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皮的古代的装帧形式
早在简策时期的图书,就已经有一定的装帧形式了。如赘简(卷前空白不书的几根简)和标简(背面标有篇名的最右一根简)的使用,即被公认为是后世图书中补页和封面的起源。宋代印本书盛行以后,图书的装帧形式日趋完善。比如线装本书册结构,就有书衣、书签、封面、封里、扉叶、衬叶、书脑、书背、书根、书角等名目。
“书衣”,俗称“书皮”,即一册书的表面装纸,现代称为“护封”或“包封”。一般用较硬而厚的彩色纸张或彩色绢绫做成,套在图书封面之外,作为书的保护和装饰之用。书衣有单叶、双叶之分,单叶的称“扣皮”,双叶的称“筒子皮”。
“书签”,又称“浮签”,或称“书皮题签”,即书衣上所贴的纸签,也有用丝织品的,用以题写书名、卷数或册数。
“封面”在书衣之后的第一页,相当于现代的扉页,又称“书名页”,常印有书名、作者名、出版者名、刊版时间等。尤重书名的书法及题写人的署名,常常再用薄纸覆罩其上。
“封里”,俗称“封二”,即封面的背面,多为空白,也有印有文字的。
“扉叶”,指书衣与封面之间的空白页。加在前面的称“前扉”,加在后面的称“后扉”,也叫“副叶”。其功用可以保护正文书叶,还能防潮防虫,所以又称“护叶”。扉页上还可题跋识语。
“衬叶”,指衬在书前书后的空白页。
“书脑”,指线装书书叶左右边栏以外供钻孔订线的空白处。因为它是装订时的关键位置,书册形式固定的枢纽,所以称“书脑”。
“书背”,又称“书脊”,指书叶装订缝合之处的侧面,犹如一书的脊背。
“书根”,指每册书最下端的侧面切口部分。线装书在书架上只能平放,因而藏书家就在书根上写明书名、卷数或册数,以便于检查整理。
“书首”,又称“书头”,指每册书最上端的侧面切口部分。
“书角”,指一本书右侧的上下两隅。比较珍贵的书,在装订时常用湖色或蓝色绫子将书角包起,称“包角”。
“函”,又称“函套”,用来装置书籍。函套的种类有书套、纸匣、木匣、夹板等。“书套”以纸板为胎,内粘纸,外贴布,若四周上下六面包严,称“四合套”。在开函处制成月牙状的,称“月牙套”;在开函处制成云状或环状的,称“云头套”。“纸匣”以纸作原料,由内三面书匣与外五面匣套两部分组成,从书匣的纵侧面开启,而在另一固定纵侧面上书写书名、著者、书号、卷、册、函数等。“木匣”以楠木等硬木为材,制成五面封闭匣套,盛书时另用二块木块夹垫在书的上下。“夹板”,系从木匣简化而来,用纸带通过上下两块夹板上的扁孔 封面是对订联成册后的书芯在其外面包粘上外衣的称呼,封面也称书封、封皮、外封等,又分封一、封二(属前封)、封三、封四(属后封)。一般书刊封一印有书名、出版者和作者等,封四印有版权等。
封面起着美化书刊和保护书芯的作用。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一是时代的发展,二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
书籍的装帧从刻在竹片上的简策开始,用竹做的书,古人称作“简策";用木做的,古人称为“版牍”。随着古代人类知识的进步,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与创作,“简”作为文化思想的载体承担起了记录的任务,但的一根简的容量不可能记录一篇文章。这时就真正出现装帧。他们将竹片或木片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又卷成圆筒状,这就是真正意义上最早的书籍。但由于一本著作文字量很大,往往需要一马车的简册才能装下,携带与阅读很不方便。随着造纸术的发明,纸张满足了古人经济及精神生活。文字从此摆脱了竹简书写在了纸张上。纸质书最早的装帧形式是沿袭帛书的,依旧采用卷轴装。但它的制作手续复杂、麻烦,同时在阅读时需要展卷、收卷,非常不方便,为了避免卷轴装的缺点,人们又发明了经折装。它是将纸一反一正反复折叠,再将这叠书的前后各加一硬纸,加以保护。从外形上看,经折装已具备现代书册的形式了。旋风装和经折装一样都是从卷轴装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则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厚纸作底,然后将书页粘在底纸上。它具备了翻阅方便,制作简单的优点,是世所罕见的风格。由于旋风装用久之后,折缝处往往容易断裂,蝴蝶装问世,它将折缝粘在包背纸上,这就有利于保护书籍。蝴蝶装是在宋代雕版印书技术出现后,引起的书籍生产方式和书籍装帧形式的巨大变化。但由于书都是单层的,纸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阅读时往往是先见到纸背,而且读一页书就要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故很不方便。到明代以后,蝴蝶装就逐渐被包背装所代替。包背装是将书页背对背地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竖放易磨损书口而且容易散落,于是线装书开始盛行,线装采用两张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书皮,书册上面一张,下面一张,与书背戳齐,然后打眼订线。线装书既便于翻阅,又不易散破。直到现今我们的书籍还是采用了线装装帧方式。
据古籍记载,古代的简策曾有几次发现,最早的一次是在汉景帝年间(公元前156~前141),当时鲁共王在孔子的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古文字写的简策。西晋时在汲郡(今属河南)古墓中出土了几十车竹简,经荀勖、米晳等学者考订,整理出《纪年》、《易经》等16部书籍,共75卷,10多万字。其中有史书、经书等,均为秦汉以来没有传本的书籍,但这些简后来在兵乱中已散失殆尽。
19世纪以后在中国西北地区曾出现不少汉晋木简,但已被外人劫掠一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 长沙、 湖北 江陵、 山东 临沂、甘肃 居延、湖北云梦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木简,有许多失传已久的古籍被重新发掘出来,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古代书籍的几种代称
青简、韦编、青编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北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芸帙、芸编、芸签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缥缃、缃帙、缃缥、缥帙“缥”是青白色丝织物,“湘”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坟典、坟籍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二酉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西山、小西山。相传小西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编辑郭军平@明青简、韦编、青编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北竹简的皮绳。
