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敦煌学·敦煌学的内容、意义及前景

随着国内外研究“敦煌学” 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敦煌学理论的深入探究。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定义、内容等进行了争论和探讨，出现了几部专著，如刘进宝《敦煌学述论》、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胡戟等《敦煌史话》、荣新江《话说敦煌》等，都对敦煌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看法。目前，“敦煌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史迹、敦煌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种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索主要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敦煌学”是因地名学，它规定了这个学科的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如果运用敦煌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其他如历史、地理、考古、宗教、科技、民族等莫不如是。所以，“敦煌学”绝不是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门学科的内容统统包揽收容成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体，它是一门运用敦煌提供的各种资料(地下出土文物文献，地上石窟、壁画、塑像、遗址、城址等)进行学术研究的特殊学科。因此，它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有别，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已被学术界承认的学科。

研究“敦煌学”的意义何在呢周一良教授在《何谓 “敦煌学”》一文中用一长段论述来说明其意义：

敦煌壁画雕塑以及文献中的韵书等，我不敢妄论，现只就历史、文学、宗教三方面简单介绍利用敦煌汉文文献取得的若干成果，借以窥“敦煌学”粗略的一斑。

一、历史

甲 首先是旧史所不详的沙州地方历史。安史之乱后，787年(贞元二年，一说781或785年)吐蕃占领敦煌，到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以河西十一州归唐，共六十余年。吐蕃赞普派“节儿”统治沙州，汉族官员苦闷屈辱，人民发动起义。唐蕃文化有所交流，敦煌禅僧入藏，多次与印度僧人展开辩论。张议潮归唐后，赐号归义军节度使，世代承袭。七十年后，920年曹议金取代张氏。1035年西夏取敦煌，而曹氏的地位可能维持到1055年。张曹两家统治敦煌前后二百年，与唐、五代、宋朝的中央政权虽保持受封与朝贡关系，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曹议金曾自称大王。沙州境内有不少昭武九姓与鲜卑、吐谷浑等族人，他们从事力役兵役，与汉族杂居通婚。沙州统治者西与于阗、东与甘州回鹘通婚，以确保东西贸易的利润。这些都是靠综合变文、碑文、壁画供养人题名、造窟造像人题名以及各种文书得以考见的。

乙 唐代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敦煌发现唐律及疏以外，还有令和格的残卷以及保存相当完好的水部式，亦即水利管理条例。从户籍簿、差科簿等可以了解徭役、兵役以及均田制实施的细节。学术界趋向于肯定均田制确曾实行，但受田并不足数，而徭役沉重。农民土地分割细碎，且存在所谓 “自田”。从 “社司转帖”得知民间存在称为社的互助组织;从书仪得知一些流行的婚丧礼俗。《氏族志》、《沙州图经》等提供了关于氏族和地理的资料。有名的《往五天竺国传》是新罗僧人慧超入唐后又经中亚去天竺的旅行记。他返唐后终于五台山，这部书是研究当时中亚和印度的重要史料。

二、文学

唐人记载中有所谓“目连变”、“昭君变”，过去不详究何所指。敦煌写本发现后，才解答了这个谜。原来变指变文，是一种兼有韵散、用于讲唱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还发现唐代曲子词《云谣集》。二者都是填补唐代文学史上空白的重要发现。王梵志的白话诗既谈佛理，亦讽时俗，当时颇有影响，为后来寒山子诗的先驱。过去记载中保存了若干首，敦煌写本出现后，才能略窥全豹。韦庄的《秦妇吟》是晚唐士大夫阶级诬蔑农民大起义的作品，但其中也保存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材料。过去只在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留下很能反映农民大起义威力的两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敦煌石室中保存了此诗的完整写本，对于研究唐代历史与文学都大有裨益。

附带谈一下敦煌发现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虽然数量不多，但保存了某些已佚的古注，而且唐人手写旧本往往保存古字。唐人所写当时俗体字，有些还可以帮助了解后代刊本致误之由。这些都有益于古籍的研究与校勘。写本四部书都属于寺院所藏，史部特别少，反映当时寺院对此不很重视。十三经中只发现九经，没有 《周礼》、《仪礼》、《公羊传》和《孟子》。究属偶然未保存下来，抑或反映某种倾向，有待探讨。

