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国，又作“古里佛”，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曾为马拉巴尔地区的一部分，其境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zhikode）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这个出现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古国频频出现在中国古籍之中，宋时称作南毗国（Namburi），元时称作“古里佛”，明时称作“古里”，而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纪中称作卡里卡特（Kalicut），有时也作公鸡堡垒（Cock Fort）

古里与西方

明弘治十一年（1498）5月，瓦斯科·达·伽马带领葡萄牙贸易代表团于卡里卡特北部18公里处的Kappad登陆，当地的统治者和达·伽马谈判从阿拉伯过来的贸易路线时，起了剧烈的冲突，扎莫林派出了一支由八十艘战船和一千五百人组成的舰队，最后达·伽马让步，以一封模拟两可的海路权信件为协谈条件，并拒绝留下他船上的物品做为抵押。达·伽马在卡里卡特留下了几位葡萄牙水手，做为三班故里日后贸易的联络人，但是这些葡萄牙籍联络人后来都被谋杀了。

　　明弘治十五年（1502）2月12日，达·伽马率领二十艘军舰再度从葡萄牙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新开的航线。当达·伽马抵达卡里卡特时，他的船队已扩编到二十九艘，很快征服了该地，并掠夺了大量的贵重商品。

　　明嘉靖三年（1524），达·伽马在印度已有“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称呼，他派遣了更多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年底的12月24日达·伽马在当地过逝，被火化后埋在印度柯钦的圣法兰西斯教堂，至1539年才被运回葡萄牙，重葬在维第格拉。

　　明嘉靖七至十七年（1528～1538），古里国的统治者在同葡萄牙人争夺香料贸易主导权的战争中连续两次战败，葡萄牙人在科泽科德修筑了堡垒。

　　明嘉靖十九年（1540），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独占权得到最后承认，

　　明隆庆五年（1571），当地国王破坏了葡萄牙人的堡垒。

　　明万历十六年（1588），葡萄牙人再次赢得了战争，重新获得了在科泽科德驻扎的权利。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葡萄牙人和国王的军队一起镇压了当地海军将领Kunjali的叛乱。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耶稣教传教士Godiho de Eredia曾看见郑和在古里所立的石碑，并予以记载。　

　　清康熙二至三年（1663～1664），古里国联合荷兰人在取得了对葡萄牙人的最后的胜利，从而摆脱了葡萄牙人的控制。

　　清康熙三年（1664），英国人在科泽科德开设了一个商业据点。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人在科泽科德开设了一个商业据点。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印度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海德尔·阿里率领军队攻占并破坏了科泽科德，古里国最后一代统治者在自己的宫殿内自杀。

编辑本段

史籍记载

明史

　　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

　　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木、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剌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剌等国使臣入贡。其使入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

　　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煅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

　　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綯，煅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

　　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

岛夷志略

　　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马头也。山横而田瘠，宜种麦。每岁藉乌爹米至。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俗稍近古。其法至坦谨，盗一牛，酋以牛头为准，失主仍以犯人家产籍没而戮之。官场居深山中，海濵为市，以通贸易。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居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以下次加张叶皮、桑布、蔷薇水、波罗蜜、孩儿茶。其珊瑚、真珠、乳香诸等货，皆由甘理、佛朗来也。去货与小具喃国同。畜好马，自西极来，故以舶载至此国，每疋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十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

