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懂视小编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六家文选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体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体长方，横细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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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

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

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任 。

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释为核心。若以文献载体、制作方式而论，则可以划分为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古书校勘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有他书的引文、本书的异本、石刻文、古书注引文、抄本。

1、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

唐白居易《策林二·大官乏人》：“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宋欧阳修《书后》：“予在馆中校勘羣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他料定读小说的人决不会费大工夫用各种本子细细校勘。”

2、犹核实。比较核对。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定谥》：“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元典章·刑部二·狱具》：“照得先为校勘笞杖，具呈都省照详，遍行合属依例施行去讫。”

3、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

《宋史·欧阳修传》：“ 脩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校勘原则：

校勘的原则，即目的有三项：一日存真，二日校异，三日订讹。存真又分二种，一为求古本之真，二为求事实之真。求古本之真，多为藏书家所为。他们得到了一个善本，就要把它跟通行本对校，把文字异同，以及书的行款、版式、宁圆差异、纸质，甚至旧本中的圈点。

收藏图章等都要一一记录下来。求事实之真，就是“断其立说之是非”，即对原著的史实错误订误。校异，只是罗列众本并同，校者不作是非判断。订讹，是最上乘的校勘，要明其致讹原因，用正本或理校订正讹误。

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佼后之学者略知所

U。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f成绩c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五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

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