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学沿流概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7辑，1979年

《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

《尚书·汤誓》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尚书·西伯勘黎》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辑，1980年

《牧誓》是一篇战争舞蹈的誓词，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期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尚书与古史研究》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尚书与群经版本综述，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历史地理，1982年第2期

尚书与群经《石经》综录，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1期

由周初诸《诰》的作者论“周公称王”问题，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碣石考，江海学刊，1984年第5期

《高宗肜日》的写作时期，殷都学刊，1985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谈《高宗肜日》，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尚书评述，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名著评述，1986年

禹贡冀州地理丛考，文史第25辑，1986年

禹贡兖州地理丛考，文史第30辑，1986年

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5月

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

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巴蜀书社，1988年3月

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6月

牧野之战的年月问题，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甲骨文与“尚书”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

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

《尚书·顾命》行礼场所在路寝在宗庙异说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尧典·义和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2004年4月

《尚书·吕刑》的“赎刑”评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2004年10月

《尚书校释译论》

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裘锡圭不断有新的创获

如所周知，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现学者已考释了2000多个单字，但为学术界所公认者不过1000字左右。这是因为“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识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释出，所不识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后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们字形演化的线索，在后世的字书里也很难得到印证。因此再有新的发现难度很大”（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裘锡圭出手不凡，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二、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裘锡圭也做出了贡献

他积极参加了断代研究问题的热烈讨论。自李学勤提出“历组卜辞”应前提到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以后，他“原来也相信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卜辞的传统说法，在读了李文以后，经过认真的考虑，觉得不能不放弃旧说而改从李说”。他经过认真思考和全面整理有关卜释以后，“顺着李文的思路作一些补充论证”，写出切含“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一文。该文对宾组、出组和“历组”卜辞中的同见人名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将20项相同占卜事类的卜辞进行了对照，全面论证了“历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祖庚时期”。裘锡圭坚决支持李学勤等学者的看法，对促进学术界关于“历组卜辞”年代的讨论和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裘锡圭还对卜辞的性质问题，即甲骨卜辞是否为问句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意见。他《关于殷墟卜辞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发表以后，国内外学者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内，王宇信《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载《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陈炜湛《论殷墟卜辞命辞的性质》（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论文，对裘锡圭的意见进行了质疑。在美国，《古代中国》T13 （1989年），专门组织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中国学者裘锡圭、饶宗颐、张秉权、李学勤、王宇信、范硫周等，国外学者有夏含夷、吉德炜、倪德卫、雷焕章、高岛谦一等。应该说，这场讨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甲骨文命辞的性质是很有意义的。 三、裘锡圭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他的《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和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的研究》（《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论述了商代社会存在着由统治阶级族人组成的宗族组织，而“众”则指被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平民。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研究》（《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3），论述了“‘侯、甸、男、卫’这几种诸侯名称，都是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成的”。“第一批具有诸侯性质的侯、田、男、卫，是分别由相应的职官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权应该是在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才形始用‘侯、甸、男、卫’等称号来封建诸侯，并把这些称号授予某些臣属方国的君主的”。

《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对商代种植的农作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商代农业主要种植禾（谷子）和黍”。而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制的耒、力（耜）和石、蚌等制作的铲、（耒辱）、镰、铚等物。清除荒地上的树木，除了用焚烧等方法外，主要靠石制的辰和斧、斤，耕作制度大概主要采取撂荒制、肥料主要是‘以水火变之’的草木和禾秆。殷人相当注意整理土地的工作，他们的撂荒耕作制已经超越了种缦田阶段”。“当时已经耕种了不少低下潮湿的隰田，除水涝和排水的措施应该已有一定的水平”。总而言之，“商代单位面积的农产量大概还是比较低的。商代大贵族的奢侈生活是建筑在对平民、奴隶和臣服族人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

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1919-19866）

冯尔康等

2004-06-17 02:54:58 阅读 43764 次

原载《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第四编，冯尔康等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根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网页提供WORD文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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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索引著录社会史专题论文，以及含有大量社会史内容的论文。论文包括中国的（含台湾、香港刊出的），也包括日文的和其他文字的译文。

2．本索引按论文反映的社会历史时期分阶段编排。其分段与综述中的相适应，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四个阶段。每段又按其内容加以分类，各段在大类上相同，小类目上有差异。