瀛涯胜览

　　即西洋大国。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国边海，山之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宝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皡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国王系南昆人，崇信佛敎，尊敬象牛。国人内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其国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王以铜铸佛像，名乃纳儿，起造佛殿，以铜铸瓦而盖佛座。傍掘井，每日侵晨，王至汲水浴佛，拜讫，令人收取黄牛净粪，用水调於铜盆如糊，遍擦殿内地面墙壁。且命头目幷富家，每早亦涂擦牛混粪。又将牛粪烧成白灰，研细，用好布为小袋盛灰，常带在身，每日侵晨洗面毕，取牛粪灰调水，搽涂其额，幷两股间各三次，为敬佛敬牛之诚。传云：昔有一圣人名某些立敎化，人人知其是真天人，皆钦从，以後圣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没嚟掌管敎人，其弟心起矫妄，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主，凡叩之则有灵验。」敎人听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粪金，人得金」，心爱而忘天道，皆以牛为真主。後某些圣人回还，见众人被弟撒没嚟惑坏圣道，遂废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骑一大象遁去。後人思之，悬望其还，且如月初，则言月中必至。及至月中，又言月尽必至。至今望之不绝。南昆人敬象牛，由此故也。

　　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中大半皆奉回回敎门。礼拜寺有二三十处，七日一次行礼拜。至日，举家斋浴，诸事不干，巳午时，大小男子到寺礼拜，至未时方散回家，才做买卖，干理家事。人甚诚信，状貌济楚标致。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幷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卽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於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後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跚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颈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紵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釐无改，彼之算法无算盘，只以两手、两脚幷二十指计算，毫釐无差，甚异于常。

　　王以六成金铸钱行使，名吧南，每个径面官寸三分八釐，面底有纹，重官秤一分。又以银为钱，名搭儿，每个约重三釐，零用此钱。衡法每番秤一钱，该官秤八分，每番秤一两，计十六钱，该官秤一两二钱八分。番秤二十两为一斤，该官秤一斤九两六钱。其番秤名番剌失，秤之权钉定於衡末，称准则活动於衡中，提起平为定盘，星称物则移准向前，随物轻重而进退之。止可秤十斤，该官秤十六斤，秤香货之类，二百斤番秤为一播荷，该官秤三百二十斤，若称胡椒，二百五十斤为一播荷，该官秤四百斤。凡称一应巨细货物，多用天平对较。其量法，官铸铜为升行使，番名党戛黎，每升该官升一升六合。

　　西洋布本国名撦黎布，出於邻境坎巴夷等处。每疋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卖彼处金钱八个或十个。国人亦将蚕丝练染各色，织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每条卖金钱一百个。胡椒山乡住人置园多种。到十月间，椒熟采摘晒乾而卖，自有收椒大户来收，上官库收贮。若有买者，官与发买，见数计算税钱纳官。每胡椒一播荷，卖金钱二百个，其哲地多收买下各色宝石珍珠，幷做下跚硼珠等物，各处番船到彼，国王亦差头目幷写字人等眼同而卖，就取税钱纳官。

　　富家多种椰子树，或一千株或二千三千株，为产业。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奸契，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蔬菜有芥菜、生姜、萝卜、胡荽、葱、蒜、葫芦、茄子、菜瓜、东瓜四时皆有。又有一等小瓜，如指大，长二寸许，如靑瓜之味，其葱紫皮，如蒜，大头小叶，称斤而卖。波罗蜜、芭蕉子广有卖者。木别子树高十余丈，结子如绿柿样，内包其子三四十个，熟则自落。其蝙蝠如鹰之大，都在此树上倒挂而歇。米红白皆有。麦大小俱无。其面皆从别处贩来卖。鸡鸭广有，无鹅。羊脚高灰色，如驴驹子之样。水牛不甚大。黄牛有三四百斤者，人不食其肉，止食其乳酪，人无酥油不吃饭。其牛养至老死卽埋之。各色海鱼其价极贱。山中鹿兔亦有卖者。人家多养孔雀，其他禽鸟则有乌鸦、苍鹰、鹭鸶、燕子，其余别样大小禽鸟，则并无有。