古代书籍的形态有哪几种古代的书籍的形态主要有:简策、金刻、石刻、兽皮、缣帛、纸书(雕版与活字印刷)
首先介绍简册、金刻、石刻、缣帛
按出现的先后,先有简策,再有金刻、石刻,接着有了缣帛,最后有了纸张。这几种形态都有了书籍的特征和功能。
①简册:也称“简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书籍。简就是一个竹片,类似书籍一页,一般能写一行汉字,“策”是用线或牛皮将多片竹片编连起来成为一册,在甲骨文里,“册”的象形字,就是把许多竹片连线起来,,象今天的一本书。连线竹片的材料主要是麻绳和牛皮绳。用牛皮绳连线的就叫“纬编”,所以有个成语叫“纬编三绝”。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这种简册大约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因为《尚书》里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文字记载,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予以证实。简策难以储存,所以,商代的简策未能传下来。简的尺寸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简的书写方法,初为漆书,即用漆在竹简上书写。以后改用石墨,后来秦国蒙恬发明了毛笔。秦以后有用毛笔书写简策的。简策书籍最大的缺点是量大笨重,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阅读公文150斤,这是因为简策所写的公文,一片竹片只能写几个字,大量竹片捆成一册,量大体重,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有一些大臣写公文要有两个大汉抬着入宫,可见简策作为文章作为载体很不方便。比如,汉武帝时,文人东方塑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竟用了三千竹片简,派了两个人才抬进了宫。
②金刻、石刻:金刻是指铸或刻在铜器上的铭文,从周代到汉代钟鼎等,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周代金文内容多为有关宣扬周王功绩、纪念祖先业绩、记载重要事件的,也就是说一般性的事情是不值得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周代的铭文最长的有500字,史料价值很高,战国以后的金刻内容多为督造者,铸工和年月等,很少有长扁钜制。
石刻是指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以碑文当作书籍是流传甚广的形式,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十块石鼓文。在十块石鼓形石头上,用大篆分刻着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君的游猎情况。其时代是春秋时代秦国刻的。这十块石鼓文是唐初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历来都很推重其书法。现在其中一石已磨灭,其余九块也有残缺。这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以后历代都有石刻。石刻最大的书籍功能在于“石经”的刻制。汉代王莽命甄丰摹古文《周易》《尚书》《左传》刻于石,开石经之先河。以后历代都有石经,都把经典著作刻于世上。石经的价值主要有:一是汉、魏、唐石经,因当时无雕版,所据古文赖以传后,所以有很高的价值,为后世校订经典之依据。二是唐代发明传拓的方法,拓墨之后,便可将纸联成卷轴,成为当时通行的书籍。(字帖)历代石刻的精华珍品在西安碑林。《碑林》是中国最大的石刻博物馆。
③缣帛(jiānbó): 中国古代以丝织品为记录知识载体的。一般称为帛书,也有人称为缯书;因其色白,故又称之为“素书”。在发明纸以前,常在缣帛上写字,称帛书。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缣帛与竹片是同时并存的。竹简可以刮削修改,常作为书的初稿,而缣帛写字不易修改,所以往往作为书的定本。另外,皇帝的重要文书往往用缣帛,而臣民的一般文书往往用竹木。东汉以后,帛书广泛使用,以后历代往往用缣帛书写重要的文书,缣帛的优点是便于裁剪、轻便,缺点是太贵,造价高。
④纸书:根据考古的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人们开始用纸写字,但简册和帛书同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的书籍形式。到三国时代,随着造纸术的改进还纸张的大量出现,纸写本才取代简册和帛书,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史书记载,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后,时人多爱抄录,左思《三都赋》写就京,师豪贵竟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写本书籍是晋人写的《三国志》残卷。
纸张、书籍的装订也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以前是卷轴,唐以后出现了摺叠,后来才有了散页装订(竖排版),唐至清代,摺叠制与散页装订制(线装)是主要装订形式,比如,你能见到的明清奏折(摺叠)和线装本古书(积成册),明清的公文称奏折,是因为他们是摺叠成卷的。
二、 雕版与活字印刷
雕版又叫刻板,在木板或金属板上刻上文字或图形,使之成为印刷用的底版。再在底版上着墨印刷。这种技术起于中唐,最初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的,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实物。唐至五代,雕版印刷极为盛行,形成了官刻、坊刻、民刻并行的盛况。
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是北宋的毕升,他在仁宗庆历年间发明用胶泥刻成单个反体字,用火烧以后,便成了陶字。另在有铁框的铁板上,均匀的涂上油松脂、蜡、纸灰混合制成的黏合剂,然后把活字按需要排列在铁板上,加热使黏合剂熔化,再用另一块平铁板把字压平。冷却后泥活字就固定在铁板上,施墨即可印刷。用火略烤,有可取下活字,以备后用。后来他又创造了木活字。活字印刷书在明代渐成规模,当时流行铜活字,也有铅活字,中国印刷书的发明和改进开创了书籍的历史纪元,以后传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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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国古代书籍的装订形式最早的装订形式--简策装