3．论文索引前附有索引简目，以便查找。

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简目

一、先秦两汉部分

（一）等级身份与职业生活

1．社会结构总论

2．法律对等级身份的确定

3．社会流动

4．等级结构

（二）血缘群体与社区社会生活

1．宗族

2．家庭与婚姻

3．社区社会生活

（三）人口与社会救济

1．户口统计与人口变动

2．人口类别与结构

3．社会救济

（四）生活方式与风尚

1．物质生活习尚

2．几种礼制与礼俗

3．文化娱乐

4．宗教生活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

（一）社会史总论

（二）等级身份与职业生活

1．社会结构总论与职业生活

2．等级结构

（三）血缘关系与社会生活

1．宗族

2．家庭与婚姻

3．社区社会

（四）人口与社会救济

1．户口统计与人口变动

2．人口类别与结构

3．少数民族一般

4．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

（五）生活方式与风尚

1．物质生活习俗

2．丧葬礼俗

3．文化娱乐

4．其他风气习俗

5．少数民族生活

6．宗教生活

三、宋辽金元明清部分

（一）等级身份与职业生活

1．社会结构总论

2．等级结构

3．法律对等级身份的规定

4．社会流动

（二）血缘群体与社区社会生活

1．宗族

2．家庭与婚姻

3．社区社会生活

（三）人口与社会救济

1．户口统计与人口变动

2．人口类别与结构

3．社会救济、蠲免及其他

（四）生活方式与风尚

1．物质生活习俗

2．几种礼制与礼俗

3．文体娱乐

4．宗教个活

5．少数民族汉化及其他

四、近代部分

（一）总论

（二）社会结构和等级身份

1．工人

2．资本家

3．买办

4．会党

5．知识分子

6．太平天国乡官

7．青少年

8．华侨

9．社团

（三）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

1．经济生活

2．文化生活

3．城镇变迁

4．宗教

5．人口

6．妇女与婚姻

7．风尚

（四）少数民族

1．综论

2．具体少数民族

一、先秦两汉部分

（一）等级身份与职业生活

1．社会结构总论

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 金景芳 历史研究1959．10期

周代封建的建立 周代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 杜正胜 史语所集刊50本3分册1979．9

春秋战国时代的阶级关系 韵琴 国际文化杂志1期1932。5

东周时代的农工商业与社会层 陶希圣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2卷3期1935．7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 李梦梦 文化建设2卷 1期1935．10

战国至清代社会史略说 陶希圣 食货2卷11期1935．11

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 金观涛等 贵阳师院学报1980．1、2期

封建等级关系和特权制度 郑昌淦 人民日报1980．8．25

封建等级制度和法及其影响 粟劲 吉林大学学报 1980．3期

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 薛木铎 光明日报1980．10．27

从儒墨兴衰看中国社会结构特性 周勤 社会科学战线1983．3期

论封建结构的振荡与自救方法的失败 李桂海 学习与探索 1983．6期

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 田庆余 中国史研究1983．3期

2．法律对等级身份的确定

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 孙传谖 学风 4卷1期 1934．2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小议 张晋藩 刘海年 学习与探索 1980．5期

“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 李衡梅 吕绍纲 史学集刑 1982．1期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陈一石 法学研究1981．1期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礼法融合 张殿吉 河北师院学报1982．1期

中国封建法律中“八议”和“十恶” 刘海年等 人民司法 1983．6期

3．社会流动

周末社会阶级之变动 汪炳焜 光华大学半月刊2卷7—9期 1934．4——6

论士大夫阶级与社会变动 程晋之 十月风 9期1949．3

农奴是怎样摆脱领主变为农民的 刘尧庭 新史学通讯1955．1期

中国考试制度之起源 周匡 真知学报1卷4期1942．6

我国古代的招聘制度 隋喜文 人民日报1983．2．18

秦仕进制度考述 黄留珠 中国史研究1982．1期

试论两汉仕进制度的特点 黄留珠 西北大学学报1982．4期

论辟举制度与铨政 灊山 河北月刊5卷4期1937．4

论茂才孝廉 李源澄 责善半月刊 1卷15期1940．10

西汉诏举制 孔玉芳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2卷1942．9

东汉诏举制度考 孔玉芳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3卷1943．9

两汉选举制 邹文海 厦大学报 2集 1943．7

西汉之选举制度 张震译 学艺（杂志）17卷1期1947．L

汉代察举制度考 劳干 史语所集刊17本1948．4

东汉世家地主的出现与察举征辟制度的败坏 郝清清 郑州大学学报1978．3期

试论东汉魏晋的选举标准 程有为 河南师大学报1982．3期

4．等级结构

（1）帝王

释“予一人” 胡厚宣 历史研究 1957．1

重论“予一人”问题 胡厚宣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0辑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