　　国人亦会弹唱，以葫芦壳为乐器，红铜丝为弦，唱番歌相和而弹，音韵堪听。民俗婚丧之礼，锁俚人、回回人各依自家本等体例不同。其王位不传於子而传於外甥。传甥止论女腹所生为嫡族。其王若无姊妹，传之於弟。若无弟，逊与有德之人。世代相仍如此。王法无鞭笞之刑，罪轻者截手断足，重则罚金诛戮。甚则抄没灭族。人有犯法者，拘之到官，卽伏其罪，若事情或有冤枉不伏者，则於王前或大头目前置一铁锅，盛油四五斤，煎滚，先以树叶投试爆弹有声，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於油内片时，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记，监留在官，二三日後聚众开封视之，若手烂溃，其事不枉，卽加以刑，若手如旧不损，则释之，头目人等以鼓乐礼送此人回家，诸亲邻友馈礼相贺，饮酒作乐以相庆，此事最为奇异。

　　使回之日，其国王欲进贡，用好赤金五十两，令番匠抽如发细金丝，结绾成片，以各色宝石大珍珠厢成宝带一条，差头目乃邦进奉中国。

是王好问，王好问，字裕卿，别号西塘，乐亭双庙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少卿、太仆、通政使、工部侍郎，刑、户两部侍郎，旋又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户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据史书记载，王好问虽官居显位，但衣食简朴、生性耿直。其为官清正、敢作敢当，曾为了削弱臭名昭著的“宦官集团”的权势而多次上书皇上，并劝进皇上进行政治改革数件。在南京任职期间，适逢江南饥荒，王好问积极奏请皇上开仓放粮，并为了挽救饥民性命，不待旨令到达即发放赈粮，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戴。除了政声颇好外，王好问还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史书载其“一生好学，平居手不释卷”，著作甚多，其中行世名著有《春煦轩集》三十六卷，曾由北京出版社作为古籍善本出版；其多篇词作收入《全明词》中。

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便竭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政策，如废除丞相、创设内阁大学士、改行省为三司、重用厂卫特务等，从而使君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虽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政治上强大，并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土木之变”后，国势由盛转衰，宦官长期干政。万历时，出现张居正改革。明末，内外矛盾激化，明朝被农民战争灭亡。

在前代的基础上，明朝社会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扩大，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工艺精湛，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更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明代，封建文化极为繁盛。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汤显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学艺术家领一时风骚；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

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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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的长子。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又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番，当时的番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番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番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即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于是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建文帝不知所终，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皇位，年号永乐。 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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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

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荆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北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北争，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争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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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而且由于它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成功地阻挡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

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文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和平时期，掌握了文臣就相当于掌握了国家，武将的本嘴拙舌怎么也抵不上文臣的笔和嘴，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与清代雍正皇帝的即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高煦并没有就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召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六十五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

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在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元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洪熙皇帝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洪熙皇帝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北四”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七岁。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争，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又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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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朱瞻基

宣宗朱瞻基，洪熙皇帝朱高炽的长子，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

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也有很大的作用。 朱棣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代在身边，让他了如何解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

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座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但是朱瞻基早就预料到前途的险恶，因此当得知父亲病重后，马上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 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登基之后，摆在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分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早已准备就绪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架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敌酋而告终。宣宗也网开一面，没有杀皇叔朱高煦，而是将他软禁在了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宣宗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作卫），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到了宣宗即位，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现在看来，宣宗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起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远征安南不仅空耗国库，而且使得中国许多的家庭遭受丧子，丧夫的痛苦，既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放弃安南是明智之举。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只是宣德皇帝享寿不长，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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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

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始于太祖朱元璋，终于思宗朱由检，共16帝。

明朝是元朝灭亡后，汉族人在华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的建立改善了汉人的地位，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再一次回到平民的位置上来，为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166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明朝的疆域不及元朝，但极盛时，北控蒙古、西有西域、东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辖西藏、南方建立了交郡，其间又有郑和远航扬威于海外，号称 “四海咸宾”，实远逾于唐，而不逊于清。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

由于明朝在统治上相对比较稳定，故而明朝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到明朝中期，不论是在生产工具上，还是在产量上，农业的发展都已远远超过前代，而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明朝的青花瓷器、宣德炉等手工业产品已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另外，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更是迅速，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而作为科学著作出现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成为今日我们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永乐年间，我国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六次出使，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