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应该是一篇论文吧？以下请你参考：

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1904年，仿泰西法石印就是说模仿外国工艺，用石印（一种类似照片上版的技术，后珂罗版玻璃印刷工艺也同理）的方法印书，因为古代刻书多是用木板雕刻反字印刷，所以到清末，外国技术传进来才用的这种技术印书，书籍当然不古老了，价格也不大，印量也较大（木刻本印量相对少多了）

古籍书的字没有可以进行修复

书籍的修复基於其特性，在修复过程中，处理准则和一般印刷文件有若干共同点，因为它们的主体都是纸张。不过如果书籍本身是一件艺术品，例如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件稀奇罕见之珍品、印刷品质精美特殊、具历史意义价值之文件，美妙的插画艺术、或是装订之特殊技巧等等因素，因而使得书籍变得分外珍贵。书籍修复和一般纸张修复最大的不同点，在於书籍的功能是要被使用，使用如有损坏，让它再恢复成为一本书的样子。书籍不是一件素描作品或是一幅画，可以远远的欣赏。书籍是要在手中触摸，让读者享受翻阅展读的乐趣。修复师面对书籍修复的工作时，虽然也是属於纸张修复，但仍需区分清楚其伤害之异质处。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