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 杨升南 甲骨文与殷商史

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 晁福林 社会科学战线1984．4期

皇帝制度之成立 雷海宗 清华学报 9卷 4期 1934．10

“天子”考 郑慧生 历史教学 1982．11期

中国史上皇帝之家庭 观沧 大同1卷10期 1915．10

秦汉的皇帝 沈巨尘 文化建设 1卷 8 期 1935．5

汉代的“酷吏”与君权的发展 戴振辉 大公报史地周刊51期 1935．9．6

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到外戚与皇权的关系 栾保群 天津师院学报 1981．3期

西汉诸帝及外戚之祸 缪凤林 杂学杂志 2卷5、6期1931．4

（2）贵族、官僚和地主

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 史语所集刊2本1分册1930．5

嵩园读书记之二——五官 黄仲琴 岭南学报 2卷 3期 1932．6

五等爵在殷商 董作宾 史语所集刊6本3分册1936．7

周代诸大族的信仰和组织 陶希圣 清华学报10卷3期1935．7

西周时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当如何解释？ 历史教学1953．10期

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徐鸿修 中国社会科学 1981．2期

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世袭 王培真 西周史研究 人文杂志丛刊2辑

周代大夫阶层的历史发展 赵伯雄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2期

春秋时代的贵族政制 陈安仁 朝晖10期1932．10

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地主的心理 缪钺 成都工商导报1951．7．8

论封建社会的食封贵族 王岩等 南开大学学报1975．3期

封建时代的外戚及其祸害 周修强 人民日报1980．9．1

中国封建时代的女祸与外戚之祸 孟楚 文汇报1980．11．17

论士大夫 吴晗 清华旬刊2期 1948．2 时与文 七卷21期 1948．3

论绅权 吴晗 时与文3卷1期 1948．4

再论绅权 吴晗 时与文3卷9期 1948．6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地主阶级剖析 田昌五 历史研究1983．5期

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初探 史祝 西北大学学报1975．3期

门阀观念不始于魏晋考 梁园东 知言 1期1947．1

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专 刘泽华 刘景泉 北京师院学报 1982．3期

试论商鞅的赐爵制度 高敏 郑州大学学报1977．3期

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赐爵制度 高敏 云梦秦简初探

秦的赐爵制度试探 高敏 秦汉史论集 中州书画社1982

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 高敏 文史哲1978．1期 秦汉史论集 中州书画社1982

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活动中的地位 朱绍侯 河南师大学报1980．6期

秦代的俸禄和口粮 丁一 今昔谈 1982．5期

秦汉之豪族 傅衣凌 现代史学 1卷10期 1933．1

两汉豪族的研究 张承炽 史地知识 1卷 2期 1936．6

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许倬云 史故所集刊35本 1964年9月

汉初侯邑国公布 钱穆 齐鲁学报 1期 1941．1

西汉初年之王侯 徐德嶙 新评论 10卷 3期 1944．7

汉初的封国 王兰锁 教学通讯 1982．9期

两汉的食封制度 谢忠梁 文史哲 1958．3期

关于两汉食封制度的几个问题 谢忠梁 四川大学学报1959．3期

汉代尊卑问题一瞥 杨树达 清华周刊35卷6期1931

东汉的豪族 杨联升 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10文化建设3卷 2 期 1936．17

东汉的世家士族宦官与党锢 紫僧 天津益世报食货10期1937．2．9

论东汉末的党锢之祸 翦伯赞 理论与实践3卷2期1946．7

汉末党锢之祸及其他 隽之 十月风 7期 1948．11

东汉环绕着宫闱的纠纷 邱汉生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认为即大庚、仲庚、少庚，系日名无疑。相传，古代有十个太阳，它们的名字分别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有一个太阳照临人间，十一顺称为一旬。这十个太阳的名字（日名）就是“十干”，也叫“天干”。夏商时代的王室和贵族阶级崇拜太阳神，自视为太阳神的后裔。帝王即位，宣称是太阳光照人间，君临一切，主宰沉浮。用日名取作帝王名，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夏史中的帝王以十干为名的还有孔甲、胤甲、履癸。履癸即夏桀。商王全系日名，从大乙（汤）到帝辛（纣）三十一王均以十干取名。“商家生子以日为名”，这是古代学者比较一致的见解。商朝以十干记日，以十日一旬作为记时的主要单元。商王出生的这一天，被视为十干中在这一天值日的太阳降临人间，如果是在甲日生的，就取以甲名，乙日生取以乙名。但如果又有一个甲日生的商王出世，就认为这是太阳甲再次光临人间，为了加以区别，就在日名前面加上“大（太）”，“中（仲）”、“少（小）”等字。

