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水要看什么书？ 周易最好能背下来，但周易背下来也不会看风水，学风水古书有《八宅明镜》、《地理辨证疏》、《地理五决》、《郭璞葬经》等很多，反正我看不懂。

现代书我正看的有李居明写的《风水之道》，他应该还有［发达风水秘笈］、［文昌风水秘笈］及［桃花风水秘笈］，但我没见到。还有《风水常识及应用》这部书讲的基本上也就是网上讲的那些，但比较集中。

风水学入门看什么书好 风水入门的书籍，建议看的书要比较基础性但全面一些，不用过深但有实用性的。

个人推荐以下三本：

1、可以看看李居明的《学风水的第一本书》，此人这几年很有名，曾经准确预测出日本大地震，所著有独到的地方。

2、要是想系统化都有所涉猎，可以看看宋韶光的《现代风水全集》，也很不错，错误较少，内容也实在，我推荐。

3、有“现代赖布衣”之称的苏民峰的《 家宅风水基本法》也不错，内容也比较实用。

先看这几本基础的吧，贪多嚼不烂，而且一下子接触的过深也不好，不利于理解和系统学习。

想学习风水，一个从哪学起，看些什么书籍 致初学者的一封信（关于初学者学习易学术数的一些基本说明含书籍推荐介绍）

关于初学者学习易学术数的一些基本说明，仅为个人一家之言。以下经验仅给初学者观摩，是笔者多年来与易学者特别是初学者打交道以及对一些热销书籍的总结，会经常修订更新。

一、初学者选书书目：

初学者如果只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去了解，也不想花太多精力，想轻松一些的话，那么选李居明或者是苏民峰的是最好，他们的商业运作很成功，书可以让你看完后还想再看的冲动，很多人都想买全套来看,但是对有志于专业化研究的同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修习佛学的有些书籍可以看看李居明的，毕竟枯燥的佛经一般人不太愿意看，但是李居明的书一般人都愿意看，虽然他是东密真言宗。 如果想专业化一些，就要有坚持的耐心，据统计的经验，在任何行业用功有效时间达到一千小时，你基本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了。学习之前先要有个准备，就是问自己：我要学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不主张人人都去搞预测，毕竟玄学不是科学，不是百分百的东西，做个了解是可以的，玄学毕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易理及梅花六爻类不懂易理，术数水平要想真正提高，绝不可能。学习易理有助于你搞懂自己学习的目的。张延生是一个易学实力派人物，张延生的作品（易学入门、易学应用、易象延、易与和谐、心易、气易）是研究易理者的首选，相信可惜能真正看懂的并不多。易理方面建议还是看一些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影印本，原汁原味。梅花的古籍可以看《梅花易数》，现代的可以看台湾的梁湘润、王士文，大陆的黄鉴都比较畅销。六爻的精华在古籍中很多，尤其是七大经典《易隐》、《卜筮正宗》、《增删卜易》、《易林补遗》、《易冒》、《火珠林》、《断易天机》。推荐书目：陈圆《周易预测学入门》、邵伟华《周易预测学》或者《周易预测学讲义》、李洪成《六爻预测技术入门》。日本人著的《高岛断易》是海外研究六爻和易理必读的一本好书，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水平都很高。需要读现代人的书提高水平的可以看李洪成、王虎应、曲炜、李顺祥、吕文艺等人的，都属于畅销品种。

2、四柱类就是八字类，以现代人为主，可以看陈圆《四柱预测学入门》、李洪成《四柱预测技术入门》，李居明的《四柱算命术》是四柱类无错字的好版本，目前只有繁体版的，习惯认简体字的人读得可能有点费劲，李居明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培养兴趣。中级最好的就是朱祖夏《命理应用精解》上下册，这个是千百人所公认的，超级热销，但是纸张不怎么好。高级的象邵伟中的《四柱高级班理论》、李后启《命理精析》、曲炜的《二十一论》等，新派的可以看李涵辰的著作。古籍有《渊海子平》、《三命通会》、《穷通宝鉴》、《命理探原》，比较接近现代理论的书是《子平真诠》和《滴天髓》。其他的畅销作者有：李洪成、李顺祥、曲炜、李顺祥、吕文艺等等，可以提高水平。港台名家的书建议多读，如梁湘润、宋英成、光莲、吴怀云等。