三、宗教

甲 敦煌的佛教势力很大。日本学者估计，当时唐代敦煌县人口两万而僧尼约占一千人。寺庙十几座，十三个乡中至少每乡有一寺，还不算规模较小的“周家兰若”、“张家佛刹”之类。寺院役使沙弥、园子、“常住百姓”、奴婢，还有专门从事某一手工业的梁户 (榨油)、硙户 (磨米面)、酒户以及牧羊人等。寺院田地之外还拥有菜园、果园。从寺院公布的帐目看，收入除“念诵入”、“转经入”之外，最大宗是出借谷、麻、豆等等的“利润入”，半年即取息50%。足见寺院高利贷剥削之重。敦煌发现的佛经中，三方面的写本很有意义。一是大藏中未收的佚经，和不属译出而是中国本土根据当时当地需要杜撰的“伪经”。二是初期禅宗史料，即被主张顿悟的南宗所取代的主张渐悟的北宗的经典。三是短期存在的小宗派的经典，过去不为人所知，如三阶教的经典。

乙、道教 从文献看不出敦煌道观的记载，但石室发现的道教经典，有的钤有 “净土寺藏经”印记。西晋开始出现《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渡流沙入夷地，成浮屠以化胡人。六朝至唐出现多种化胡经，在石室中可以找到写本，有助于研究道教史和佛道关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里提到《老子想尔注》，说“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敦煌发现想尔注残卷，学者们认为是张陵张鲁系统的五斗米道徒所注，是研究五斗米道教义和老子书与五斗米道关系的重要材料。

丙、其他宗教

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在佛教、火祆教、基督教影响下创建的摩尼教，和五世纪涅斯托里斯在东罗马帝国创建、属于基督教一个教派的景教，唐时都曾传入中国，其经典都可在敦煌写本中找到。

以上仅就敦煌汉文文献在三方面的利用略作介绍，已可看出其内容丰富异常。

其实，敦煌文献及文物所涉范围十分广泛，但它们有着都与敦煌有关这一特点。即便是中原的公文、四部书、 颁发的写经，亦或是梵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写本，莫不与敦煌的历史文化有关。而敦煌又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各种文化相交汇，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状态，自然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献的发现，改写和充实了许多学科的历史。在今天，许多学科中如果缺少了敦煌的资料，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及世界各地的敦煌学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扩大到三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为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些人脱颖而出，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有所发明、有所建树，受到了世界敦煌学界的重视。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中国同时列入的还有泰山、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及秦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摆在敦煌学者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极其艰巨的，而前途也是光明灿烂的。要想使“敦煌学”取得更大的成绩和更多的成果，有几项任务是必须着力进行的。

第一，对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要有一份尽可能完整、详细、准确的注记目录，这是进行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第二，尽可能编定反映全世界敦煌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著目录，是促进研究深入的重要方面。

第三，尽可能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及文物刊布，以便使用。

第四，各种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应尽量采用专题形式进行，以利各学科非敦煌学者使用。

第五，对敦煌文献、石窟壁画、题记、敦煌遗址及遗迹、传世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找出和解决有关“敦煌学”的一些最令人关注的课题。

第六，加强与非敦煌学者的合作。

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增多，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中青年敦煌学者的崛起，相信不久的将来，“敦煌学”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它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王圆箓是谁？没听说过吧，他是一个道士，一个小人物，名不见经传。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许多人就应该听说过了。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中那些被外国人骗买走的经卷，也有更多人应该听说过了。王圆箓就是那个卖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给外国人的那个人。这下，你应该知道了吧？

听到这一介绍，相信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忍不住要大骂这个小人物，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轻易地卖给了外国人。甚至，有人想将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他的罪行进行庄严的审判，让他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为整个民族的屈辱负责。

