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拜之交”原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旧时也称异姓结拜的兄弟姐妹。后来八拜之交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忘年之交、生死之交故事典籍字数太多了这上面写不完。要麻烦楼主搜一下呢

中医古籍还是非常多的，不过很多中医古籍都在国外馆中，比如日本的早稻田图书馆馆藏了很多中医古籍，很多珍稀罕见的中医古籍 也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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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景备览（上下卷）

内科秘录（9卷）

内经知要（上下卷）

切要方义（1-5卷）

千金方药注（1-4卷）

千金方衍义（1-36卷）

千金方（1-32卷）

景岳全书（40卷）

本草经百种录（上中下卷）

歌伤寒杂病论俗辨（上中下卷）

经穴汇解（1-8卷）

经穴纂要（1-5卷）

经络歌括（2卷）

经络腧x学 68讲

经验丹方（四卷）

蔓难录（1-5卷）

蕉窗方意解（一二卷）

蕉窗杂话（2卷）

补正辑光伤寒论（上下卷）

金匮二刘合注（上下卷）

金匮玉函经（1-20卷）

金匮玉函要略论注（6卷）

金匮要略 54讲

金匮要略国字解（1-6卷）

金匮要略心典（3卷）

金匮要略述义（1-4卷）

金匮论注（1-8卷）

金镜内台方义（3卷）

难经小解（1-6卷）

难经抄（一二三卷）

难经本义抄（1-6卷）

难经本义（上下卷）

难经疏证（上下卷）

难经经释（一二卷）

难经铁鉴（5卷）

雷公炮制（1-8卷）

风寒热病方纬篇（1-7卷）

麻疹三书（一二卷）

黄帝内经相关书籍整理（124册）

黄帝内经素问（1-9卷）

中西汇参铜人图说

伤寒蕴要二卷明彭用光著明嘉靖四十年江西官刊本黑白版

元版子部伤寒论注解存7卷（卷1-3缺）汉张机撰金成无己注解元刊1册

元版子部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新编张仲景注解发微论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5卷新编张仲景注解发微论2卷宋许叔微述元刊4册

元版子部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8卷金刘守真撰马宗素重编元刊8册

元版子部新刊惠民御药院方20卷元御药院编元刊10册

元版子部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10卷首目1卷元孙允贤编元刊11册

宋版史部图经严州重修图经存3卷卷1-3宋董弅撰陈公亮刘文富校宋刊明修4册

宋版史部新雕名公纪述老苏先生事实1卷撰者未详南宋刊1册

宋版子部伤寒总病论6卷附音训1卷修治药法1卷宋庞安时撰南宋刊抄补4册

宋版子部史载之方2卷宋史堪撰南宋刊2册

宋版子部外台秘要方40卷首目1卷唐王焘撰南宋刊42册

宋版子部太医张子和先生儒门事亲12卷金张从正撰金刊9帖

宋版子部太医张子和先生儒门事亲零本金张从正撰南宋刊1帖

宋版子部新雕孙真人千金方30卷唐孙思邈撰南宋刊配元明刊本24册

宋版子部普济本事方存6卷（卷1-6）宋许叔微撰南宋刊6册

宋版子部重校证活人书18卷宋朱肱撰南宋刊带图本10册

宋版子部鸡峰普济方存25卷首目1卷宋孙兆撰贾兼重校南宋刊24册

宋版集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存6卷唐杜甫撰宋郭知达编宋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3册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宋许叔微撰清钱氏萃古斋抄本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呼保义”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称作保义。“呼保义”最常见的就是称呼宋江的时候。保义是宋代的时候的一个官职，是一个低下的官职，比八品还要低的官职。呼在过去就是称呼的意思。所以“呼保义”就是比较谦虚的称呼。现在“呼保义”多指宋江。

宋江在江湖上将自己的姿态放的一直都很低，所以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就是“呼保义”宋江。意思就是，自己的官职很低，地位很低，是平易近人，容易接触的人。是一种十分谦虚的称呼。江湖上的人听到这个称呼以后，也会比较自然的接触他，不会拘谨。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宋江的外号和他的原因吧。

一、宋江起外号，起“呼保义”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宋江的性格是喜欢结交江湖的好友。但宋江身处官场，又有官职在身，江湖上的朋友多半会有一些芥蒂。所以就起了一个比较卑微的外号，就称呼自己为保义郎。所以“呼保义”这个外号传开之后，江湖上的朋友也可以看得出他的确是放低姿态想和大家做朋友。

二、宋江的另一个外号“及时雨”的来由是什么

宋江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好朋友，那么他就要做一些帮助江湖人士的事情。每当江湖上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他都第一时间出来帮助。所以，宋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大旱逢甘霖一样及时。久而久之，大家就给宋江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及时雨”。

三、宋江还有一个外号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

宋江在家中排行老三，而且身体的皮肤比较黑，又讲义气，又孝顺。所以，根据他的外貌特征，还有他的性格特征，大家就给宋江又起了一个外号叫“孝义黑三郎”。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黄侃多结交传统学术圈中人

