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所谓古籍版本，是指一种古籍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本子，即“同书异本”。查阅古籍版本对于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读书治学都有重要意义，所谓“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张之洞语）查考古籍版本主要使用版本目录、善本目录、善本提要。

　　学好版本目录对整理古籍者来说是主要的，但同时也应学一点鉴别版本的本领，这是版本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考虑到：(1)大部分旧本书的刊印年代以至地点，虽然已由前人作了鉴定，有些旧抄本、稿本、批校本也作了鉴定，但还有相当数量的没有经过鉴定。而且，宋元旧本新发现的固已不会很多，明本尤其清本尚有相当数量在不断发现中。这就要求整理者自己能够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2)前人作过鉴定的虽然大部分可以信据，但还有一些是不足信据的，前面讲版本目录时已列举了若干例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有时要凭自己的眼光，对前人已鉴定过的本子，重新审查，不能盲目信从。(3)简目、题跋、藏书志、综合版本目录对所著录的书都未附有照片。其中有些书收藏地点没有更动，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书就在北京图书馆，到馆里去查阅时只需一对书目就知道是什么本子。但有很多已经著录、鉴定过的善本书，其收藏地点早已转移了，就无法对照。何况还有很多书和前人著录的只是同一副板子所印刷，并非一物，收藏印记之类都不同，如不懂得鉴别，又如何能知道这和已经著录的是同一个本子。因此，学点鉴别版本的本领，对整理古籍者并非浪费时力。

　　要学鉴别版本的本领，当然也得接受前人的成果，最好能结合看原书，如到收藏善本书多且已经过鉴定作了著录的地方去，边看原书边对照著录来学习、熟悉。直接对看原书有困难，则可以看照片。前人把每种旧本书选印一、二页，最早用木板覆刻印刷，叫“留真谱”；后来用石印或珂■版(即玻璃版)、铜版等印出来，通称之为“书影”或“图录”。较重要的有《铁琴铜剑楼书影》，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盋山书影》，前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原丁氏善本书室藏本；《静嘉堂善本书影》，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原陆氏皕宋楼藏本；《嘉业堂善本书影》，影印刘氏嘉业堂藏本；《涉园所见宋板书影》，陶湘影印杨氏海源阁、李氏木犀轩、傅氏藏园等藏本。以上都以宋元本为主，静嘉堂全用珂■版印，最精美，涉园参用珂■版、石印，和铁琴铜剑楼的石印都清晰可观，盋山、嘉业堂的石印就模糊不耐看。至于明本书影，只有潘承弼、顾廷龙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用铜版缩小影印。解放后，北京图书馆编印了八大册《中国版刻图录》，包括宋金元明清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用珂■版原大印，鉴定多出版本专家赵万里之手，自更后来居上。前几年，上海图书馆也影印了一册《善本书影》，除宋元明本外，还收了若干著名的抄本、稿本、批校本，虽然印工较差，但对鉴别抄本、稿本、批校本仍很有用处 。不过，这类书影再好也有个缺点，即原本的纸张、墨色无从表达出来。因此过去有人专门收集残宋元本的零页，汇成专册，解放初苏州旧书店文学山房也用残明本的零页汇成《明代版刻集锦》多部出售。但如今残明本也已成为希有之品，遑论宋元，这么做显然已不复可能。近几十年来影印了大量古籍，有些是用不易见到的旧本影印的，而且不像书影只影印一、二页而是影印全书，多翻翻对熟悉版本的面貌也很有好处。

　　多看原书以及影印本、书影为什么能够培养鉴别版本的能力呢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版本也不例外。各个时期雕版以及活字版书写刊刻的字体连带版式之类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印书所用的纸张在各个时期也有变化，甚至抄本书的字体也随各个时期书法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我国领土广阔，文化中心、刻书中心不止一个，各个地区的写工、刻工也各有其不同的传统。再则有的书是官刻，有的书是家刻、坊刻，刻书的目的和花在刻书上的财力、物力各不相同，也易于形成各自的特色。看得多了，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目中掌握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以至官刻、家刻、坊刻的特点规律，随便见到一部书，不用翻检刻书序跋就能讲出是什么时代以至什么地区的刻本，是官刻、家刻抑坊刻了。过去藏书家有所谓“望气而定”者，实际上就是指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掌握了特点规律的鉴别方法，并非唯心主义想当然，而是唯物主义符合科学道理的。

　　当然，这些特点规律都靠自己去摸索掌握，未免太费时日。最好由鉴别版本的内行专家把它总结出来，使后学者学习起来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惜，这种总结规律的专书一向十分缺乏。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只是抄撮有关版刻沿革的文献，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除讲沿革外，只是记点藏书掌故，都没有涉及各个时期、地点以及公私刻本的特点规律。赵万里的《中国印本书籍发展史》(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同时又稍加改动作为同年文化部文管局出版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的说明)和以北京图书馆名义写的《中国版刻图录》的序言，当然比前人科学得多了，但仍把注意力放在宋，元已差一点，明本、清本就讲得更少了。这可能和明清本存世者为数太多、不易理出头绪有关。而且清本的版心、款式也不像明本以至宋元本那么有规律可寻，讲清楚实在不容易(《中国版刻图录》所收的书影也以宋元本、活字本等最精、最完备，明本就差，清本更差，有的清本是以稀见入选，有的又照顾一点代表性，但代表得又不很全面，这种不成章法之处，当和对明清本特点规律之欠研究有关)。至于各类版本的特点规律，则不仅明清，即使宋本，赵氏也没有用文字写清楚。此外还有人写过一些讲版本的小册子，则更多抄袭《书林清话》等书，改换头面以塞责，其实自己对所说的东西都未必真懂得。看了这类小册子诚可谓徒乱人意，对学习鉴别版本全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