王圆箓

当王圆箓听到这些指控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呢？看看他留下的那张照片，瘦瘦的，黑黑的，小个子，目光呆滞，穿着脏兮兮的道袍，一点不起眼。他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当历史的回音传到他的耳畔时，他那种茫然不解的目光，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态度，会让你的心禁不住收紧。他会问，我做错什么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他，还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明确的民族观念。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好好保护那些古老经卷的时候，他会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王道士做了一些什么。

1900年5月25日，王道士与所雇敦煌贫士杨某发现莫高窟藏经洞，里面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自从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就向当时的敦煌县令报告，希望引起重视。那位县令不学无术，把王道士带来的两卷经文视为废纸。1902年，又来了一位敦煌县令，王道士又去报告，那位县令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仍不甘心，他又去肃州（酒泉）向当时的道台廷栋报告，那位道台也没有重视此事。1904年，当时的省里下令将经卷就地保存。仅此而已。王道士无奈之下，给清王朝写了秘报信，也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王道士有些灰心了。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他通过与王道士深入交谈，骗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最后用四块马蹄银（重二百两）骗买了写卷、印本、古籍共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共五箱。交易是“正大光明”的吗？当然不是。有斯坦因回忆录中的记载为证。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以白银五百两骗买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当斯坦因把敦煌经卷宣传于全世界时，清朝的官员们才懂得了这些经卷的重要价值。1910年，清朝学部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但是，那些清朝官员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好这些文物，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流失严重。王道士也私藏了若干经卷。

王道士为什么要私藏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录了王道士对他说的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是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听到的话。这一次，他用白银五百两骗买了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此外，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来到敦煌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了经卷四百余卷。

看了以上这些介绍，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还能再把王道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审判他吗？还能再骂他愚昧无知吗？他的确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做成功。假如王道士没有把那些经卷卖给外国人，那些经卷又会怎么样呢？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讲道：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进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在那个时代之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到什么呢？王道士为了修缮莫高窟，不仅卖了大量的敦煌经卷，而且破坏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虽然他愚昧无知，虽然他的初心是为了修缮莫高窟而筹措经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他出卖敦煌经卷的合理理由。他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可是，他承担得了这个历史责任吗？

那些被王道士卖掉的流失到海外的敦煌经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当我们赶到外国的博物馆，透过厚厚的玻璃去仔细阅读那些古老的经卷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机体流出的暗红色血液。

这些经卷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力的衰退、国家的落后，受尽外国列强的欺负与凌辱，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也保护不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当然也保护不了那些文物，那些古老的经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终于再也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负了。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老文物，受到了很好地保护。身在敦煌莫高窟的那些古老经卷正在众多中华儿女的保护与研究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些古老经卷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将再次惊艳世界。人们将从那里得以审视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在历史上的相会与融合。

这一些，那个时代的王圆箓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认识的，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对于他，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经卷流失的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整个国家的。

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快速便捷的通讯方式所带来的便利，很难想象古代人是如何通讯的，经常看电视剧的人可能知道所谓的“八百里加急”，电视画面中一个骑手骑着马不停地奔跑，中途经过驿站时换马换人，信件则一刻不停地赶往目的地。这样不计成本地送信毕竟是少数，古代的驿站系统往往是给官府使用的，一般平民老百姓用不了这个系统，他们是否会写信呢，写的信又如何寄到目的地呢？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提示。

一、斯坦因在敦煌的收获

稍微了解敦煌学的人都应该听过斯坦因的大名，他有着一系列荣誉头衔，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的名字还和中国的西域地区有着深厚的关系。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敦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并没有激起清政府的官员们的丝毫兴趣，反倒是国外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地兴趣，斯坦因这次就是冲着敦煌新发现的文书而来的。

斯坦因与他的寻宝团队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的西端，从省会兰州出发，翻过乌鞘岭，就到河西走廊了，河西走廊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是群山之间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廊西北端的南面便是敦煌。第一次来中国时，斯坦因在新疆发现了尼雅遗址，这一次他的运气不是很好，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临时决定去敦煌西北边的汉代烽燧调查，在这些烽燧中斯坦因意外的发现了八封古信札，所有的古信札全都放在一个邮包里。