竹木简的装帧形式。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的书大多写在一根根长条形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竹简或木简。为便于阅读和收藏,用绳将简按顺序编连起来,后人称这种装帧形式为简策装。
简策装的方法是用麻绳、丝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端无字处编连,类似竹帘子的编法。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义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简策是我国最早的装订形式,商周时通行,到了晋代,随着纸的应用和纸本书的出现,简策书籍逐渐为纸本书所代替。
应用最久的装订形式——卷轴装
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
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后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开启,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精致的卷轴装主要表现在轴、签、丝带上,如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等。
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过渡
形式之一--旋风装
旋风装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它形同卷轴,由一长纸做底,首页全幅裱贴在底上,从第二页右侧无字处用一纸条粘连在底上,其余书页逐页向左粘在上一页的底下。
书页鳞次相积,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藏时从卷首向卷尾卷起。
这种装订形式卷起时从外表看与卷轴装无异,但内部的书页宛如自然界的旋风,故名旋风装;展开时,书页又如鳞状有序排列,故又称龙鳞装。
旋风装是我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现存故宫博物馆的唐朝吴彩鸾手写的《唐韵》,用的就是这种装订形式
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过渡
形式之二——经折装
经折装是首先用于佛经的一种装订形式,始于唐代末年。佛家弟子诵经时为便于翻阅,将长卷经文左右连续摺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也有人认为是受印度贝叶经装订形式的影响而产生的。以后一些拓本碑帖、纸本奏疏亦采用这种形式,称为折子或奏折。
这种装订形式已完全脱离卷轴。从外观上看,它近似于后来的册页书籍,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早期的册页形式——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是早期的册页装。它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约出现在五代后期,盛行于宋朝。
蝴蝶装的方法是把书页沿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折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一包背纸将一叠折缝的背面粘在一起,最后裁齐成册。蝴蝶装书籍,翻阅起来犹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蝴蝶装”。
书籍的装订形式发展到蝴蝶装,标志着我国书籍的装订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
宋末开始出现的装帧形式——包背装
包背装又称裹后背,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装订形式,出现在南宋末,元、明、清均较多使用,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就是这种装订。包背装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对折书页时版心朝外,背面相对,翻阅时每页都是正面。
其装订方法是折页对齐,在右边栏外打眼,穿订纸捻,砸平固定裁齐,然后用一张较厚的纸从右侧书背裹装起来,书背处用浆糊粘牢。
明代中期以后盛行的装帧形式——线装
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不同之处是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包背改为露背,纸捻穿孔订改为线订。
线装装帧是中国传统装订技术史中最先进的一种,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线装书籍的工艺方法和书籍式样,后来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包角”、“袍套”等,但均未超出线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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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主要典籍装帧形制是(卷轴装)。
扩展资料:
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
