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

《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化部2001年第19号令）规定：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

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二级文物；具有比较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三级文物。

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一般文物。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古籍承载了这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籍数量巨大，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蕴含了我国文化中精髓的部分。现如今传世古籍大概有十余万种，它们的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许多古籍修复工作者一直在拼命的修复，然而古籍修复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缓慢。为什么古籍修复那么困难呢？

其一是古籍破损严重，这是很多图书馆都出现的问题。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到不能翻阅的程度，这给修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还经历了人为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失，纸张变得很脆，一碰就会碎。其二是很多古籍都是通过购买，收集，捐赠等方式进入图书馆的，书籍在进馆之前保存程度不同，有些古籍甚至还有残损。其三是资金问题，古籍修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设备不足，人员不足。其四是在图书借阅过程中受到人为损坏，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损坏了。

那么想要传播古迹文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认识程度的加深，古籍修复的过程越来越专业，主要是修复，尽量保持古籍的原汁原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持书籍的原意，不要放太多的主观因素。在用于修复古籍的设备和材料中，要注意成分，不能对古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古籍的保护，比如将古籍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延长古籍的寿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在图书馆借阅古籍时要注意轻轻翻页，尽量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古籍的磨损程度。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学术界对于古籍修复萌芽说法很多，大体有4种:其一，在汉唐时代表作就是龙鳞装也叫做鱼鳞装旋风装，此装裱技艺基本失传，现在天津的竹影法师还会此项龙鳞装的装裱技艺。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

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首选要详细检查有没有生虫，在确保书没问题的情况下，用聚乙烯塑料包裹好，置于温度、湿度适宜的通风环境中。一、二年移动一次，保存一百年不会有问题。一百年后，社会、环境、科技、人文都会有较大变化，到时让别的收藏者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