同在北大，黄侃对力倡白话文的胡适甚是轻视。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顿觉啼笑皆非。黄侃坚守传统学术，其知交亦多为此中同道。若言清末民初经学研究，刘师培堪称执牛耳者。然其少年成名，定力不足，屡屡失足于政治深渊，让世人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辛亥后，刘氏执教北大，身背污名，且诸病丛生，其晚景可谓凄然。一日，黄侃去刘家探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何对学生敷衍了事。刘答：“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次日，他果然预订好上等酒菜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敬称老师。当时黄仅比刘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且有人还认为黄之学问胜于刘，故大家极其诧异黄侃此举。黄解释道：“《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载道高于虚誉，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胡适朋友圈最广

而正是被黄侃揶揄的胡适，其朋友圈之广，在民国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自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后，胡适“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跻身学界明星，加之他善于交际，人脉极广，渐有学坛盟主之势。人们则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他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与壁垒自囿的黄侃迥异，同出章太炎、刘师培门下的小师弟刘文典，则极力将胡适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刘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强手如云，年纪轻轻的刘自入不了诸高人法眼。同仁们的鄙夷声时常于其耳畔回响。刘逐渐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于是他决心校勘古奥难懂的《淮南子》，以期扬名立万，奠定学术地位。经过数度请益切磋，刘此计划深得胡适支持。无论在何年代，古籍点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须忍得了清贫。虽乐于埋首故纸堆中，然日子一久，刘终遭遇“经济危机”，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旧是胡适：“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际，胡更跨刀作序，替其卖力宣传。如此重情义之人，令刘深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学术“男神”陈寅恪

若刘文典将胡适视作“大哥”，那么其心中的学术“男神”便是陈寅恪。刘生前逢人就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着自己说：“这是刘某人！”可见陈在刘心目中地位之高。西南联大时期，校委打算聘请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这个薪级并不高，刘在联大所拿薪水是每月470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坚决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还有一次，有人跟他提及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在刘眼中，当代文学难称学问，故他对沈、巴二人态度冷漠。

顾颉刚也有广阔朋友圈

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同自惺惺相惜。与老师胡适一样，顾颉刚的朋友圈也堪称广阔。随手翻看《顾颉刚日记》，便会发现他几乎天天与学界名流座谈聚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所编织的学术网络之大，令人啧啧称奇。虽终日与大佬交往，顾身上却无一丝骄气，其曾于1930年日记中写道：“予自分极愿人发展，凡人之有一才一技者必使展其所长，且日益进步。”就在该年秋，顾力荐钱穆来燕京大学教书。须知彼时若想进入一流高校，要么拥有名校文凭，要么师承圈中大腕，要么已有大作出版，而钱穆自学成才，无学历无老师无作品，此等“三无人员”，循例根本不可能踏入燕大半步。然顾力排众议，将学养醇厚的钱穆请了进来。据钱回忆，初到京城，他去顾宅拜访，“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可见能否搭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朋友圈，关键在于德行与才识，而非口才。

蒋廷黻出圈跨界郁郁收场

在一个圈子里待久了，难免有人不甘寂寞，欲出圈跨界。上世纪30年代，蒋廷黻即顾颉刚座上常客之一。蒋氏主政清华历史系以来，苦心经营，陈寅恪、萧一山、雷海宗、吴晗等名师云集，组成梦幻阵容。孰料蒋志不在此，这位或可成为近代史领域“司马迁”的史学家，却对政治跃跃欲试。蒋氏得以从政，与其政学两界通吃的朋友圈大有关系。蒋氏与 大佬孔祥熙是校友，留美期间曾任东部各大学中国学生夏令会主席，同不少之后从政的留学生来往甚密。故其进入 ，实在水到渠成。只是一入官场深似海，搞政治比做学术不知复杂多少倍。蒋好似一头瓷器店里的猛牛，各种看不惯，于是横冲直撞。面对这头嫩犊子，政坛大佬们当面打着“太极拳”，背后便亮出“黑砂掌”，终致其毫无作为，抱憾终身。

道德经 67 章 有句“慈故能勇”，可能是对应的意译。

然而在道德经里的这句话很难讲得通：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陈则胜，以守则固，故能勇也。 ） blah blah"。

看王弼的注，好像是说战阵之事，分了两层来讲，倒推回去是说：

”以陈则胜，以守则固“=> 立于不败之地 => 底气十足所以能”勇“。这一层意思大概说得通；

但是”慈“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成为”陈则胜，守则固“的充分条件？语义跳跃，缺乏逻辑。

有网友将“慈故能勇”解释为“君慈故而民勇所以战而不败”的意思，姑不论是否能衍申出这个意思，单说四字成句的结构里面包含两个隐去的主语，这种句法真的没在其他古文中见过，如有朋友知道，请赐教。

吾国古籍多少有缺乏逻辑、语焉不详的毛病。后人奉为圭臬，注疏不断，不过都是以己度人，就这几句而言，老子原意究竟是什么，可能永远是“玄而又玄”了。换个角度看，说不清楚常常是想不清楚的表现——老子自己是不是想明白了要说的这些话？无法做到逻辑圆融自洽的东西，是否够格称之为“哲学”就不好说；最起码有心著述又要让读者去猜谜，就不是好文本的范例，对比之下，庄子和孟子就明白晓畅得多了，如果不谈逻辑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先秦诸子文中提及老子的并不鲜见，或许是辗转而来的引语，未必一定出自道德经。看这句话的本意，更贴近西方式的"爱的教育"，讲仁爱的孔子和讲兼爱的墨家，也不像是这种口吻，更不必说老子那些想法了。难为了翻译它的老外，能炮制出这样通吃中西的玩意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