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叶名称在唐代以前的古书中有多种称呼：“荼”、“茶”、“荈”、“槚”、“蔎”、“诧”、“茗”、“葭jia”、“葭萌”、“诧”、“卢”等,其中以“荼”字用得最多,但当时“荼”是一个多义字,“荼”有苦菜和茶两重意思。后来为了区分苦菜和茶,将指茶的荼字加一个“木”字旁,因此就有了“木荼”。在唐代以前“荼”和“木荼”,是茶的常用文字称呼,读音一般仍读音茶(cha)。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湖南省有个茶陵县,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于古长沙国置的县称“荼(cha)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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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是江苏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於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上。景色秀美，城市建筑多古风。全市总面积665381平方千米，市区总面积98881平方千米，全市总人口45719万，其中市区人口11513万人。

在中国历史上，扬州曾有过三次鼎盛，第一次是在西汉中叶；第二次是在盛唐到晚唐时期；第三次是在清朝的「康乾盛世」。

扬州，作为地域称谓，《尚书》等古籍均有记载，为华夏九州之一。

春秋时期，今扬州市区附近称邗。公元前486年，吴灭邗，筑邗城，开邗沟，连接长江，淮河。这是今扬州属地上最早的城市。越灭吴，扬地属越：楚灭越，扬地归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旧址上建城，名广陵。秦统一中国后，设广陵县，属九江郡。汉代，今扬州称广陵、江都，长期是王侯的封地。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景观盛极一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扬州历史上的第一次繁华时期。为了改善和巩固民族关系，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嫁到乌孙国，比王昭君嫁到匈奴还早80多年。三国时期，魏吴之间战争不断，广陵为江淮一带的军事重地。南北朝时期，广陵屡经战乱，数次变为「芜城」。但由於劳动人民数百年辛勤开发，经济地位在恢复中不断提高。北周改广陵为吴州。山东青州，兖州一带的移民南迁广陵一带，促进了扬州的经济发展。

隋唐

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在此修建迷楼，并於618年死在这里。 有唐一代，中国国力鼎盛，扬州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曾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的门户。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多中，扬州始终起著骨干作用。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司舶使，经管对外友好往来。唐代扬州和大食交往频繁。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新罗、日本、高丽等国人成为侨居扬州的客商。日本遣唐使 来扬州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扬州人李善在吸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注释的《文选》，旁征博引，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之一。大诗人张若虚为「吴中四杰」之一，仅《春江花月夜》一首，就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684年，徐敬业、骆宾王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执政。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扬州遭到严重破坏。杨行密在扬州建立政权，史称「杨吴」，有短时间的经济恢复。不久，又陷入战争的破坏之中。

明清

自从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明清两代将近600年间中国的统治中心在北京，而农业经济中心在江浙和两湖两广地区，粮、盐的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的大多数。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割。连接中国政治中心的和经济中心的是两条水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扬州正好位於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处，凭藉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扬州经济凭藉京杭大运河这一中国经济的主动脉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

虽然清初多尔衮铁骑南下，史可法据守扬州，战败。因此扬州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屠杀，据传全城百姓无一幸免，称「扬州十日」（史料记载屠城时期实际上是五日）。但此次屠城并没有削弱扬州经济在清朝时期的强势地位。在康熙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扬州再次在康乾时期发展起来。

明清两代扬州经济的代表性行业是：

漕运，主要是粮食的运输，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均必须经此北上，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扬州钞关的税收额在明清两代一直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

盐运，淮盐西运，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苏北沿海）所产官盐在此集散，然后转运全国最广的食盐销售区－－长江中上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所谓扬子四岸）销售。城内有两淮盐运使衙门和大批盐商；富有的盐商在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当时公认的说法是：「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杭州以湖山胜」。

金融，由於扬州是全国官盐最大的集散地，大量盐商聚集於此，因此带动了扬州银庄的发展以帮助盐商的周转投资，是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其繁荣程度如同当今世界之东京、伦敦、香港；所谓「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丽，莫盛苏扬」。

娱乐业、服务业，自隋唐以来就是娱乐业就是扬州的支柱型产业，歌舞、高级妓女、艺人、书画家从业者不计其数，扬州八怪便是其中之一。扬州与南北两京、苏杭二州一同被列为「士大夫必游五都会」，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新旧二城之间的河道被辟为专供旅游的河道，称为「小秦淮」。著名的还有淮扬菜、扬州三把刀、漆器等等传统工艺。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俗话,说不清始于哪朝哪代，却说明了茶和百姓生活的息息相关。

茶的发现和饮用,历史非常悠久。茶圣陆羽说,我国在神农时代就发现了茶,周朝时就已经非常闻名了，开始出现人工种植。就是从那时开始，茶已不单纯是用于解毒的药材,而是更多的作为日常生活饮料被广泛使用。

但是，“茶”这个字，是在唐代开元年间才造出来的，在之前，汉字里面是没有“茶”字的。那么，在唐代以前，人们把茶，都称作什么呢

从《诗经》记载来看,我国在商周时期，称茶为“荼”。如《诗经•邺风》中就有“谁谓荼苦，其甘如齐”的诗句。周朝祭祀时,设置有专门的掌荼官员，《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我国唯一一座以茶命名的县是湖南的茶陵县,在“茶”字出现前，它一向被称为“荼陵”，直到唐代开元年间“茶”字出现后，才被改称为“茶陵”,延用至今。

汉代以前,茶叶也称“葭萌”。西汉扬雄《方言》记载：“蜀人谓荼曰葭萌”。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省剑阁东北部有个葭萌古县,也应该是以茶命名的县,它比湖南茶陵更为历史悠久。

此外，唐代以前，茶叶在南方还有槚、蔎、茗、荈等叫法，陆羽《茶经》对此有所记载，他说：茶叶有五种不同的叫法，“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但是自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御制的字书《开元文字音义》面世后，因为里面诞生了“茶”字，陆羽在编写《茶经》时,依据这部字书，把以前古籍中明确为“茶”的“荼”，通通都改成了“茶”，于是，茶的多种古老称谓，就逐渐被人们忘记和淘汰了。到现在，世人对茶，只剩下了二种叫法，一是茶，二是茗。

乡话人把喝茶叫“昂荈”

虽然如此，但茶的古老名称也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湖南沅陵县西部少数民族中,有一种非苗非汉的乡话语言，语言专家疑其是战国以前商周语言的遗存。这种乡话，有不少商周语言特征。例如把喝酒称作“昂斝”，把洗脚称作“澡趹（gui）”等，其中斝，就是商周时代的一种喝酒的一种器皿；趹，是商周或战国时对动物后蹄子的叫法，乡话显然是把人的脚也作为动物后蹄了。茶在乡话里，现在还被称为“蔎”和“荈”，这和西汉扬雄《方言》记载的“蜀西南人谓荼曰蔎”是相吻合的。不过在乡话中，“蔎”和“荈”是指不同的茶叶，刚摘或刚揉制的新茶，乡话称之为“蔎”或“枯蔎”，老茶叶，称为“荈”。由于乡人喝的茶都是陈茶，所以他们把喝茶，叫做“昂荈”，把用来喝茶的杯子叫做“荈杯哉”。

若不是对古代茶叶称谓有所了解，这种方言则还真的很让人费解，这也是许多人一直以来认为乡话有语言无文字的原因。

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