敦煌藏经洞

二、凝结古信札中的历史信息

这些古信札写于西晋末年，大约在公元312年左右，那时候中原地区战乱纷起，匈奴人在刘渊的带领下攻陷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朝的皇帝和大臣，很多名门望族纷纷避祸江左。不仅是汉族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很多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经商的胡人也想要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故乡中亚地区。他们纷纷写信给家乡的亲朋，或说明中国这边的局势，或向家乡求助，信并不是通过驿站系统传递的，而是通过商人的经商路线所传递的，因此很难保证信能否以及何时到达收信人手中。

西域烽燧

很明显，这八封信没能送到收信人手中，斯坦因发现的八封信分别从金城、姑臧和敦煌等边境地区寄出，随着商队的西行，这些信的目的地是楼兰甚至更西的撒马尔罕。或许是中原紧张的局势让边境的岗哨警惕性很高，守卫烽燧的士兵把商人携带的信札扣留在了烽燧里面，这些信札在滚滚黄沙下沉睡了千年。

三、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壁画上粟特人

这八封古信札是用粟特文写的，粟特文是一种失传已久的中亚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人被称为粟特人，他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古籍中一般称这里为“河中地”，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重要的城市有布哈拉、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在粟特语中有“石城”的意思，中古时期的撒马尔罕因丝绸之路的通畅而兴起，商人们和传教士去波斯和欧洲必须从撒马尔罕经过，玄奘去印度取经求学时也经过了这里。

今天的撒马尔罕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传说粟特会给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孩吃蜜，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巧言善辩，从事经商事业。汉文史籍中称粟特人为“九姓胡”，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很多城邦小国，比如史国、安国、康国等，这些人进入中原汉地后往往以国为姓，比如史姓、安姓等。

四、米薇写给母亲和丈夫的信

我们重点来看一个叫做米薇的女子写给她母亲和丈夫的信，也就是粟特古信札的1号文书和3号文书。粟特人经商往往是团队行动，他们一群人先到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这个地方一般是重要的交通点，其中一些人继续向远方前进，居住点与居住点之间有固定的联系，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贸易路线形成了贸易网络，最东一直到达今天中国的辽西地区。

1号文书

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米薇（Miwnay）和丈夫那奈德（Nanai-dhant）带着女儿莎恩（Shayn）从撒马尔罕来到敦煌做生意。后来那奈德留下米薇和女儿莎恩一个人回了撒马尔罕，这时候中国政局不稳，生活在敦煌的粟特人人心惶惶，米薇母女把钱花完后一直没有丈夫的信息，偏巧丈夫在敦煌的生意出了问题，母女二人被迫做了奴隶。米薇一再写信要求丈夫来接她们，却一直没有回信。

3号文书

1号文书中，米薇向母亲问候后说明了自己的现在的处境，非常希望母亲给予自己帮助。米薇写给母亲的信，措辞还算平和，字迹还算工整，写给丈夫的信，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在3号文书中，米薇并没有向一般粟特人写信先问候对方一样，而是把自己对丈夫的怒火全部都爆发了出来。米薇心中满是对那奈德的不满和痛恨，说自己当初不听父母和兄弟的劝阻嫁给那奈德是一个错误，跟着那奈德远离家乡来到敦煌做生意更是错上加错。米薇越写越气，字体也开始潦草起来，怒气跃然纸上，最后发出了“宁愿嫁猪嫁狗也不愿嫁给你”的怒吼！信的最右边是女儿莎恩的附笔，她告诉父亲那奈德敦煌生意所产生的债务问题，她们母女为了偿还这笔债务而沦为奴隶了，莎恩在信中还指出那奈德有能力和义务偿还这笔债务

古代女性很少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从这点上看，米薇和莎恩是幸运的，她们的名字虽然被埋葬在西域的漫天黄沙之中，终归还是被我们看到，她们是少有的能够青史留名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不幸的，这些信总归还是没能送到母亲和丈夫手中，我们很难知道米薇和莎恩最终的命运如何，只能祈祷她们好运吧，虽然这看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