3、风水类在风水之前要说一句，因为风水相对比较复杂，没有基础或者不想钻研的人请看李居明与苏民峰的书，要是连九宫飞星、七星打劫、开城门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懂会很麻烦的。李居明的《学风水的第一本书》，可以先看看，但是看这个之前又要懂点卦，不然八宅法这种基本的东西都用不了。这里引用网上的一段话：典籍看刘伯温等著的《地理全书》就可以了：《地理全书》几乎囊括了明代以前所有的风水典籍，比较全面。缺点就是字体小，印刷质量稍欠。还有一本《地理天机会元》也是集成了很多经典的古籍。另外建议看几本书：《阳宅实用风水讲义》。朱祖夏先生著，目前最好的一本玄空风水阳宅书籍。《玄空飞星风水》林国雄的书，浅显易懂，还介绍了配合楼层断风水的方法。《古易玄>>

看风水书籍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吗？想要学习风水是看书自学好还是拜师好？ 个人对风水方面也是挺感兴趣的，家里也买了不少关于风水的书籍看，因为前段时间家里装修所以对风水这块会比较注重，兴趣也日益增加。有段时间经常和邻居一起研究风水

先买《入地眼》《地理五诀》《罗经透解》《易经》等等书看看，不理解的可以问问老师。学阳宅还好，学阴宅最好要跟老师山上，现场学习。学习风水一定要有好的、准确的风水罗盘，初学应该买7~8寸的综合盘。学习三合、三元都可以用。最好的罗盘厂家―（台北）集易堂，生产、销售罗盘近20年，有三元盘、三合盘、三元三合盘、综合盘、玄空飞星盘、八宅盘、金锁玉关盘等等30几种风水罗盘。有适合风水大师的罗盘，也有初学者适用的罗盘。质量好，信誉好，价格便宜，是性价比最好的罗盘。是风水师、罗盘爱好者的首选，用现今最好的罗盘材料~高密板（金刚板）+5厘铜板特制。

建议找个先生教，找不到也没办法了，看书学到的只是个大体，但是具体的风水内容，是会因为几棵树，路，石头田地，阳光坐向和别的蓦地影响的。看书只能了解这个位置大体好不好，但是受到细节影响就不行了。所以最好找个师傅带，看书是学不到的，只是起个辅助作用。爸爸一直不准看家里面的风水古书。说等独立了才可以看，估计爸的意思是等遇到不解的再看书，然后根据书推敲地形。再建议下，先学看房子，后学看墓地。

如果想学风水，当然是要买书看和拜师相结合。光懂书上的理论知识没用，光知道实践而不知道理念知识也是没用的。上面给推荐的书籍可以买来看。师傅的话最好找当地比较出名的风水师为师，名师才能出高徒嘛，这道理应该懂的！

什么风水学的书好？ 一般是博览群书。

简单介绍几本就够你学的了：

《黄帝宅经》、《太乙神数》、《山海经》

《奇门遁甲》、《河图》、《洛书》、《太乙》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

青乌子《葬经》，东晋郭璞《葬书》

《古今图书集成》，《周公解梦》原文，

鬼谷子《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

唐杨筠松《青囊奥语》、《撼龙经》，

《洪范九畴》，《周髀算经》

失传的几本书，你要找到最好：《勘舆金匮》、北魏殷绍《四序勘舆》、《宫宅地形》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隋书经籍志》

敦煌藏书《宅经》

清高见南《相宅经纂》

我建议你还是先从地边摊上卖的风水学书看起（虽然很多虚假内容），入门还是可以的。由浅入深，再最后看以上的书籍。

自学风水，择日子，要看什么书？ 自学风水，择日子，要看什么书？――――象吉通书、协记通书、董公择日，都是择日子的好书。

自学风水，相术等玄术需要看什么书求介绍几本 刚开始学不建议直接学下面人说的那些书，因为没有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的基础，所以应该学些基础类而且又实用的东西。