徐中舒《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中则引述古籍考证称：“《白虎通》云殷人以生日为名。《古史考》云夏殷之礼“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我认为生日为名可靠些。例如，受辛死于甲子日史有明文，他不以甲为名，就说明受辛称辛是不以死日为名的。同时，要是以死日为名，岂不是在人死以前的几十年时没有人称他这个名字？死后哪个又晓得这就是他呢？这不合于命名的意义。以生日为名，就完全免除了这种不合事理的情况之产生。”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曾提到命名是死日而非生日。但罗振玉在《殷文存·序》中说：“考殷人以日为名。日名之制，亦沿用于周初。”并指出商代到周初期，贵族死后以十天干（也即甲、乙、丙、丁等等）加考、父、匕、母等亲称，称呼本族死去先人。从而区分了帝王称号和祖先称号的不同。商代帝王称号并不带“考、父、匕、母”等名，故而更可能是以生日命名。

《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要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回答他：《山海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奇书。如果他还要追问，那我也只能说：它是一部由几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书。

《山海经》一共十八篇。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藏者，内也。《五藏山经》意即按南、北、西、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中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于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其中包括了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和山神的形象与祭祀的方式。《五藏经》据清代学者郝懿行的统计一共有两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1]，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多。剩下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部分称为《海经》，郝懿行统计其共有九千五百六十个字，一共有十三篇，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第二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第三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第四组是《海内经》一篇，这五篇在刘向（歆）校书时并未收入《山海经》，直到晋朝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将它们收了进来[2]。这五篇最为杂乱无序，但却也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五篇。这里的“海”，据黄永年先生所讲，应当是《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的海，即指不属于华夏的边远之地而言。我是同意黄先生的看法的。在这些边远之地中，距中夏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就叫“大荒”了。

我们这下大体将《山海经》的结构与内容讲明白了，可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盖古之巫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列入子部小说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史部地理类；《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数术略的形法类中，与《宫宅地形》《人相》等书并列。可见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海经》的性质与归类一直有争议。要想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剖析《山海经》。《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地理、生物、矿物之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民俗、天文、宗教、哲学、医药，简直可以说是古人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如果从这一点看，那么上面无论哪一分类都是正确而不全面的。但是倘若我们再做一番细致分析的话，情况可能就要有些变化了。

我们姑且先抽取其中谈历史、民俗、天文、宗教的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以尝鼎一脔。

《海内经》与《大荒西经》中各存有一段黄帝的“家谱”：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上《大荒西经》）。

而在《大戴礼记帝系篇》中也有一段黄帝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被《史记》、《帝王世纪》等史书广泛采用：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两相比较，除了多了韩流一代及以重、黎为二人外，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的话，《山海经》中记载的又是“麟身”又是“豖啄”，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这哪里是人的“家谱”，完全是一部“神谱”！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及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一段记载的应当是舞龙祈雨的民俗，这样的民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在四川民间有所保留。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民俗的起因，乃是一段神话！

《大荒东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猗田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入之山亦凡六：丰沮玉门、龙、明、鏖鏊钜、常阳、大荒。这段明显的神话，实际上却是先民用山头观测日月出没以纪历的现象，是天文学知识在神话方面的折映[3]。

《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对于当时的“宗教工作者”——巫师们的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以上这四处，它们记载的虽然分别是历史、民俗、天文和宗教，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秘、非常、超自然、换言之，即笼罩在一片浓郁的巫傩文化之中。不独这几篇如此，整部《山海经》等笼罩在一片巫傩文化的氛围之中。

但是对于《山经》和《海经》而言，它们的巫傩文化氛围又彼此不同。《山经》虽有巫傩文化的影子，但大体上来讲仍是一部地理书。它里面虽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那是古人谈地理的通病。西方直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地图上还画有海妖、水怪、美人鱼什么的，《山经》自然也无法例外。再来看《海经》，它的巫傩文化氛围比起《山经》来不知重了多少倍，要说“古之巫书”，单独的《海经》比整部的《山海经》更适合这个称号。因此，考虑到它们那悬殊的份量，我们可以说：《山海经》是一部以巫书做附录的地理书。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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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