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後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人类智慧积累、流传与延续的媒介。书籍作为信息的载体,忠实地为人们记载、传递着知识、理念、情感,而人们对书的珍视推崇之情更是亘古不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翻开古人留下的文化典籍,素雅端正的封面,柔软细腻的纸张,浑厚饱满的文字,设计缜密的版式,不尚华丽,却护帙有道;历尽沧桑,但古朴之气盎然犹存。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恬淡悠远的风格和高远神飞的意境,与崇尚装饰的西方古典书籍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与现代书籍相比,中国的古籍也毫不逊色。它们严格讲究体例,遵从一定的规范,浑然天成,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与研究。又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演变呢?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籍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书籍记载着事件、思想、经验、理论、技能、知识等等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它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各个时代不同形态的书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也是技术状况限制的结果。书籍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同样,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反映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形态,顾名思义:形,即是神态,书籍的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珠联璧合,才能产生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书籍具有不同的特定的装帧形态。
一、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从结绳书、契刻书、然后是图画文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玉文书、石文书是按照文字的先期准备、产生和发展的。从文字还有没有产生到图画、符号,到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到成熟的文字。可以看到,书的初期形态的变化和文字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演化是很漫长的,比从盛行正规书的——简册书的秦朝到现在要长得多。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成熟的书,只是起到书籍的作用,所以称它们为书籍的初期形态。没有这些初期形态的书,正规的书,成熟的书是不会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中国古代,初期形态的书的承载物是绳、木、竹、陶、甲骨、兽骨、青铜、玉石等材料。陶是经过烧制的、青铜是经过冶炼的,其它的材料均是自然界现有的资源,稍加加工便可以刻字或写字成书。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反映。从结绳书、到图画文书到金文书、石文书,其社会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不单从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上,从文字内容的复杂和意义的深刻上,从承载物的形质上,都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技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逐渐成熟的书的内涵越来越大,开本、版式的内涵也越来越明确,为正规书籍的出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二、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的漫长发展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进入它的正规形态。《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古今,大量的学者都认为,我国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是从简策开始。罗树宝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认为:“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本文采取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把简策书、木牍书放在正规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来叙述。
正规形态的书包括:简策书、木牍书、帛书、卷轴装书、旋风装书、粘页装书、缝缋装书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毛笔蘸墨手抄的,一改初期形态的书的雕刻方式,手抄是它们的一大特点。正规形态的书受着材料的制约,材料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装订方法。简策书、木牍书的承载物是竹、木;帛书的承载物是缣帛;卷轴装书的承载物,初期是帛,这是因为卷轴装书直接从帛书发展而来,纸发明以后,大量的卷轴装书用的材料是纸;旋风装的承载物是纸。纸作为书籍的承载物,它的优越性,是其他承载物所不可比拟的。从卷轴装书开始使用纸作为承载物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几种书籍的装帧形态来看,它们要受到制作材料——承载物的制约,不同的材料会产生不同的装帧形态的书,当然还有其他条件的制约。简策书虽然可以卷起来,但体积大,太重;木牍书不能卷,容量也太少;帛书的材料有限,又很贵;卷轴装书翻检不方便;旋风装书综合了这几种书的优点,去其缺点,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书籍装帧形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从书籍装帧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所谓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也只是向册页形态过渡的表现形式。书籍装帧形态还要继续发展变化,因为用料都是纸,其装帧形态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制作方法。
