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

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解释词义、注明音读、疏通文意、阐明思想、分析句读、讲解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校正文字、考证人名、地名等，例如：

解释词义例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

注明音读例

《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经典释文》：“逑，音求。”又如《诗经·召南·何彼 矣》：“何彼 矣，唐棣之华。”《经典释文》：“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华如字。”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不同方言区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彝文古籍的编纂写作分类：从编纂、写作者的角度来分类，彝文古籍可以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其中毕摩文献是最多的一类。

1、毕摩文献毕摩是彝文古籍的主要创作者、收藏者和使用者。毕摩古籍主要是经书，也有其它书籍。根据王继超与余海所著《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的分类，结合彝文典籍的情况，毕摩经书可分为十大类：（1）丧事祭祀时迎毕摩与献酒类，有《迎毕摩献酒经》、《毕摩溯源经》、《献水经》、《献茶经》等。

（2）丧祭仪式经书类，有《丧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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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仪经》等。

（3）丧事活动的禳解仪式经书类，有《解冤经》、《解除衍尤经》等。

（4）丧祭仪式用的破司署经类，有《破除司鬼经》等。

（5）丧祭仪式用消灾经类，有《解除灾难经》、《治星经》等。

（6）丧祭仪式其他经书，有《物始纪略》、《那史释名》等。

（7）祭祖仪式用经类，有由祭祖文献传承下来的《彝族源流》、《更换祖筒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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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祭祀与崇拜神祗类经书，有《省舍多苏》、《延续寿命经》等。

（9）消除灾难类经书，有《解除灾难经》、《局卓布数》等

（10）测算、占卜类文献，有《吉禄扎数》、《署舍》、《署莫》等。

毕摩文献也是最先引起外界注意的彝文文献。1936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彝族翻译家罗文笔先生合作出版《爨文丛刻》，被日本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识”。而《爨文丛刻》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毕摩文献。

2、摩史文献：摩史文献中，著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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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彝志》，《摩史苏》，《诺沤》等。

《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是清朝贵州省黔西州彝族热卧土目家的摩史益果那埃拔辑录、整理历代彝文史籍而成书。全书37万多字，26卷，分480多个标题，记叙从天地形成，到清朝初年的整个彝族历史，涉及许多彝族古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文物、风俗文化等，被称为“彝族的百科全书”，是截止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彝文古籍。

《摩史数》是彝族丧祭仪式摩史用书。贵州彝文木刻本中仅存的一本，记录了摩史在一场丧祭场合的主要活动过程。书中阐述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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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地祗也不能幸免，强调个人的伦理道德及应尽的义务。《摩史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亦多有涉及，反映了先民由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租六个时期过来，走过了四川平原，经过了滇西，翻越点苍山麓来到滇东、滇东北，落脚于黔西北，经历过笃米与“六祖”时期的强大，以及开发乌撒、水西的艰辛。

3、其它文献：其它文献中，以金铭石刻文献居多。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是毕摩和摩史所作，但绝大多数是彝族历史名人、或其他作家所作。例如著名的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分为彝文碑一通和汉文碑一通。彝文碑上的彝文共有1972字，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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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其碑文是水西著名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又如在贵州省七星关区的《李雨铺四棱碑》，字数仅次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也是一块著名的碑刻。其它如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器《祖祠手碓》，蜀汉时期的《妥阿哲纪功碑》，宋代的《拦龙桥碑记》，明代的《成化钟铭》、《罗婺盛世史摩崖》、《新修千岁衢碑记》，清代的《蚂蚁河桥碑》、《扯凯箐摩崖》、《桃源峡摩崖》等，都非常有名。