易学的分支有很多，其中以八字、六爻、风水准确率最高，面相、手相也有实用价值。

建议以邵伟华先生的《周易与预测学》和《四柱预测学》为启蒙读物。前者讲六爻，后者讲八字。

这两本书能为你打下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的良好基础，这为以后看风水等其他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

六爻比较实用，什么都能测，用起来很方便。也可以直接测风水。

相术建议《麻衣神相》。

风水学入门需要学习的第一本书是哪本？ 三畅风水入门基础可以看看《地理五诀》，三元风水可以看看李居明的《学习风水的第一本书》

罗盘可以买个综合盘。

风水学入门看什么书好 该工作也许能挣钱，但总是不入流的工作，学点好事吧，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实在要看，建议你看看香港李居明的书，风水宗师，也是密宗祖师，如果想以风水为职业，不妨学习一下他。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一）《敦煌劫余录》

（二）《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三）《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

（四）《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

（五）《斯坦因劫经录》

（六）《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

（七）《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八）《伯希和劫经录》

（九）《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十）《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十一）《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

（十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十三）《敦煌遗书最新目录》

（十四）《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十五）《敦煌古籍叙录》

附录敦煌学论著目录：

（1）《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刘进宝编，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2）《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卢善焕、师勤编，198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3）《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邝士元编，198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收录论文著作6084条。

（4）《吐鲁番敦煌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东洋文库唐代史（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1990年3月东洋文库印行，收录截止于1989年的关于吐鲁番和部分敦煌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中、日论著，中文657项、日文1224项。

（5）《敦煌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收集1908-1997年间海峡两岸及东亚地区学者的敦煌学成果，旁及海外汉学家研究成果，共收专著、论文约12000条。2000年4月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

四、敦煌文献的汇编整理与刊行

（一）《敦煌宝藏》

（二）《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三）《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

（四）《敦煌大藏经》

（五）《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六）《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八）《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九）《敦煌古医籍考释》

（十）《瀛涯敦煌韵辑》

（十一）《敦煌古籍叙录新编》

（十二）《敦煌变文集》

（十三）《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

（十四）《王梵志诗校注》

（十五）《敦煌歌辞总编》

（十六）《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十七）《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

（十八）《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十九）《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二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二十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道士下山:曝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事件

什么叫敦煌遗书学术界的定义是敦煌出土的公元四至十一世纪古写本及印本，系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道士，名王圆箓

然而，王道士这次发现，并没有人为之欢呼，也没有人表扬，文化名人余雨先生甚至曾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未成功臣，反当罪人。为什么笔者想来原因很多，说到底就一句话：发现的不是时候!

●一个小道士的大发现

人们记得王圆禄，只因他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正由于他不经意间的发现，使他一下子成为名人。

历 史定格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湖北麻城籍道士王圆禄偶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 5-11世纪的珍贵写本得以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而今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 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被称 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遗书发现者道士王圆箓

王 圆禄(1850-1931年)又作圆箓，多被称为“王道士”。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迫 于生计，王圆箓逃离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大约在光绪 23年(1897年)，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禄而言，这 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 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编号为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 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 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

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唐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王道士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们来换取一些功德 钱。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不料廷栋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 趣。但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以至于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 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士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 般，并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 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 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仅给 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 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虽然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持。尤以英斯坦因和法伯希和为最。

斯 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圆箓沟通时，王圆禄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木书卷的请 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 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 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圆禄的信任。显然，王圆禄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禄仍然坚持不让斯 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 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 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 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禄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禄专门收集的，均为 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伯希和不仅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而且极富语言天才，至少会讲13种语言。对汉语犹为精通，古汉语中的文言文他都能看懂。

1908 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 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 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 希和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换得了藏经洞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 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 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 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 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 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 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

9 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 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 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 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甘 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1910 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 员抽取挑选，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 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 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1931年，王圆禄80岁高龄死去。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禄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