徐北文

正像欧洲人认为大神宙斯居住在奥林匹克山上一样，古代居住在中原的华夏人群也以为神住在山上，而最大的神就居住在最高的山上。在三面环山一面倚海的中原大地上，黄河、济水之间的居民众多的地区，最高大的山就数着泰山了。事实上，泰山原名大山，即最高大的山，随着人们眼界的扩大，知道它并非最大的山之后，才写做太山或泰山作为区别。《史记·封禅书》记载齐地奉祀的八神：天、地、兵、阴、阳、日、月、四时，其中天主在齐都临淄的天齐（即脐）渊，地主则在泰山梁父。说明泰山是大地之主神的居住地。

先秦古籍中尚没有“五岳”一词（《周礼》中虽有，但其书不可靠），约撰写于战国时代的《舜典》曾说舜按四季巡狩四岳，但没有指出“岳”的名字，惟一指出山名的只有“岱宗”。说舜在二月东巡时，“至于岱宗”，举行了焚柴的祭典。可见当时只把岱宗——泰山做为独尊的神山。为什么隆重祭祀泰山呢？《春秋公羊传》在僖公三十一年中说：“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千里。”说黄河、东海能润千里，一般山川只能润百里，泰山的云雨则能润泽天下。古人往往把自然的力量人格化，泰山神曾被说成是天帝的孙子——天孙。后出的《历代神仙通鉴》又说他名赫天，是盘古的儿子。唐代封为天齐王，宋朝加封为天齐仁圣帝，元朝又加封为天齐大生仁圣帝。他的妻子，宋朝封为淑明后，并且生有五子一女。第三个儿子尤为民间信奉，称为“泰山三郎”。后唐明宗特封他为威雄大将军，宋朝封为炳灵公，又封其大哥为佑灵侯，二哥为惠灵侯，四弟据说出“家”信佛，封为静鉴大师，五弟为宣灵侯。但南朝《集异记》又有第七郎的故事。泰山神还有一女，据晋代《博物志》说她出嫁西海，当了西海神童的妻子。而《按神记》说泰山女嫁为河伯妇。据《列异传》所云，泰山神的外孙又当了天帝，当然是泰山神女的儿子了。关于泰山神的血亲宗系乃至姓名有种种不同的异说，这里不再举出。

泰山神的权力也很大，《公羊传》说他能兴云致雨于全天下。汉代《风俗通义》说：泰山尊为岱宗者，“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更早在《白虎通义》中就说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所以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待之处也。”因此，泰山管阴阳交代，生死递嬗，所以历代帝王要上泰山封禅，向上天报告政绩。同时，《风俗通义》又有“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长短”的说法，《博物志》引《孝经援神契》也说：“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之始，故知人生命之长短。”泰山神是掌握人类生死大权的。汉代以来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人死了魂灵要回到泰山。如“中国人死者，云魂归岱山”。（《后汉书·乌桓传》）刘桢赠曹丕诗也说：“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已出土的东汉墓的镇墓券文，常有“生人属西长安，死属太山”的字样。南北朝佛教盛行后，印度民间传说中的地狱主神阎罗王的神话也被引进，并且和泰山治鬼的说法相结合。甚至翻译佛经时也用“泰山”来译“地狱”一词。如吴·支谦译的《八吉祥神咒经》就云：“泰山地狱。”泰山脚下的蒿里山也修起了十八层地狱庙，而且附近的一条河叫奈河，与中国佛教地狱中的河名相同。北京及各地的东岳庙都设有所谓七十五司（有的是七十二司）的审判亡魂的机构。更多的府县都在城隍庙中塑鬼判之像，民间说人死后先到当地城隍庙接受初审，然后递解于东岳大帝。更有人相信阎罗王也要受泰山神的管辖。

总之，泰山神的职能甚多，而且历代各有所侧重。上古时它是大地之主，兴云致雨，以利万物，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归泰山。战国阴阳五行学说盛行，泰山成为帝王改朝换代、天下大治之后向上天报告成功的封禅之山。汉代以后又与印度地狱传说相结合，成为阴曹地府的最高主宰。作为天齐仁圣大帝的泰山之神，他的权威直到宋代初年一直非常稳固。不料想——半路里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来，突然一位柔弱的女神出来后，不久就喧宾夺主，令善男信女真个有眼不识“泰山”，眼中只有一位碧霞元君了。