二、彝文古籍的内容分类：彝文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分为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谱牒、哲学、伦理、民俗、文学、艺术、医学、教育、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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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类：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谱牒志》、《滇彝古史》、《古侯曲涅谱》、《凤氏谱系》、《尼祖谱系》、《毕摩谱系》、《蒙化左氏家谱》等。《彝族源流》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记录哎哺、尼能、什勺、米靡、（武僰）、举偶、六祖等六个时期的彝族历史，认为彝族共同起源于哎哺时期，哎哺繁衍的尼能、什勺、米靡、武僰四大氏族是今彝族的主要来源，其中尼能、什勺氏与米靡的结合，繁衍了昆明人和叟人，昆明人和叟人即是彝族先民。什勺氏还繁衍了南诏国王室的彝族蒙氏等。武僰氏族则在滇川黔的部分地域及结合部繁衍了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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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武僰系彝族从今黔西北、滇东北往云南中西部地区迁移，而昆明人和叟人则从云南中西部地区往今黔西北、滇东北迁移，形成了彝族居住地域大体的分布格局。

2、政治类：有《古史通鉴》、《治国安邦经》等。

3、哲学类：有《吐鲁立咪》，《吐鲁窦纪》等。

4、宗教类：这是彝文古籍中数量和内容最多的种类。主要有《献酒经》、《指路经》、《献牲经》、《作祭经》、《祈福禄经》、《吾查 们查》、《查诗拉书》、《尼布木司》、《诅咒仇人经》、《退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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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咒经》、《招魂经》、《祭祖经》、《驱除病魔经》、《送鬼经》等。

5、文学艺术类：也是彝文古籍中数量众多、类别丰富的一种，主要有《阿诗玛》、《尼苏夺节》、《查姆》、《普曲荷歌传》、《牧羊人史郎若》、《则谷阿列与依妮》、《赛玻嫫》、《贾斯则与朱武斯》、《妈妈的女儿》、《孜孜尼扎》、《红白杜鹃花》、《达恩妹与鲁汝朵》、《阿买恳》、《曲谷》、《走谷》等。

6、教育伦理类：主要有《赛特阿育》、《凤凰记》、《劝善经》、《玛牧特依》、《色尾处莫》、《那朵合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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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药类：主要有《医算书》、《双柏彝医书》、《寻药经》、《元阳彝医书》、《选药治病书》、《聂苏诺期》、《齐书苏》等。

8、经济类：如《宣慰岩石刻》、《中建丹书》以及其它一些彝文书契。

9、天文历法类：如《宇宙人文论》、《母虎日历碑》等。

10、其它：没有归入以上类别的彝文古籍。

三、云南彝族古籍简介：

云南彝族人口有4705658（2000年），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散居于全省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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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聚居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滇东乌蒙山区及滇西北小凉山一带。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共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6个方言区。彝文古籍的产生于宗教有密切关系，它的传播以宗教活动为载体，使用范围主要是宗教领域。彝文古籍内容广泛，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是明版《太上感应篇》。迄今云南已有39部彝文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云南彝族文献古籍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阿诗玛》、《劝善经——太上感应篇》、《指路经》、《尼苏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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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兹楠兹》、《洪水泛滥》、《查诗拉书》、《彝族创世史》、《尼布木司》、《万物的起源》、《祭龙经》、《彝族打歌调》、《尼祖谱系》、《滇南彝族指路经》、《木荷与薇叶》、《红鱼姑娘》等。

彝族口传古籍主要有：神话传说《更资天神》、《虎公虎母造万物》、蜘蛛撒经线》、《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伏羲兄妹创人烟》、六气造化天地》、《冬德红利诺》、《虎氏族》、《三女找太阳》、《祭黑龙》、龙女寄书》、《阿鲁举热》、《孟获的传说》、《火把节的传说》、《三月三》、《毕老造字》等；民间故事《梦先生》、《三妹和蛇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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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蛤蟆》、《媳妇坟》、《聪明的媳妇》、《老虎不容猫长大》等；叙事长诗《则谷阿列与依妮》、《花鹿姑娘》、《百花公主》、《太阳和月亮》等；歌谣《求婚歌》、《配偶经》、《十看郎》等。

作用很大，一是可以看出对这本古籍做注人的思想，对研究做注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二是很多人如果要研究这本古籍，但是他自己很多地方不明白，他就可以去参考那些做的注。三是，有些书，它很难懂，一般人是研究不透的，所以有了注就不同了。有些古籍，有时不出名，但是做注的人很出名，往往两者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