三、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正规形态,进入到册页形态,也就是成熟形态。从梵策装书开始,经过经折装书、蝴蝶装书、包背装书,到线装书为止,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使用的材料(承载物)都是纸,因此,在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时期,书籍的制作方式和社会需要决定了书籍装帧的形态。
关于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从经折装书开始。有的学者以为从蝴蝶装书开始,还有的学者以为从包背装书开始,笔者以为应从梵策装书开始,其原因有二:一、梵策装书已脱离卷轴装书的形态,开始使用单页;二、梵策装书已成为册页书的形式。梵策装书和经折装书可视为书籍装帧的初期形式,蝴蝶装书是个过渡,包背装书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书籍装帧形态日益成熟,线装书则是中国古籍最成熟的装帧形态。
从唐代出现的梵策装书,到清代出现的线装书,其装帧形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时间跨度约一千二百多年,其中纸、墨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品种也多有增加,为书籍装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纸是册页书籍的主要承载物,纸使书变得越来越轻,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装帧也越来越完美,线装书成为最完善的传统装帧形态,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册页书的用料因为都是纸,所以,册页书的装帧形态是由它们制作方式和社会的需要来决定的。
册页装帧形态的书都是册、页式的:梵策装书是单页,用线穿;经折装书是连续的折页,用糊粘;蝴蝶装书是单页折,糊粘;包背装书是单页折,下纸捻、糊粘;线装书也是单页折,线订。折页是册页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序,也是书籍装帧形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虽然折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使书籍的装帧形态产生很大变化,现代的书仍然需要折,折包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
册页装书基本上都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也有极少数的手抄书和一部分活字印刷的书籍,刻、印二字在册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雕刻和印刷无以成书。初期形态的书绝大部分是雕刻而成,如契刻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石文书、玉文书等,只是没有印刷,每刻一件是一本书;正规形态的书是手写的,每写一件也是一本书,册页装帧形态的书虽然用的也是雕刻,由于是印刷而成,则一次可以生产很多册书,这就是册页装帧形态的书的特点,也是雕刻技术的发展。
以上综述了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演变的过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决定和制约着中国古代书籍形态发展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也和造纸、制墨、印刷、装订这些技术的水平优劣直接挂钩。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学会了制墨,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纸张发明后,遂改成以一张长方型纸为单位的“折叠本”。后又受印度贝叶梵经的启示,将书面按序粘接起来,加以折叠,因大多撰以经文,故称之为“经折装”。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五代初期,书的装订逐渐转向“册页型”,至明中叶后,被称为“线装”书的形态所替代。这些技术最早在中国的发明对于古代书籍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文化背景上看,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中,文化对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层的和潜移默化的,古籍版式、编排结构及装订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氛围、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及艺术风格上。特别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受到儒、道这两大思想派别所推崇。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性命之学,认为性善源于天命,所谓“天命之谓性”,把天当作人性的最终保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际上是把人性与天道合二为一,宇宙成为人性之源。道家则把天看作自然,人只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并效法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产生及演化过程,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这正说明它的发展史是文化的发展史,充满着哲学、美学等等内涵。书籍即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讲究“护帙有道,款式古雅”这个原则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仍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一门学问,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吸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的现代书籍装帧艺术。
你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本文2023-08-07 07:34:3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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