时还有一个枳巴，战国后期灭于楚。

秦在灭蜀之后，随即也灭掉建都江州的巴。后又从楚夺得大片巴地，建立巴郡。

结果及影响

此战，先击灭巴、蜀及苴等各国，占领秦岭外广大地区，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战略上还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秦灭巴蜀，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

秦国吞并巴蜀

秦国能够占领巴蜀，纯属偶然。巴、蜀是两个非常古老的王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明程度很高，国力也很强大。

巴、蜀所在的四川、重庆地区多山，入蜀通道以守难攻。楚国、秦国与巴、蜀发生过多次战争，都没有攻入巴、蜀腹地，反而多次为巴、蜀所败。

蜀国和巴国是西南诸国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经常发生争斗。苴国也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国，与巴国友好，苴巴经常联合抗蜀。

秦惠王更元九年，韩国大举攻秦。正在这时，苴蜀两国使者先后到秦。原来，蜀国为了战胜巴国，决定先剪除巴国的党羽苴国。苴国向巴国求救，但巴苴联军还是被蜀国打败。苴国与秦国建立过防楚联盟，于是向秦国求救。

本来在巴蜀与秦国之间隔着楚国占领的汉中，楚国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国由于地处进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着剑门，首当其冲，与楚国发生多次战斗，结仇很深。

此次，苴、巴两国危难，邻国中能够与蜀国一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虑楚国与自己土地相邻，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无异于引狼入室。

而秦国与巴蜀中间隔着楚国的汉中，只有一小部分土地与自己相连，战胜蜀国后势必离去。如果不走，就将陷入巴蜀和楚国汉中郡的包围。因而求秦国是风险最小的。而蜀国派使者入秦，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为了使秦国不出兵的。

秦惠王对苴蜀的要求都答应了，分别收下了两国的厚礼，让两国的使者归国。秦惠王用两国的礼物与韩国议和后，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秦军很快就通过了苴国把守的剑门，向蜀国的都城成都进发。

对于秦军的突然出现，蜀王十分吃惊。对于秦国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气愤。于是，蜀王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

但由于秦军已过剑门天险，气势正盛，蜀王在葭萌战败，被秦军杀死。张仪、司马错接着占领成都，蜀国灭亡了。

张仪又借苴国与巴国劳军之机，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秦国尽收巴蜀之地。张仪和张若还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

由于蜀王室在蜀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羁縻蜀国的办法，将蜀国降格为侯，任命蜀王的儿子为新的蜀侯，任命张若为蜀相，管理蜀政。对待巴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插在秦国本土和巴蜀之间的楚国汉中郡直接威胁秦国入蜀的要道，成了秦国必须要拔掉的钉子。

秦惠王在公元前312年联合韩魏攻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占领汉中。

秦惠王命魏章率领公子疾、甘茂在丹阳大败楚军，占领了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大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扩展资料:

1、历史记载：

巴、蜀两国在今重庆、四川。蜀国都成都，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

这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

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金牛道攻蜀。

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

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2、影响

此战，先击灭巴、蜀及苴等各国，占领秦岭外广大地区，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战略上还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秦灭巴蜀，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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