不认识可能是很多没学过 或者生僻可能有7000年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7-05-02)

　　在宁夏大麦地岩画中，我国岩画专家发现2000多个图画文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泉龙　《瞭望》新闻周刊新近获悉，距今7000多年的宁夏大麦地岩画图画文字研究进展顺利，岩画专家已发现图画文字2000多个。这一研究成果意味着人类文字历史可能提前到7000年至8000年前。两年多来，北方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字专家对图画文字进行分析研究整理，即将有书面成果。　岩画符号体现古文字发展规律　北方民族大学岩画专家李祥石与束锡红教授考证认为，大麦地岩画图画文字的来源与中华民族的先民有关，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关，甚至更早，可能是我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大麦地岩画通过抽象成象形、会意符号，可以表达一个较完整的意思，最终演变成为远古原始文字符号。　比如一幅表示“臣服”的岩画，图右侧是武力冲突中胜者接受降者的跪拜；左上侧是一把弓箭，左下侧为降者在弓箭武力的震慑和压迫下跪拜求饶，表示请罪或臣服。这幅岩画的图案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文字符号。　再如岩画“田园”，图右上部为一只羊，左上部为一个人面，中部为S形符号，下部为一横符号。这幅图画与符号组合的符号文字，描述了一个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场景。　李祥石介绍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总要互相交流和记事。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看，没有文字之前是图画，然后有了图画与符号配合，即由繁到略，接着是进一步简化抽象成符号表达意思，在大麦地岩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这样一个演化过程，如有图画和符号一起表达意思的，有图画抽象成的符号，有几个符号组合表达意思的。这些符号都有汉语中的象形、会意等特点，所以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图画文字。　甲骨文属成熟文字，之前一定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其源头在哪里？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以前多在出土的陶器上寻找到各种刻画符号，但数量不多，也比较零星。而其他的载体，大多都难以保存甚至消失了，但石头能长期保存，也是古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天然载体。宁夏大麦地随处都是原生铁矿石，这是古人可用来凿刻岩画的天然画笔。李祥石长期从事大麦地岩画研究工作，发现许多岩画可以抽象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目前已累积2000多个。　大麦地岩画的丰富内涵　李祥石说，2005年，北方民族大学成立图画文字研究小组，对大麦地岩画进行仔细统计，发现岩画共3172组、8453个个体图形。　大麦地位于宁夏卫宁北山,西面是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东面与巍峨连绵的贺兰山相对,奔腾不息的黄河与之日夜相伴，在十几道浪起潮涌般的山梁崖壁上，连绵不绝地陈列着各种岩画。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使得这里的岩画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大麦地岩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可以说是人类早期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廊，内容包括狩猎畜牧、战争舞蹈、牛羊虎狼、日月星辰、天地神灵、手足蹄印、男根女阴、图案符号等。　曾经生活在大麦地附近的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有羌戎、匈奴、鲜卑、月氏、突厥、党项等，他们以独特质朴的方式，在这片大自然的画板上，刻画自己的生活，刻画自己所想的所害怕的所担心的所祈祷的。岩画多刻画狩猎与游牧生活。最大的一幅长9米，高12米，刻画了100多种动物及符号，描绘了游牧、狩猎、舞蹈等各种场景，表现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岩画近1/10的符号中，发现了似文似图的符号，其中有单个符号组成的复合型带有词语性质的图符。经过进一步比较研究，发现大麦地岩画这种类似文字性质的符号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期岩画的象形性，与汉字中的象形字体相似，并由此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然而，要确切断定这些岩画产生的年代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北方民族大学采取的是丽石黄衣的测年方法。丽石黄衣是种地衣植物，这种方法是上个世纪50年代奥地利学者发明的是，用这种植物的生长年限对冰川沉积物进行测年，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地震、地质、气候、考古、岩画等研究。据此测得大麦地岩画早期距今13万～1万年，中期距今1万～4000年，晚期距今4000～1000年。　是图画还是古文字　李祥石说，岩画与刻画符号有可能是文字或文字前身书写形式的提法，早在20世纪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将大麦地岩画中的符号与文字起源联系起来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但在以往发现的岩画中，仅找到零星的似符号又似文字的形象，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而大麦地岩画中有2000多个这样的符号，且大麦地岩画最早距今有1万年左右。我们考证推测，大麦地岩画“图画文字”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